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殖民时期的拿律矿主：从岭南庙冢的同治古墓谈起

【南国筑梦】

在前殖民时期的拿律矿区社会构成当中，我们可以按照人们的社会角色，大致将他们分为港门主、缴主、矿主，以及苦力阶层。

然而，我们一般只将焦点放在具有影响力的港门主身上，郑景贵便是最好的例子。虽然郑氏兼具矿主身份，但他作为海山大哥，终究是非一般矿主。拿律的开发，有赖于众多向港门主承租矿地，实际操办矿场事务的矿主，他们却是较少受到关注的一群。

在现今太平岭南古庙右前方的丛林中，矗立着一座历经百年孤寂的同治古墓，诉说着拿律战争期间，海山阵营一名矿主家族的故事。

太平的岭南庙冢

岭南古庙是拿律战争结束后，海山、义兴领袖连同太平广东阖省华人，于1883年所共创的公庙。

在前殖民时期，这里是吉辇包（Klian Pauh）海山矿区的一部分，岭南古庙创建之前，这里已是坟茔处处的冢地，它的年代比今天太平广东义山还要久远。现今，这里还留有近60座古墓，它们的立碑年代主要落在清同治到光绪初年（1863-1889年），因此相信这里所埋葬的是拿律的第一批华人先民。

从籍贯来看，这些墓碑有超过60%是属于增城籍的墓碑，当地山坡上也能找到重修于1923年（民国12年）的“增龙两邑总坟”，对应了史料上海山成员绝大部分是来自广东增城的叙述。这些墓碑主要分布于岭南古庙后方，目前都被丛林杂草所掩盖，乍看之下难以发现。

岭南古庙右前方有座拿督公亭，亭后方的草丛中矗立着一块颇为别致，墓首及墓石左右都刻有雕花的墓碑。这块墓碑的位置相当隐蔽，若非有人指路，一般人几乎难以发现。

笔者写博士论文而第一次造访时，经当地文史工作者李永球指点，见到该墓碑。虽然已无后人祭拜，但墓前卻插满香支，兴许是距离拿督公亭太近而分得香火。

第二次造访岭南庙塜也是在写博论期间，当时来此进行墓碑抄录，但因为该墓碑离开其它墓群较远且隐蔽，因此成为漏网之鱼；第三次造访时，对于拿督公亭后面的墓碑记忆尽失，后来经由庙祝指点，才再度“发现”该墓。

与庙祝攀谈后发现，当地人对此孤坟所知不多，大家于是开始想要弄清这座墓碑的墓主资讯。在为墓碑上粉后，它的字迹开始一一浮现。

这是一块同治八年（1869年）的墓碑，墓主是李亚锦，墓首刻有祖籍地“增邑”，即增城县。这块墓碑是由他三个孩子长房李观贵，女儿李◯娘以及三房李观◯所立。

从立碑年代看来，这是前殖民地时期的墓碑。1869年正是第二次拿律战争（1865年）之后的四年。由此可知，墓主是拿律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这里的第一代先民。除此之外，李亚锦墓最大的看点，是立碑子女当中的长房——李观贵。

Li Kroan Kori和Li Kuan Kwei

在讨论李观贵之前，我们先来看同一时期的拿律相关历史档案里头，名字英语发音与李观贵相同的矿主Li Kroan Kori和Li Kuan Kwei。

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人，只是在拼写或排字的过程中，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它们都出现在第一次拿律战争相关的英殖民档案之中。尴尬的是，他的身份是一名被告。

事缘在1861年第一次拿律战争时，义兴处于劣势。许多义兴矿主的矿场都被海山成员捣毁。在此情况下，义兴矿主只好以英籍民的身份向英政府求援。槟城副参政司（Assistant Resident Councillor）Captain George Smart随即被派往拿律视察，并且接见了许多义兴矿主。Smart将这些矿主的遭遇、财产损失，巨细靡遗地进行了笔录。

首先被记录的是义兴矿主伍庚辰（Ung Ah Shin，新宁籍）的申诉案。他表示，在1861年7月4日，海山矿主Li Kroan Kori和另一位矿主Yong Kan，带着10名手持枪械、锄头的苦力，从他们自身Gugop的矿场，前来破坏流到自己矿场的水道，两方因此发生冲突。

另一位报案人是与Li Kuan Kwei有着合伙关系的义兴矿主李占魁（Li Ah Foy，新宁籍），两人已经合作经营矿场六年。矿场规模有80名苦力，平常由Li Kuan Kwei管理，李占魁提供资金。由于运营成本高，近两年才开始有回筹，李占魁想取回自己投资的本钱6563元，但遭Li Kuan Kwei拒绝。

无奈之下，李占魁只好到马登（Matang）寻求马来封地官员穆哈默泰益（Shaikh Mohamed Taib）的协助。穆哈默泰益也是马来封地主卡伊布拉欣（Ngah Ibrahim）的代理人，却只是叫他等待。后来，李占魁无法再等，只好选择逃走。因此，他也向Captain Smart申诉马来官员不公，声称穆哈默泰益也是海山的一份子。

虽然上述记录全属于义兴一方的视角，却已经是后人了解拿律战争细节的珍贵材料。从中我们可以知道，Li Kuan Kwei是一名海山矿主，其身份和社会地位实际上与报案的伍庚辰、李占魁对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名义兴矿主在后来1873年第三次拿律战争后，曾两度连同其他义兴矿主，向海峡殖民地总督陈情，要求英殖民政府介入拿律的纠纷。

此外，两人也签署了1874年海峡殖民地总督与拿律义兴、海山两造华人领袖签订的《邦咯副约》。虽然Li Kuan Kwei并未参与《邦咯副约》的签订，但至少能够借由伍庚辰和李占魁的事迹，推敲Li Kuan Kwei在拿律的社会阶级。

那么在缺乏文献的情况下，除了名字英文拼音能完全对应之外，我们还能从什么线索证明，档案中的Li Kroan Kori和Li Kuan Kwei就是墓主李亚锦的长子李观贵？

金石资料中的李观贵

要解答这个问题，可以从李亚锦墓立碑年代（1869年）前后的档案记录着手。

首先，李亚锦墓的所在位置，是海山公司的势力范围。根据1865年的档案记录，当时的吉辇包一带已约有近30家采矿场，其中20家属于增城人、3家属于惠州人，另外3家则是由增城人和惠州人合伙经营。

从墓碑祖籍地增城来看，李氏父子其实是海山内部的主流群体，也对应了文献中Li Kuan Kwei的海山身份。而墓碑中的李观贵与档案中的Li Kuan Kwei也同属一个时代。

在矿区里，就经济阶层而言，矿主位于金字塔顶端。由此可见，在一个绝大部分人都无法留下墓碑的年代，能够为亲人留下精美墓碑者，多少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能力。

无独有偶，在1868年（同治7年），也就是李亚锦过世的前一年，远在槟城的大伯公街福德祠进行了一次小修。该福德祠是槟城广东社群的信仰中心，投资拿律矿场的槟城广、客富商，自然也是该庙的主导者。

其中，在两次拿律战争中位居优势的海山派商人，早已经占据该庙的主流地位。1865年（同治4年）开始，海山一系的郑景贵、胡泰兴、刘三和等人便担任该庙总理、董事人。

在1868年的小修当中，参与者的名字被刻在了《福缘善庆碑》当中，从碑文看来，这次小修的参与者不多，只有21人，但拿律海山重要人物几乎都出现在这里，像是亲海山的商人胡泰兴、海山大哥郑景贵、二哥刘三和、矿主宋继龙（隆）、陈胜合以及郭胜合。

李观贵的名字也在碑文上。此外，字辈与李观贵相同的李观带也在捐款名单之列。两者是否有兄弟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墓碑上无法辨识名字的第三房——李观◯，其文字结构上确实似是以“卅”的笔画开头。

从籍贯、会党身份、年代、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中英文姓名读音等线索的对应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李亚锦墓的子嗣李观贵和文献中的Li Kroan Kori或Li Kuan Kwei其实是同一人。

弥足珍贵的前殖民时期史迹

在现今的马来西亚，若要找到华人社会相关历史遗迹并不难，但找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英治时期的史迹，前殖民地时期留下的遗迹并不多，拿律亦然。

英治前，华人移入采矿，由和平共处直至冲突，这是属于拿律的大时代。但那个时代的史迹所剩无几，李亚锦墓可谓弥足珍贵，它也是少数能够被考证的普通墓碑。

这块位在拿督公亭后方毫不起眼的孤坟，实际上是前殖民时期的海山矿主家属。从墓主长子李观贵的互动对象看来，他们也算是海山的重要家族，只是碍于镁光灯过于聚焦在大哥郑景贵之上，使得这些较之下一阶的矿主较少为人留意。

此外，目前拿律帐面上的重要人物，如郑景贵等人，有许多其实是拿律第一代开发者的子辈。郑景贵早年便是为了寻找父亲郑兴发，而来到拿律。类似的例子也可以从李观贵身上看到。即使李观贵是拿律战争的第一线参与者，但他也很可能是跟随父亲来到拿律。

这些矿主是支持整个矿区开发的中坚份子，他们带来苦力、统筹资金、生产锡矿、缴交租金予矿区的大地主。因此无论是义兴或是海山，矿主都是矿区兴盛与否的决定因素。

而这块深藏于草丛中的李亚锦墓，在结合文献加以解读之后，前殖民时期的拿律瞬间重新浮现起来，而在1869年，即李亚锦过世的三年后，拿律开始了第三次的腥风血雨。

延伸阅读：

白伟权（2019年1月20日），〈被遗忘的《邦咯副约》：纪念拿律终战145周年〉，《当今大马》。

白伟权（2022年2月18日），〈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里的拿律大佬〉，《当今大马》。

白伟权（2016），《国家、产业与地方社会的形构：马来亚拿律地域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变迁 (1848-1911)》。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论文。

李永球（2003），《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槟城：南洋民间文化。

黄存燊（1965），《华人甲必丹》。新加坡：国家语文局。

CO 273/5: Colonial Office: Straits Settlements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CO 273/15: Colonial Office: Straits Settlements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伟权，新⼭⼈，台湾师范⼤学地理学系博⼠，现为新纪元⼤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华⼈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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