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文化颓疲与当道间的张力（上）》）

一切坚固的已烟消云散

在社会结构的改变及调整过程中，新世代华人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有所变化。

华社文化看起来渐趋衰颓，过往被强调的文化内涵趋于弱化，如道德伦理、中华传统、勤俭惯习、工作伦理等；但同时，又可见文化当道，文青风气、文创观念、在地文史、社区意识等实践渐趋盛行。这些现象连带影响相关文化机制，也出现华社不同世代间不太说破的张力与矛盾。

过去以华教为基底展开的文化政治叙事，文化几乎等同于“传统文化”，被赋予传承、集体、权威、精神等沉重意涵，这些被建构的宏大叙事不易让新世代有感，他们更关切自身价值与当下感受。

在现今环境与氛围下，新世代对“文化”性质的理解，转变为强调分歧与冲突，如着重多元性、次文化、歧异和意义多重诠释等；转移至更重视物质和具体行动（如物质文化、文化产品等）。

近些年内外部力量在本土推动的文创潮流，更是强调创意是要打破固有样态，在意义与形式上增加更多可能，以丰富文化的样态。这与过去所强调的文化传承等意涵有所冲突。

因此，原本看似固定的事物与观念似烟消云散，这时代强调轻盈、流动、断裂、个体或分众、质疑（不爽）权威的特质。新世代关怀的议题也更多元，譬如社区营造、流浪猫狗、性别、环保等，超越上一代较为单纯的华人问题取向；文化范畴也从教育、族群，扩大至消费、休闲、品味、科技和产业等，经济元素也更明显。

他们对于自己的身分认同，也较不会被族群的集体认同所框限，而是可能同时属于不同的社会群集——她可能同时是女性、母亲、华裔、白领、壮年等，族群认同仅是身分认同的一部分。

晚近，有关华校各种形式募款的社会资源投入方式，较以往出现更多质疑，不管是来自校内学生或校外社会人士。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持续兴建硬体设施的独中。维系华教的固有叙事，说服力越来越弱，且被认为是一种情感或道德勒索。

过去，华校或华文报在招募新人时，也经常出现类似“热爱华教、传承文化”的修辞，强调工作价值与文化使命感，期待受招募者不要太在意薪资待遇。然而，如今这些修辞对新世代未必有感、有效。

幸福感的追求与自我风格的彰显

2018年，国阵失去政权。这个过去斗争的主要对象崩塌，让华社顿失回应政府的着力点。过去五年的政局快速变化，从政府领导人数次替换、对伊党绿潮恐惧，到行动党和巫统的合作等，再再考验民间社会组织的立场，其中三大支柱多未能积极介入时局变化，更削弱其所剩不多的权威。

马来西亚经济状况挣扎了好些年，物价持续上涨，薪资长期停滞，且经历疫情打击，但整体消费文化似更为蓬勃。在实体与网络消费开展下，文化经济以更温暖的说故事方式，透过推陈出新的数码行销，更精准地提供消费资讯，刺激与满足消费欲望。

当前消费者更强调文化与生活风格、品味的关系，展现个人独特性与情感切身性，享受当下微小的幸福感，“小日子”式的生活风格受到青睐，其他地区的流行文化影响也更迅猛。

譬如近年吉隆坡鬼子巷店家的崛起，在商业思考与包装下，原先被忽视的庶民生活巷弄，通过时光回溯的魔力，融合壁画、景观、生活杂物等元素，形塑意义与文化意涵，打造古早氛围，选择性地再现了“淨化版”的鬼子巷，让人更舒适地被召唤对食物、商品等的怀旧情怀，感受此地的独特与趣味性，使其成为打卡与消费热门景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各类艺文市集與生活节也在各地频繁举办，吸引频率相近者参与，其认同感建立在对个人生命与生活的价值、态度；一些商场也举办市集，挪用传统文化的元素（如举办“ 中秋节单身市集”，可以穿汉服提灯笼打卡拍照）；去年底开幕的诚品书店，则将其在台湾的文化消费型塑经验移植本地，规划各种文化活动，也举办强调生活态度的市集。

在各类消费文化当道下，华裔新世代对异文化也展现更高兴趣，想要更认识与理解日常中经常遇见的他者，乐于与他者交换生命经验，且愿用更大力气尝试理解彼此过去，进而相互肯认彼此，也从中认识自己。

自媒体的个性化与去权威化

传播科技（特别是数码媒体与社群媒体）的快速发展与变化，冲击了资讯流动与社会沟通方式。

可携带的手机、耳机，让人不受空间限制，避开和他人目光接触和减少互动，随时进入个体空间和世界里，暂时与外界隔绝，且自认可运用传播科技取得想要的资讯与内容，接近无时差的接触各地影、视、音、动、漫、游产品，满足不同需求，让个性更有机会被彰显。

在自媒体蓬勃发展下，短影音对情绪的挑弄与多巴胺的刺激，让人难以抗拒其魅力。网红成为热门的新兴“行业”选择，部分人表现自己的慾望更强烈，也更有机会尝试，而其同温层可以是跨越地域的社群，可相互取暖，甚至成为一种反抗姿态。

过去被建构的华人传统文化不断被拆解，固有与沉重的族群认同、文化传承等观念被打破，权力的阶序也被挑战，不再仅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近年颇受年轻人喜爱的时事自媒体经营者卢卡斯，曾在受访影片中指其一项成就感是去权威化。过往政治人物高高在上，一般人对其毕恭毕敬，但政治氛围漸改变下，政治人物也调整与公众的沟通方式，更轻松、逗趣地谈论政治与公共议题，也能接受主持人的调侃、吐槽，且观众也不认为是一种冒犯。

相对于此类节目受到新世代欢迎，华文报版面上依旧是各类领导人致词与排排坐拍照的画面，权威且无趣，也让人更不自觉地想迴避新闻。

在社会氛围、文化观与沟通方式的改变下，三大支柱和新世代的隔阂愈形明显，其原本的文化机制角色更为弱化。如何调适自身角色，或得先好好理解当前的文化状况，辨析过往与现今文化内涵的良窳，而在转型中挣扎的华文报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王志弘、高郁婷（2015）。〈生意是门好文化？零售业的文化行销策略与张力〉，《休闲与游憩研究》，7(2):41-81。

林开忠（1998）。《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周宝振（2008）。《从通报、生活报到中国报：大马一代报王周宝振 最后的48封电邮》。吉隆坡：有人。

庄迪澎（2013）。〈“虚构”的文化霸权抗衡—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道德—文化”行销策略批判（1988-2010）〉，《新闻学研究》，115:51-91。

许德发（2022）。《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台北：时报。

Zaharom Nain & Mustafa K.Anuar(2000). Marketing to the masses in Malaysia: Commercial television, relig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D.French & M.Richards (Eds.) Television in contemporary Asia (pp.151-178). London: Sage.

黄国富，自由撰稿人。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