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怀疑】

马来西亚近日通过修法，剔除《刑事法典》中的自杀未遂罪。

在此之前，根据《刑事法典》第309条规定，企图自杀者一旦罪成，将被判处最高长达一年的监禁、罚款或两者兼施。

国会也修改了《刑事法典》第305条，即教唆儿童或缺乏心智能力者自杀或企图自杀，可处以有期徒刑最长二十年，并可处以罚款；所谓“缺乏心智能力者”也将视情况而定，泛指思想不健全、精神障碍、醉酒或受任何药物或其它物质影响，以致缺乏能力理解自杀或自杀未遂后果者。

条文修改以前，如果缺乏心智能力者自杀未遂，教唆自杀者则不犯法。另外，之前对“缺乏心智能力者”的界定也比较狭窄，仅涵盖未满18岁者、精神错乱者、神志不清者、智障、醉酒者。

同样的，《刑事法典》第306条在修改以前，也只惩罚教唆自杀者，一旦罪成将被处以长达十年的监禁，并罚款；修法后，教唆自杀未遂者，同样会被处以长达十年的监禁与罚款。

与此同时，国会也通过了《2001年精神健康法令》修订案。修法前，第11条文规定，执法单位在有理由相信任何人处于精神错乱，且因此危及自身或他人或财产，才可对其进行逮捕；修法后，相关官员或允逮捕任何企图自杀者。

修法前，只有警察和社会福利局官员有权进行上述逮捕；修法后，相关官员被称作“危及干预官员”，泛指警察、海事执法机构官员、消防官和辅助消防官、民防部队成员、社会福利局官员。相关官员在执行逮捕后，必须在可行范围内，尽快且不得晚于二十四小时，将被逮捕者带到公私立精神病院进行检查。

安乐死和协助自杀仍属犯罪

虽说马来西亚已将自杀未遂除罪，却并没有更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相关法律。在马来西亚，安乐死是完全被禁止的，可被视为犯罪。

根据《刑事法典》第300(a)条文，医生蓄意造成患者死亡，将构成过失杀人罪。

尽管在患者许可和完全同意下，自愿安乐死似乎符合《刑事法典》第300条文的例外情况5，即死者年满18岁且经其本人同意承担死亡风险时，这项行为不属于谋杀，惟患者给予的完全同意，并无法完全免除医生的刑事责任。

实施安乐死的医生仍可能在《刑事法典》第 299 条文下，被追究责任。

此外，如果医生未能结束其患者的生命，按照《刑事法典》第308条文规定，该名医生可能会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自杀作为一种权利

笔者认为，个人有行使死亡权的自由。宪法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生命的权利应该包含放弃生命的权利。换句话说，应同时保障“正面”权利和“负面”权利。例如，保障言论自由，就包含了保障不说话的自由。

在Lee Kwan Woh v Public Prosecutor [2009] 5 MLJ 301一案中，联邦法院把宪法第5条，即任何人的生命或人身自由不得被剥夺，诠释为不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生存，还包括生计和生活质量等权利。

虽然该案件探讨的不是安乐死还是自杀权，但笔者认为，这应该延申到自杀权。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只强调生命的存活，更应该不剥夺因为生命尊严还是生活质量原因行使死亡权的自由。

如果否定自杀权的原因，源自违反宗教教义，那笔者认为，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观点不应强加于每一个人。

追根究底，自杀权源自个人自主权。作为个人生命中的一环，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同等重要，人们应该有权决定自己死亡的时间和情况。倘如个人是自愿、明确、知情的情况下决定自杀，当事人并没有被任何人“杀死”，而是自主行使结束生命的权利。

再者，如果说担心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受到滥用，如弱势群体或许会在受到压力时选择自杀，我们大可通过立法，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来解决上述担忧，例如安乐死需经由一名或多名医生的同意，或申请过程需有家人甚至法庭的参与。

在英国，曾有一名叫Tony Nicklinson的病人，他中风后颈部以下瘫痪。为合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入禀高庭争取自杀权。然而，在高庭拒绝他的诉求后，他决定绝食，并在输了案件后的第六天，以此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他去世后，他的妻子继续为他上诉案件，主要的争论点在于，禁止安乐死有违《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文，即保障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可惜的是，英国最高法院认为，议会比法院更有资格评估和考虑所涉及的问题，法院无法就此作出裁决，因此交由议会决定是否作出相关修法。

防范滥用自杀权

英国地非盈利组织“临终尊严“主张了以下几个保护措施：

一、仅限于身患绝症和精神健全的成年人；
二、要求临终者自行结束生命，不允许其他人代劳；
三、设有等待期，让垂死的人有时间反思他们的决定；
四、需要医生和高等法院法官的评估；以及
五、允许临终者在家中离世。

笔者认为，这几个要求可以避免辅助死亡，并由临终者自行控制。如果自行控制的话，就能确保安乐死是完全自愿，且经由深思熟虑的决定。垂死者则应该得到协助，以采取最后的行动，让他们平静地死去。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国会这次修法剔除《刑事法典》中的自杀未遂罪是好的方向，证明精神健康受到了更多重视，而非一味地靠刑事处罚来试图解决问题。然而笔者相信，马来西亚社会对于安乐死方面的课题，还是属于比较敏感且保守的。

一些经济能力还可以的垂死者，为了避免痛苦和不体面的死亡，甚至支付昂贵的费用参加“自杀旅游”（suicide tourism）。换句话说，有意自杀者会前往某个能够合法自杀的司法管辖区，寻求自杀或协助自杀，以确保安全、平静地死去。

但事实上，也有许多人不能旅行，因此冒着痛苦和可怕的死亡风险在家中结束生命。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别无选择，而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受苦死去。

笔者认为，临终者应该受到允许和协助，以便有办法在家中，安全舒适地控制自己的死亡。

陈祖豪，现为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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