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步履】

前阵子，本地最大中文报集团多名资深媒体人隔空辩论，究竟应是以“流量为王”还是“内容为王”：先是《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曾毓林公开批判网路组同仁盲目追逐流量；随后世华媒体马来西亚营运长陈莉珍撰文大谈“新闻趋避”（news avoidance）的困境，并喊出“受众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似是为网红家变报道背书；最终世华集团主席张聪开腔，主张 “用优质内容，对抗浮夸报导”，以保住新闻媒体公信力。

事实上，所谓 “新闻趋避”，跟“新闻泛滥”（news abundance）紧密而直接相关。换句话说，网红家变的连篇追踪报导，可能正好加剧了受众的资讯疲劳，进而趋避新闻，未必能留住受众。

要如何留住受众？或许，我们可以从news relevance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新闻媒体的困境。我认为，这能够更精准地探讨新闻产制与读者之间的问题。

Relevance或relevant，这个英文词汇似乎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中文翻译。有的人将之简单理解为“重要性”。然而，它实际上还带有“关系”（relation）或 “连接”（connection）的意涵。当我们质疑一则新闻是否relevant时，所探究的不只是它是否重要，还包括了它是否切身，即它是否与我相关，以及它如何与我相关。

或许我们需要至少追问以下问题：这些新闻对读者来说重要吗？所谓“读者”是谁？我们想象中的读者，与现实中的读者有差别吗？新闻与读者有何关联，以致新闻媒体认为相关资讯对读者来说是重要的？

商业模式与读者想象

新闻媒体的商业运作模式与一般商品不同，简单概括就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来买单”。

新闻内容是产品（羊毛），而读者是产品受众（狗）。羊毛并不出在羊身上，新闻产制成本并不低于卖给读者的售价，读者所支付的费用（或完全没支付），不足以负担新闻生产成本。新闻媒体是将读者当作流量，打包转卖给广告商（猪），借由广告收益回过头补充新闻生产成本。

必须注明的是，文中所述动物，只是为了作比喻，无关社会赋予猪狗的含义，请勿过度解读。

如果我们仅从上述商业运作模式去思考“读者”，则容易掉入“读者等于流量”的谬误。读者变成了数字，只是拿来换算成广告的点击率，读者不再是与我们共同生活在社会上，活生生的人；而媒体的目标，也会变成生产任何能引发网路热议的新闻，编辑台只要察觉任何能吸引流量的事件，就赶紧加码连篇报导，不必思考这类零碎且泛滥的资讯，对读者具有什么意义。无论是网红家变报道，或琐碎无谓的政治口水战新闻，都带有类似的性质。

新闻不只是一种商品，它也是建构社会认知框架及社会纽带的一环。我们如何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或世界，媒体传播的资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读者，不只是流量数字，也是与我们共同生活在社会上，活生生的人。

更立体地理解读者

若能跳脱“读者等于流量”的谬误，我认为，比起传统纸媒，网路媒体其实具有不同的优势，所能做的远不只是“追流量”，而是更立体地理解读者是谁。

网路媒体的伺服器记载着大量用户数据。相较于传统纸媒的订阅量或电视收视率的简单数据，网媒掌握更复杂的微颗粒数据，更有条件细致地理解读者的新闻阅读倾向。

除了能知道独立访客（UV）的次数，还能知道读者透过什么渠道、什么器材进入新闻页面，在该页面停留多久时间、浏览该页之后又大多倾向点击什么内容。他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离开时是否倾向留言、分享，或前往订阅页面等等，这些皆是可透过数据分析得知的。

不过，在现实中，网媒掌握数据优势，却未必懂得善用数据来理解读者。部分新闻媒体机构中，只有行销部能调阅这类数据及分析，编辑部的记者与编辑无法近用这些材料以理解读者。

不让编辑部近用读者数据，有的新闻媒体机构是立意良善地希望，原有的新闻专业不会因受到影响。然而，这一想法背后预设的，是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应站在客观且与社会疏离的制衡位置，同时认为自家读者的阅读倾向与旨趣，会破坏其新闻专业。这种预设，无疑带着某种精英主义的意味。

媒体与精英的共生关系

现今，媒体机构普遍自我定位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第四权”，期许制衡其它三权（即立法、司法、行政）。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日常新闻大量报道政治人物/国会议员、警官/检察官/诉讼律师/法官、部长/行政官僚等精英阶层人物的发言或事迹，有时也不乏自许能代理民意的非政府组织。

近年来，本地新闻自由空间逐步开放（新闻自由排名也大幅往前），惟新闻媒体并没有因此蓬勃发展，反倒是为了节约成本及求存，而逐步整合缩编。整体而言，新闻媒体的人力资源愈发高度集中在首都即雪隆地区；新闻来源则高度仰赖上述几种精英群体。

因此，媒体机构及平台数量虽多，但内容同质，经常把关注焦点聚焦于首都和精英阶层。不同媒体之间形成的，不是内容品质的竞争，抑或读者的市场区隔与多元化，而是新闻同行之间的速度较劲，甚至是恶意跟抄改写盗取内容。

日常新闻经常是政治人物的记者会或文告、部长的官方行程、警方的记者会、国会及州议会会议内容、法庭审讯、非政府组织的记者会或报告等等。媒体的运作模式和报导焦点，与官僚、精英群体高度叠合，两者甚至形成了共生关系。以精英作为中介或代理，早已成为新闻产制的运作套路。

比如说，民众遭遇问题，总是需要透过议员召开记者会，或是以警方报案书作为“中介”，来获取新闻媒体的报道和曝光。再比如说，非政府组织需要熟悉如何撰写文告、如何召开记者会，才会获得新闻媒体对特定议题的妥善报导及正视。新闻媒体的新闻跟进（follow-ups）模式，也经常是联系特定几个组织或精英代表来予以回应。

这些“民意代表”未必能真正再现民意，新闻经常成为精英之间的舆论战场。实际上，媒体仍未开放给民众近用，而是透过精英作为中介，来报道民众的生活面貌，进而扁平化基层生活实际面对的微观政治之复杂。

新闻媒体与精英高度仰赖彼此的新闻产制模式下所制作出来的新闻内容，尽管不是完全与民众无关，却仍在某程度上与草根基层日常生活剥离。读者可能难以从中找到共感与连结，以致每每只有到选举前夕或大疫来临，才会主动大量寻求特定新闻内容，但这种需求也总是在事后迅速退潮。

非传统媒体的启示

过往，由于新闻媒体掌握资讯的流通渠道及传播权力，在资讯市场占据寡占位置，或可不必多想关于“读者”的问题。然而，新闻媒体如今的竞争对象，早已不只是同行，还包括非传统媒体，如Goood Show、荧光笔工作室、BBK Network，所提供的各式各样网路免费内容。

我们不难发现，非传统媒体早已做出媲美，甚至超越传统新闻媒体品质的内容产品。读者随着选项增多，未必会固着在旧有的资讯接收惯习。其日常资讯接收的方式也随着科技变迁及各类平台发展而改变。比如说，过去家庭在吃晚餐时，透过电视收看新闻的场景已越来越少，如今更多是在吃饭时，搭配YouTube影片或Netflix影集；过往，家中或办公室订阅的报章天天有人翻阅，后来纸本报章逐渐乏人问津或不再续订，由其它资讯传播模式取代。

新闻与时事资讯也不再由传统新闻媒体垄断。不少网路意见领袖、自媒体或YouTuber，也能有效梳理脉络，制作出内容结构和语汇都更贴近民众的资讯、观点和分析。此外，这些非传统媒体甚至更早懂得善用阅听众数据分析，以及与阅听众实际互动，不断调整自身平台定位及资讯传播的目标对象，并精进自己的内容产制、打造市场区隔。有者甚至懂得因应市场变化，而持续为平台转型。

无论是纸媒或网媒，对新闻媒体而言，这些非传统媒体不只是竞争对手，也是很好的借鉴对象。新闻媒体是时候重新思考和自我定位，并尝试理解读者面貌，以及新闻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读者并不只是卖给广告商的流量，也应是新闻真正沟通互动的对象。新闻不应该只是未来的历史档案馆，也不能只是记载着各种客观冰冷的“最新消息”。

新闻媒体与读者的关系，不应只是知情者对无知者的资讯传达与启迪教化，反之应是因应复杂的时局，为身处同个时局下的共同体（community）提供符合需求的资讯。新闻媒体应该着眼于新闻与读者的“关系”和 “连结”，来省思如何取舍报道。

订阅制的成败关键

讨论从纸媒到网媒的新闻媒体转型时，经常有人认为若广告模式走不通，就应该转向订阅制。不过，事情可没那么简单。许多新闻媒体筑起付费墙后，就瞬间大量流失读者，市场上的成功案例未必能轻易复制。

订阅制的成败与否，其实也关乎新闻媒体的自身定位，及其对“读者是谁”是否充分理解。无论靠的是“猪来买单”或是订阅制模式，新闻媒体都脱离不了需要读者的事实。

在读者开始趋避新闻的时代，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新闻泛滥的问题。新闻泛滥有许多成因，经常被提及的包括近利短视地吸引流量、同业之间的同质竞争与盲目跟抄改写、恶意的错假资讯操作。新闻媒体与精英阶层的共生关系所导致的新闻与读者生活经验剥离，失去“连接”（connection）感，在此前较少被论及，因此笔者试着借本文加以勾勒。

对读者来说，在新闻泛滥的时代，他们更需要的是脉络化的资讯处理。因此，新闻媒体在丢出“最新消息”之前，应该思考并解释这则“最新消息”是在怎样的脉络下，对我们何以重要（relavance），其意义（significance）是什么。

在人工智能铺天盖地进入日常生活的时代，任何能惯性运作的套路都可能轻易地被取代，新闻产制也不会例外。在这个时代下，或许没什么比真正在乎作为活生生的人的读者 ，为他们有效脉络化资讯，更人性、更可贵、更无法被取代了。

黄凯荟，柔佛新山出生，劳工阶级家庭长大，大学双主修哲学系及传播系，喜欢纪录片创作，大学毕业后曾在《当今大马》中文版任职记者。写政治、写环境、写调查报道，但始终最在意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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