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暧昧”的现代化——读大江健三郎有感

【岛屿信札】

几年前，台湾现实主义小说家陈映真逝世时，我写了一篇〈当小说作为一种政治志业〉的文学评论悼念他。当时，我形容他是一位将小说当作是政治志业来创作的小说家。对陈映真这样的文学创作者来说，文必须要能载左派的道，要有战斗力、要具有强烈的针对现实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

今年三月逝世的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恰恰可说是一位用小说家身分，而非“小说”，来推动他所信仰的左派政治议程的代表性人物。其中最有趣的对比就在，相较于陈映真小说中强烈的价值取向，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堪称是他个人的社会体验思索，是他用来理解战后日本社会各个不同世代的人，是如何在“变异”（即从天皇体制转向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中，“选择”不同价值立场的存在主义式思索。

不用小说来战斗，却用来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个人做大量的心理素描，让大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陈映真的人物素描的志趣；相较于陈映真在小说中毫不怀疑将自身政治信仰崁入小说故事中，让台湾青年人坚定迈着步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大江笔下的日本青年在面对日本战后的现代化时，都困惑着：其中有些人在思考后变成狂热右派少年，有些人则选择投入到反美的安保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