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世情】

继1910年创刊的《光华日报》之后，曾是本土华文报纸中发行量最大的《南洋商报》，于今日9月6日创立满百年，实在不容易。

过往华文报纸、华文学校与华人社团（如会馆、庙宇等），被称为华社三大支柱，彼此是长期相互需要与协作的伙伴，因此常出现以“唇齿相依”形容三者关系（现或用“生命共同体”），也是华人建构族群认同与传承文化的重要机制。

然而，面对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从本土华人的文化角度而言，如今三大支柱各自趋向颓疲，尤其近年政经、科技环境的快速改变，动态变化着的文化内涵，已渐脱离三大支柱过往所宣扬与定义的范畴，使其文化机制角色更为弱化。

华人文化的诠释与再发明

1970年代以降，面对政治与经济领域遭受国家机器的压抑及边缘化，非土著不易展开直接的权力对抗。

华人民间社会另辟蹊径，延续1960年代华文中学改制的华教保卫战，在捍卫华教的基础上，以“文化”之名作为权力竞争的主要场域，诉求族群自救自强，以维护族群尊严和传承文化为使命，展开文化政治的斗争，抗拒政府在政经文教场域的压抑，颇能引起当时华人的共鸣。

“文化”本是宽泛而模糊的语词，指涉非常多样的现象、价值、心态与言行。华社此时运用文化中的语言、象征、意义、仪式等元素，诠释与再发明本土华人社会的基本形貌，凸显“华人”意识，用以标示“华族”的群体特质和区隔他者，抗拒“ 失根”／被同化。

三大支柱大致形成华社内在基本自足系统。在三者协同运作下，支持了各种集体历史、文化记忆的管道与载体；在日常生活中推动华教运动（如各地华小与独中的募款、推广说华语）与中华文化（不同时节的文化活动）；持续叙述遭受不公待遇等行动；若遇被视为集体危机的事件，会拉高声量动员（如华小高职事件），凝聚力量向政府施压，或在选举时倾向支持在野党，表达不满情绪。

这些日常与例外的持续操作，长期建构华人的族群认同和满足集体的情感需求，为集体动员持续保温，使得以华语文构筑个人价值观与世界观的老、壮年世代，形成集体的感知结构。

回应国家机器的文化想像

在建构“华人”意识与“华族”认同脉络下，一般华人对“文化”性质的理解，大致偏向集体、一致与整合，强调族群文化、共享的价值信念及凝聚力。

华社领导人（以中层商人为主）和文教菁英透过各种文化活动塑造的华人文化想像，主要指向习惯与风俗，举办寻根系列展览会（如传统家具）、水墨画、书法、华乐、舞狮、中秋园游会、二十四节令鼓、扯铃等活动；三大支柱推动多具表演性质的各种文化活动，召唤对过去与祖籍地的时空想像，但与本土日常生活未必直接联系，且不断操演与再现“中华文化”较精致的面向，也是对国家文化政策的回应。

后513的国家机器着重政治与经济的治理，但也透过文化治理调节部分争议，以维系社会秩序。在政府可控的范围内，华教与华人文化活动被允许自成松散的系统，也让华社有抒发不满情绪的出口，譬如华文报纸受到内政部监管，可关注华人权益和文教活动，允许小骂大帮忙。这也强化了族群间的界线。若届临失控，则会出现如华小高职事件时的茅草行动，逮捕与拘留相关行动领导人，让情势稳定下来。

1980年代后，巫统在与伊斯兰党竞争中，加速国家的伊斯兰化，使得族群与宗教的纠结更复杂，非主流族群更不易面对其中的权力竞逐。

至于华社持续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的意图，主要是希望进一步踏入国家的表演舞台，兼具寻根与向国家寻求承认的双重意义，所以表面上华社看似欲对抗国家机器的文化霸权，实则内在渴望获得国家主流的承认，确认华人也是本土主人的地位，而不是不断被标签为外来者。

华文报的文化经济

早期资讯量相对有限与流动不足，华文报掌握着相当的议题设定能力，影响着主要吸收华文资讯者。华文报关注涉及华人各项权益的议题，且报纸提供许多版位报导华人社团与华教的大小讯息，使全马各地华人能掌握相关资讯，是建构华族“想像共同体”的重要机制。

参与及关心社团、华教动态者，成为华文报的潜在读者和可能刊登广告者，而各组织领导人可在媒体上亮相，一些与报馆关系良好者获得更多曝光机会，累积声望以晋升为华社领导人。

过去商业与经济在概念上一般与文化对立，商业往往连系上牟利、败德等负面印象，这与具有美学和道德意味的文化颇有距离。但是在本土华人脉络下，商业与文化之间较不是如此对立关系，早期一些华商取得社会领导权之后，也积极定义文化，主导本土华人社会对文化的理解。

而华文报虽未必有意隐匿其商业机构的事实，但在文化行销上，会刻意彰显其文化机制的角色，不仅使取得品牌正面形象，也有助取得更多实质经济利益。《南洋商报》前管理者曾以“一元赚一元，年年如此，股东哪能不满意”、“《南洋》的机器都印得发热冒烟了”，形容1980年代该报处于高峰时的荣景。

原本具相当影响力和被政府压抑的华裔左翼人士，部分厕身三大支柱继续斗争，在“民族利益”等考量下，与中层商人合作，阶级对立让位给族群利益，共同对抗更大的“敌人”。然而，延续国家独立后的政治氛围，华教与文化议题长期弥漫于华社，可能掩盖了阶级差异延伸的各种问题，以致出现“阶级族群化”现象，即以族群的角度理解阶级问题。鉴于此，阶级议题在华社对族群问题的关注下，被忽视、压抑或替换。

全球化下的文化与经济

马哈迪1981年任相后，政府撷取欧美刚启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部分作法来推动经济发展，也扶植马来资本家。

1984年首家私营电视台TV3出现，该公司领导人即明白指出，TV3提供的是商业性服务，以最好的娱乐节目争取更多广告。

政府也将国家文化议题转由当时的文化及观光部负责，主办各种文化庆典，以推动“传统的”马来表演文化并吸引观光客，可见国家机器透过其界定的文化，作为文化消费／文化经济的一部分。

这类文化与经济的日趋结合，被视为全球化、后工业或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趋势，是 1980 年代以后全球的新现象，並非马来西亚独有。

马来西亚此时虽历经相当时期的政经低迷，但文化经济元素渐趋发酵，娱乐消费成为人们的慾望出口，缓解鬱闷的情绪。

除了电视机，录影机也进入许多家庭，录影带出租店提供剧集供观众追剧，其中港剧成为许多华人家庭煲剧的重要来源；南马华人则被培养成为新加坡电视台华语节目的忠实观众。

全球文化工业以更快速与渗透力的方式进入本土。除欧美地区，香港、台湾、日本等地的电影、连续剧及流行音乐纷纷入驻，甚至在本土建立据点生产各类文化产品，诠释全球化的本土化，影响了许多华人的文化想像。

1990年代末期，卫星电视的发展与无线广播电视的局部开放，提供了更多软性与消费资讯吸引观众，也让消费文化持续冲击马来西亚各群体的传统文化。

华文报与商品的文化行销

1980年代马来西亚消费社会已见雏型，大型商场与外国连锁快餐店等快速扩张。消费商品不仅出现在市场上，文化经济更清晰地在社会运作，譬如外国产品也搭上华教与华人文化的符号，以华文报纸为中介，在华教场域行销其产品，藉此提高形象、刺激消费。

1980年代中期《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先后举办歌星义演活动，在全马各地城镇走透透，为华教募款。此类活动持续迄今，虽目前的规模不若以往。当时，每年举办多场次义演，将华教动员常态化，募集社会资源，也巩固华教的地位，强化族群认同。

这些活动的贊助商皆为外国啤酒厂商（Carlsberg与Tiger），甚至后来的全国华团文化节，也由另一啤酒厂商（Guinness）贊助，展开厂商在华社商品文化化各自的产品。

酒精产品本为伊斯兰宗教的禁忌，面对国家机器越趋明显的伊斯兰化政策走向，具危机意识的厂商搭上华教与文化列车，在纸媒与各地活动进行宣传，将其产品与华人世俗生活联系起来，且透过华教与文化光环，试图弱化酒类产品过往的负面形象，且赋予喝酒的抵抗意涵，隐含与华社共同抵抗掌权者及主流的象征意味。

华文报也进入校园，除在中学经营与培养学生记者，也在华小推广阅报活动，使得报馆有更多机会接触未来读者。尤其，英语学校在1970年后遭逐年转化为马来语教学的国民学校，大部分华人子弟进入华小就读，更多人掌握华语，让华文报在往后相当长时期，享有读者增加的红利，总体发行量高于英文报与马来文报，也强化在华社的影响力。

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引发茅草行动，多名华教领导人被捕入狱，《星洲日报》被勒令暂时关闭，助其获得勇于对抗国家机器的光环。

1988年復刊后，《星洲日报》由常青集团掌控。诚如庄迪澎指出，《星洲日报》在1989年后以“道德—文化”行销策略（如办“花踪文学奖”等） ，快速壮大与超越《南洋商报》，并在后来併购《南洋商报》与《中国报》。不断集团化的华文报也有利于国家机器的管控。

随着整体环境不断变化，1989年《南洋商报》上市后的各家华文报，大致可说是由企业家及商业管理者主导的商业机构。

——待续——

（文接《文化颓疲与当道间的张力（下）》）

黄国富，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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