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保大钟楼与拿督沙谷广场的超时空咒怨

【南国筑梦】

如果你是怡保人或是到过怡保的人，对于矗立在怡保火车站对面的欧式白色大钟楼必定不会陌生。这座钟楼既雄伟又典雅，是过去殖民政府统治实力与威信的展现。

这座钟楼名为伯治纪念钟楼（Birch Memorial Clock Tower），是为了纪念在1875年一起暗杀事件中牺牲的霹雳第一任参政司伯治（James Wheeler Woodford Birch）而建。

或许旅客们在打卡的同时，并不知道伯治是谁，更不会留意到伯治钟楼右后方的马来小食中心拿督沙谷美食广场。殊不知，这两栋比邻的建筑，实际上有着穿越百年的咒怨。

后《邦咯条约》的挑战

这段超时空的百年咒怨始于1874年，由霹雳马来统治者、拿律义兴及海山两造华人领袖，以及英殖民政府所签署的《邦咯条约》。

这纸条约结束了拿律矿区以至霹雳苏丹王位纷争的乱局。在英国人的斡旋下，阿都拉受承认为霹雳苏丹，惟在新的体制下，霹雳执政权将由英国所主导，意即苏丹只是政权的代表，英国官员是以苏丹之名来统治霹雳。

新的安排看似明确，但实践起来处处充满挑战。

一来，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英国先前取得的海峡殖民地管理经验，都是由英国直接管辖。此次与马来统治者共同管理霹雳这个马来王国，对于英殖民政府来说，是一项新的尝试。

二来，在迫于无奈之下所签署的条约，往往在后续的实践上是两回事，毕竟成功继任苏丹之后，必须放弃苏丹传统应有的权力并非易事，而底下一众马来封地主同时也将丧失原有的征税权等传统特权，从原来的特权阶级成为殖民政府治下的公务员。

另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马来领袖蓄奴以及对底下人民施行强迫劳动的权力，以及发包饷码权予华人头家的权力也将会被禁止。

由此可见，英国进入霹雳所影响到的利益集团是十分庞大的，因此要如何应对来自马来统治阶层的挑战，在霹雳建立新秩序？道阻且长。

伯治粉墨登场

在此严峻背景之下，海峡殖民地总督必须委派值得信赖，同时又有着极强办事能力，能彻底贯彻殖民政府意志的官员来处理霹雳的问题。在当时众多官员中，被万里挑一的，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翁伯治了。

那么伯治又有什么条件使他能通过“海选”呢？

伯治算是相当具有经验的官员。他曾在锡兰（今斯里兰卡）服务，在当地执行水利灌溉工程方面有着亮眼的表现。1870年，他被调到海峡殖民地担任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这一要职。他办事方式果断俐落，能把政府政策执行到底，因此备受赏识。

当然，在整个殖民公务员体系当中，也不乏一些具有优秀能力的殖民地官员。必须留意的是另一个巧合，他当时刚刚丧妻，只有4个孩子，同时他在新加坡的一次饷码中失利，因此负债。

对于失去妻子恢复单身这件事，历史学者认为，这对于伯治的任选相当关键，因为许多有家室的官员，在得知将被派驻边陲地区后，往往会以各种理由推搪。

当时确有一些单身且办事能力强的官员，像是时为官学生的瑞天咸（Sir Frank Athelstane Swettenham）以及刚从福尔摩沙（台湾）来马来亚的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但两人毕竟年纪太轻，尚须积累经验。

在此情况下，伯治成为霹雳参政司的不二人选。

伯治身负重任，霹雳是英国势力进入马来邦国的第一块试金石，他必须创建出一套与马来官员共治的治理模式。若站在老子道家的角度，“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伯治先前的亮眼表现，也使他承接了霹雳这块烫手山芋，深入险境。

与马来统治阶层的冲突

1874年3月，伯治连同瑞天咸等一众官员从新加坡出发，前往霹雳进行始政前的安排。

到了霹雳，他们沿着霹雳河一直往江沙的方向溯源，沿途也拜会了不同的马来贵族。尽管伯治提出英治时代所将会有的转型与安置，但大家对于英国的安排接受程度不一。

贵族们难以想象自己没有征税权，也无法停止行之已久的征税习惯，即使是在《邦咯条约》中受承认的苏丹阿都拉，也仍旧与一众马来贵族继续在不同地区征税。在过去，船只只要经过所管辖的河段，马来封地主都可以对其征收10%的税收。

即使到了1874年10月，伯治正式走马上任霹雳参政司时，王位以及苏丹权力问题尚未有效解决，《邦咯条约》形同虚设。为此，伯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游走于霹雳各大河川，去游说马来领袖，试图确保条约精神得到贯彻。

在此过程中，坊间早已流传对于伯治的死亡恐吓，恐吓内容甚至也传到伯治耳中。但伯治毫不畏惧，还表示“即使杀了我，还有十个我”（If one Mr. Birch is killed，ten Mr. Birch will take this place），可以见得两造关系剑拔弩张。之后，伯治以一贯的强硬作风，继续游走于各马来封地之间。

巴丝沙叻事件之谜

1875年11月1日晚上，伯治一行人来到霹雳河中下游的巴丝沙叻（Pasir Salak）。这里是马哈拉惹里拉（Maharaja Lela）的村庄，他是反对英国征税禁令的马来贵族，也是霹雳八大贵族之首。

伯治当时因为脚踝扭伤，因此委派通译去面见马哈拉惹里拉，但不得其门而入。在协商不果之后，伯治谕令随从把三张禁令张贴在村中。

这时，巴丝沙叻对岸甘榜牙也（Kampung Gajah）的马来领袖拿督沙谷（Dato Sagor）领着约50名全副武装的侍从，前来质询伯治。伯治解释了发布禁令的原因，以及未来对于霹雳的治理模式，但毫无结果。

随后伯治就去洗澡。接下来，就是马来西亚历史课本中的著名情节“巴丝沙叻事件”了。

中学时总会好奇，伯治这么“大咖”的官员，为何会在洗澡时没有防备，没有人保护？在如此开阔的河里洗澡，难道不会发现有人接近自己吗？

对此疑问，笔者在学者本恩（P.L. Burns）编辑的《伯治日记》（The Journals of J.W.W. Birch）导论中，得到了解答。

伯治并未在河里洗澡，而是在河边以棕榈叶搭建的澡房洗澡。澡房外面有哨兵驻守，因此伯治可以很专心地洗澡。

趁着伯治洗澡时，马来人便对其发动突袭，以长矛刺进棕榈叶澡房，伯治当场毙命。由于事发突然，澡房外的哨兵也跳入河中逃生，其余的马来人也开始对伯治其他同行者发动攻击，伯治一行人死伤惨重。

这位霹雳首位参政司上任短短一年，便被暗杀了。他身亡当天是11月2日，正好是开斋节。

伯治最终安葬在班达峇鲁（Bandar Bahru），即他打算建立首府的地方（约位于现今安顺老城区北部9公里处）。值得一提的是，原本与伯治同行的瑞天咸，在10月28日便与伯治分道扬镳，继续溯河而上，前往江沙附近的沙容（Sayong），而躲过一劫。

英国发兵镇压

伯治的死亡让海峡殖民地总督的霹雳政策受到很大的挫折，也触发了英国正式对霹雳出兵，采取武力镇压。

战争在1876年中旬结束，直接参与暗杀行动的马哈拉惹里拉、拿督沙谷和班达因督（Pandak Indut）被判处绞刑。行刑时，马哈拉惹里拉还大喊 “敢做敢死”（Berani buat berani mati），确实称得上英雄。

为了安抚与稳定马来社会，其他层级更高的马来统治阶层，如苏丹阿都拉、拿律封地主卡伊布拉欣（Ngah Ibrahim）、Laksamana、Shahbandar并未被判刑，而是流放至非洲的海岛塞席尔，苏丹大位则由拉惹尤索夫（Raja Yusuf）担任。

英国最终得以控制霹雳，海峡殖民地总督委任休罗（Hugh Low）接任霹雳参政司。

伯治纪念钟楼

霹雳战争后，当地正式进入英治时代。对英国人而言，伯治无疑是大英帝国对外扩张过程中，为国牺牲的烈士，他的死重于泰山。

在伯治牺牲的约30年后，为了纪念他为霹雳带来法治与和平安定，霹雳一些官员以及商人于1906年开始，提议建立钟楼以纪念伯治，并开始组织特别委员会对外募资、征集设计稿。

这个委员会的阵容包含怡保和太平的医官康诺利（R.M. Connolly）、著名实业家贝克（Charles Alma Baker）、学者艾德葛（Peter Galstann Edgar）、矿家努特（H.F. Nutter）、华人矿家胡子春等人。胡子春是该委员会的主席。

1909年，伯治逝世后的第34个年头，委员会在旧街场山岗上的政府部门区建立了纪念伯治的钟楼，并在年底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钟楼由新加坡的欧洲建筑事务所所设计，耗资2万5000英镑，采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高72尺，俯瞰着整个怡保市区。

钟楼四面磁砖画上44位人物壁画，包含了东西方各地著名哲学家、专业人士、文学家、英雄人物，像是释迦牟尼佛、孔子、老子、穆罕默德、摩西、亚历山大大帝、牛顿、莎士比亚等。钟楼最高四个角落则有四尊分别代表正义、忠诚、耐心、刚毅的人物塑像。此外，钟楼正前方也设置了伯治的半身青铜像。

钟楼气宇非凡，标志着大英帝国国力的鼎盛，也标志着英国在30年间已经完全控制霹雳。

有趣的是，当时的霹雳参政司是小伯治（Ernest Woodford Birch）。他继承父业，担任第八任参政司（1904-1910）。开幕当日，主宾是海峡殖民地总督兼马来联邦最高专员安德森（John Anderson），霹雳苏丹依德里斯（Sultan Idris）和一众马来领袖也是座上嘉宾。苏丹依德里斯更是钟楼的主要赞助人。

此举一方面展现了英籍参政司与马来统治者共治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昭示着马来统治阶层与英帝国的主从关系、对伯治地位的承认以及忏悔。 

1900年代的怡保仍处于持续发展的阶段，是马来联邦中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此后的数年间，怡保市区陆续可以见到以英殖民官员所命名街道、建物。

举凡在霹雳或怡保担任过公职的，很多都能够在怡保找到其名字命名的街道、建筑，像是安德森的Anderson Road、第四任参政司休罗的Hugh Low Street、第六任参政司迪理彻（William Hood Treacher） 的Treacher Street、第九任参政司贝路菲（Henry Conway Belfield）的Belfield Street、第十一任参政司休谟（William James Parke Hume）的Hume Street、近打县官波士达（Edward John Brewster）的Brewster Road，康诺利的Connolly Road，以及以小伯治命名的桥梁和喷泉等等。

殖民政府就以这种方式，即透过纪念物的建设，展示英殖民政府的力量。 

去殖民化运动下的地景再造

二战之后，全球各地开始了一波波的去殖民化运动，马来亚也一样。大英帝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姿态重返马来亚，但面对汹涌的独立运动浪潮，英国始终只能是“疲惫的沙滩”。作为马来王国之中被英国殖民的先行者，霹雳在马来亚的去殖民化工作上，也有着“亮眼的表现”。

1956年，开始有马来穆斯林群体，即泛马回教协会（All-Malaya Muslim Missionary Society ）霹雳支会提出抗议，认为大钟楼正面的穆罕默德画像严重侮辱伊斯兰教，要求当局将画像去除。

1957年，马来亚正式独立，马来人终于重回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隔年3月，联盟巴西布爹（Pasir Puteh）议员莫哈末尤索夫（Mohmed Yusoff Haji Ahmad）在市议会建议，将伯治半身青铜像移除，同时也附和穆斯林群体的建议，刮除大钟楼上的默罕默德像。

到了7月，霹雳工务局派员在两个小时内将画像刮除。至于伯治半身铜像，虽然迎来一些反对声浪，但最终还是在州政府的同意下被移除。

伯治钟楼的穆罕默德像和伯治铜像的移除只是个开端，其它去殖民行动陆续有来。

在新时代里，最显著的去殖民行为是街路名的更换。昔日官职越大、被认为贡献越多的人物路名，被替换的顺位就越高，而被用来取而代之的，主要是能够彰显马来民族主义的马来君王及英雄人物。像是总督Anderson Road被更名为Jalan Raja Musa Aziz、参政司Belfield Street改为Jalan Sultan Yusuf、Hugh Low Street改为Jalan Sultan Iskandar、Treacher Street改为Jalan Bijih Timah、Hume Street改为Jalan Masjid 、县官Brewster Road改为Jalan Sultan Idris Shah、医官Connolly Road改为 Jalan Tun Perak。

值得注意的是，会以殖民政府高官命名的街路，往往都是怡保市区中的黄金地段或重要干道，因此改名之后，市民也会十分有感。此外，伯治钟楼对面的政府部门用地上的政府大厦和华民护卫司署，则是在1960年代中被拆除，原地建立以苏丹伊德利斯沙二世（Sultan Idris Shah II）为名的州回教堂。

怡保从一个具有浓厚殖民风情的城市，“华丽转身”成为马来风味浓厚的市镇。

伯治，问你死未？ 

至于用以纪念被刺杀首任参政司的伯治纪念钟楼，虽然在去殖民浪潮下“断尾求生”（穆罕默德像被刮除、伯治铜像被移除）式地被保留下来，有关当局却仍是以一种十分具有创意的方式来“招呼”这位首任参政司。

首先，钟楼前后的火车头路（Station Road）和邮政局路（Post Office Road）——前者因为直通火车站，后者因为开过邮政局而得名，并非纪念殖民人物，属于较为中性的街路名。然而，或许是拜“伯治”所赐，两条道路躺着中枪，前者改为Jalan Dato Maharaja Lela，后者改为Jalan Dato Sagor，以纪念两位刺杀伯治的马来民族英雄。大钟楼所在的广场，也被改名为Dataran Dato Sagor。

从空间上来看，这些地标关系微妙，Jalan Dato Sagor和Jalan Dato Maharaja Lela两条路前后包抄，而Dataran Dato Sagor则包围着伯治纪念钟楼，不断重演着百年前伯治被两人暗杀的戏码，犹如穿越时空的咒怨。

无独有偶，在太平市区和吉隆坡市中心（雪华堂、林连玉基金会前），以小伯治命名的道路（Birch Road），也在被当局以杀父仇人马哈拉惹里拉的名字取代。

英殖民时期破坏法治的不良分子，到了新时代后摇身一变，成了马来民族英雄。

夕阳西下，穿越百年的拿督沙谷、拿督马哈拉惹里拉、伯治由郊外的巴丝沙叻转移战场，矗立在怡保市区，每天伴随着霹雳州回教堂的朗朗诵经声，继续迎接下一个百年。伯治兄，问你死未？ 

延伸阅读

Burns, P.L. and Cowan, C.D., (eds.). 1975. Sir Frank Swettenham's Malayan Journals, 1874-1876.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ns, P.L. (ed.). 1976. The Journals of J.W.W. Birch, First British Resident to Perak, 1874-1875.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ah Boon Kheng. 1998. Malay Politics and the Murder of J. W-W. Birch, British Resident in Perak, In 1875: The Humiliation and Revenge of the Maharaja Lela.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1(1): 74-105.

Ho Tak Ming. 2014. Ipoh: When Tin Was King. Ipoh: Perak Academy.

Mariana Isa and Maganjeet Kaur. 2015. Kuala Lumpur Street Names: A Guide to Their Meaning & Histories.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伟权，新⼭⼈，台湾师范⼤学地理学系博⼠，现为新纪元⼤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华⼈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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