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信札】

前阵子美国新加坡裔脱口秀演员乔思莲（Jocelyn Chia）因在演出时拿马航MH370空难开玩笑，惹怒新马两地民众跟政府。

除了有群众在网路上发起抗议，马来西亚警察单位也国际刑警组织求助寻找乔思莲，想以煽动和冒犯性发言为由，对她进行调查。

警方这样的举措，尽管被身处争议暴风眼的乔思莲本人斥为“荒谬”，却在马来西亚鲜少引起讨论，少有人愿意帮乔思莲说话。

这就令人感到诧异了。即使本人对乔思莲的脱口秀内容感到恼怒，直觉上认为开这样的玩笑有道德上的缺失，却对意图限制冒犯言论的做法深感不妥。这样只会钳制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

限制言论与滑坡效应

犹记2014年左右，马来西亚众多非政府组织呼吁时任纳吉政府，兑现2012年7月11日许下的承诺，即废除《1948年煽动法令》时，所提出的论述，就十分适合用来帮乔思莲辩护。

例如GHAH（Gerakan Hapus Akta Hasutan）的文告，“根据煽动法令，几乎所有关于类似争议的话语和出版，都能视之为煽动。因此，该恶法明显用于保护当权者利益，钳制反对者与不满者，让特定议题成为禁忌。以此扼杀公民自由，营造出让人生畏的氛围……”

将“煽动”入法，尽管原本是用来限制特定极具争议的政治或公共议题讨论，却也将导致几乎所有不容于当权者的言论，都有可能被解释为是“煽动”。这样的话，理性的公共讨论权利与空间将被钳制殆尽，而这种令人生畏的氛围，最终将导致人民在发言前，都会先行自我审查言论。

这正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为言论自由辩护的重要论证之一，那就是政府用公权力来限制言论时，往往会造成“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 effects），进而产生“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s）。这即是GHAH在文告中所形容的情况。

古典自由主义伤害原则

当然，会有人质疑，根据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伤害原则，当特定言论会给他人造成伤害，我们就有理由限制该言论。例如，在拥挤的场所大喊失火，造成人们互相推挤受伤，这样的言论就应该被限制。

乔思莲的脱口秀内容，对MH370乘客家属、朋友确实会造成精神伤害啊！这样的言论不该被限制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合作抓拿乔思莲，有错吗？

其实，古典自由主义的伤害原则，是有很明确的范围的：一是言论造成他人身体受伤害，二是言论损害他人的重要利益或权利时，才能对该类言论进行必要的限制。

前者，“失火”例子已清楚解释。但当我们说到损害他人权益时，事情就没那样简单了。例如，有人向愤怒群众公开对立者的住址，虽然该言论不会导致对方身体立即受到伤害，却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且非常可能造成对方在此后受到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言论对个人权益的伤害并非空想，反而经常在现实中上演。最新的例子，就是法国拉伊莱罗斯（L'Haÿ-les-Roses）市长尚布伦（Vincent Jeanbrun）因住址被公开，住处遭到抗议者开车冲撞、纵火，导致其妻儿受伤。

精神伤害的主观认定

然而，问题在于，若冒犯言论仅止于精神层面的伤害，它还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伤害原则中，所要限制的言论吗？

我们必须很精确地来说明，何谓精神伤害：第一、精神伤害不会造成他人身体上的损伤；第二、精神伤害也不会造成他人的法定权益受损，如隐私权等；第三、精神伤害通常涉及主观认定。

举个例子，去年盂兰盆节，台湾就发生精神伤害相关的言论冒犯案例。

当时，某知名品牌商场推出了一则广告，演员在其中模仿越南新住民口音说话。越南新住民意见领袖陈凰凤认为，这则广告冒犯在台越南族群，要求厂商下架；厂商为避免争议，也确实下架了相关广告。

然而，事件形成社会讨论时，许多人认为，厂商的做法有限制言论自由之嫌。要知道，即便是我的越南新住民朋友们，也有人认为这则广告很好笑，她们没有被冒犯的感觉。

也就是说，精神伤害或冒犯言论的确立，涉及被冒分者的主观认定。

所以，当冒犯言论是针对个人的时候，哪怕是匿名影射，法律比较容易处理。被冒犯者可以透过民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至于是否有受到精神伤害，也可交由法官在检视证据以后来判断。

然而，个人的主观看法，往往很难或不太可能扩及至整个群体。所以当冒犯言论针对的是某个群体时，我们很难就此采取任何法律行动。

以马航MH370事件为例，即使大多数的相关人士认定，应该尊重作为自己亲友的死者，不应该拿这件事来开玩笑，但我们也无法排除，其中会有人可能因为马航MH370事件多年来的侦查进度缓慢，而认为这事件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国家和谐法令

或许，德沃金（Ronald M. Dworkin）的权利观点（rights-based view），能够更好说明这个问题。

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特别是效益论的伤害原则，德沃金认为，如果我们都可以接受，拥有公权力的政府，应该对所有公民个体做到平等关怀和平等尊重这一原则，那由此延伸，我们也应该要求政府，让所有公民个体都有平等发言的机会与权利。

因此，政府不能因为某人发言内容低俗，或没品味，或充满仇恨，就限制这些与大多数人价值观念不相符的言论。

问题是，这样的平等原则，会不会太过离地，特别是对发生过各种族群流血冲突的马来西亚来说？

一定会有人质疑，有些极端的冒犯言论，如鼓吹歧视、宣扬暴力对待少数弱势与异议者的仇恨言论，不会非常容易引发族群对立吗？我们难道不能像德国那样，立法禁止散播纳粹式的族群仇恨言论吗？

过去，笔者在为《燧火评论》写社论时曾建议，若马来西亚准备废除《煽动法令》，必须以《国家和谐法令》来取代，将仇恨跟歧视言论纳入规范。

我当时没有清楚表达的是，这样的限制，其内容条文必须非常明确，指涉清楚且经过人民充分讨论过后，才可立法。与此同时，这样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必须要有落日条款。

在多元社会下，化解族群间的误解与冲突，需要的不是更多公权力介入与限制，而是在政策与教育方面着手，让下一代公民拥有正确的平等观念，教育公民以同理心尊重彼此差异，宽容对待不一样的价值选择，并了解言语可能带来的伤害力量。

所以，这部《国家和谐法》只能是过渡性的，而不是在民主国家的正常状态下，应该要订定的法律。当公民社会足够成熟，我们便可不再需要对带来精神伤害或冒犯的言论进行限制。

目前，六州选举在即，坊间出现各种让人不耐、恼怒的言论。可是，我仍希望借由乔思莲的争议玩笑来提醒大家，就算对政敌的言论感到不快，我们也不应希望公权力利用现有的、有缺陷的《煽动法令》，来介入选战，并对任何公民的公共发言进行言论审查。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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