【艺海习游】

从2008年开始，反对一党独大的呼声改变了马来西亚政治，选民除了厌恶国阵政府，也因民主的美好想象开始积极参与选举。

但十多年过去了，政党轮替了，投票年限下降了，选民自动登记了，国家却似乎没有因为民主的推进而变好。不同阵营的人们越来越难以沟通，公共讨论空间也被极端言论所占据，真相、事实越来越不及阵营立场来得重要。

若你读过布伦南（Jason Brennan）的《反民主》，对此恐怕不会感到意外。

这本书因英国脱欧、川普上台等事件而声名大噪，其中毫不客气地表明，鼓励大众参与政治，只会增加愚昧选民的数量，无助于理性的讨论；支持民主的理由往往站不住脚；唯一说得过去的，便是將民主看成维系自由社会的有效工具。既然如此，如果能设计出更有效的制度，“反民主”也就顺理成章。

民主教育缺乏实效

布伦南将公民分类成三种：只追求小确幸，不理会公共事务的“哈比人”；狂热支持所属阵营，并厌恶敌对阵营的“政治流氓”；完全理性，愿意聆听意见和检视证据的“瓦肯人”。

布伦南想表达的是，一般对民主的理想，大多是期望政治参与和讨论，能让“哈比人”因为选票的责任感，逐渐成为“瓦肯人”，而实际的状况却是，一旦进入了政治竞技场，被迫参与政治的“哈比人”往往只会成为为各党派摇旗呐喊的“政治流氓”，理性的“瓦肯人”反而会失去话语权。

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教育论证”假说认为，如果参与政治会促使人们用宏观视野考量公众的长远利益，那么公众的参与程度越高，就越能增进公民德行；布伦南则认为，上述假说并没有实例佐证。

以民主拥戴者引以为傲的“审议式民主”为例，它不止赋予选民投票权，更是让选民直接参与政策讨论。但是，本该是打破成见的讨论，却往往重演丑陋的政治现实：参与者操弄语言，选择性呈现证据，对敏感议题立场喝倒彩，偏向地位高、口才好的人，而非专注在事实的讨论。到头来，扩大参与还是无助于达致共识，反而让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堕落”，加入到丑陋的竞争里。

选票不该是权利象征

不少人相信，选票是公民权利的象征，也是彰显权益的手段。布伦南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首先，不论你投选的候选人是否中选，你都必须承认其结果，就像不论你下单的商品有没有送达，你都必须付钱一样。如此一来，怎么能叫做有权力改变现况呢？

再者，相信民主会赋予人们力量，将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越多人参与选举，选票的作用反而会被稀释而非放大；一张选票能左右选举结果的几率，比中彩票还要困难。这样一来，如何确保当权者会保障个别选民的利益？如何确保期望的改变能被落实？当结果距离选民的控制如此遥远的时候，又怎么能说选票赋予选民不被支配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选票不应该被视为权利的象征。假设社会将驾照视作权利象征，在崇尚平等的精神下，难道该不论驾驶技术，发放执照给所有人？布伦南表示，如果连驾车、从医都需要考取执照，左右国家未来的选票，就更应该要设立入门门槛。

以美国为例，大部分选民不认得自己选区的候选人，不知道哪个政党掌握议会，不知道国家预算把钱花在哪里，更不理解政策细节和国际局势。纵容这些选民左右国家未来，就像明知道某些陪审团成员无知、不理性甚至腐败，却还依然让他们左右审判结果一样荒谬。

精英就能免于偏见？

《反民主》确实点出了民主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布伦南所倡议的“知识精英制”也有明显的漏洞。

布伦南相信，政治就该由懂得审视资讯且能理性判断的专家负责，于是需要给选民设立知识门槛，甚至让知识精英掌握决策特权。

但是，过往民主国家也设置过许多诸如财产、性别乃至于身份的投票权限制，《反民主》却避而不谈，也不曾反思这些限制的利弊。再者，布伦南凭什么相信，知识精英在论政时，必然是“瓦肯人”，而非“政治流氓”？专家们在决策时操弄语言、朋党结派、维护私利，不是也很常见吗？

更根本的争议在于：精英就一定正确吗？

《政策弔诡：政治决策的艺术》揭示，客观、数据、事实，在政治里都是模糊和人为框定的，那又凭什么限定哪些知识对选民而言是必要的？

布伦南肆无忌惮地扬言，排除贫穷或低学历群体的决策权是理所应当的，也赤裸地反映了《成功的反思》里，“才德制”（meritocracy）的问题。知识精英的决策并非没有瑕疵，却往往自以为高人一等，对其他群体提出的诉求嗤之以鼻，导致未受高等教育的族群失去尊严，更会加剧民粹的反扑。

总的来看，不论纳入或排除哪个群体，都会面对相应的挑战。布伦南未能在《反民主》解决自己提出的核心难题，但本书也是个适当的提醒，即民主不该是不可亵渎的神圣制度，也绝非改善一切的万灵丹。在享受民主的同时，也要警惕它的阴暗面：“（民主）让我周围的民众以危险不负责任的方式使用权力，逼迫我接受，借此，民主让我们彼此为敌。”

廖明威，毕业自中文系和历史系，目前于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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