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传播政策想像匮乏的宣言
说明：正值第15届全国大选，本刊敬邀评论界先进与有志之士为本刊撰写“大选评论”，望能厘清形势，注入公共政策讨论，激荡思考。盼读者垂注。
【大选评论】
一般人很自然地关注生存与生活品质的事务，民生与经济议题经常成为选举时政党与候选人着重处理的政见，且开出各种支票，盼能打动选民获取选票。
负载影视音文化、传输图文资讯和日常沟通的各式媒体／媒介，虽在形塑生活环境中扮演重要角色，却常因资讯与内容垂手可得，反让人轻忽其重要，也不易感受到文化与传播议题（譬如资讯真假、影视音内容与本土关系等）改革的迫切。
马来西亚各政党在选举提出宣言或政见时，文化与传播议题也长期被忽略。但是马来西亚社会中各社群間越趋分化及隔阂等问题，与长期忽视文化和媒体的效应有很大关联，近些年像是网络上常见对他者的偏见与贬损言论，或前阵子卖座电影《末基劳》所引发的族群与宗教争议等，不断耗损着社群之间的信任关系与情感，甚至加深妒恨与猜忌的心理，难以挣脱族群政治的桎梏。
传统大众媒体主导逻辑
综观这次选举中的各政党／联盟竞选宣言，没有意外的，文化与传播议题多被忽略，仅希望联盟有较多着墨。
希盟提出有关媒体的多项制度革新，大致为过去未执行的政见，可说是其“未竟的改革”。这些政见主要是改革长期被扭曲的国家体制与媒体结构，譬如废除恶法以强化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社会主义党也强调此点）；设立媒体理事会，以减少政治等外力介入新闻媒体和建立自律机制、以及资讯自由流通等，提升媒体在民主体制的功能。
这些有关媒体结构问题的改革，确实是体制革新的重要部分，但这几年传播新科技与媒体环境又有相当大变化，如何在这些改革基础上更进一步，希盟的蓝图裡未见整合出更具前瞻的愿景，这涉及对文化与传播媒体的理解和想像。
希盟宣言与各联盟过去主政时对媒体的思考，相当程度上停留在大众媒体时代的思考逻辑，即强调单向线性且一对多的传播方式、媒体的重要职责是监督政府，以及民众被视为被动的受众。但是在当前数码时代各类媒体汇流运作的网络逻辑中，公众的能动性更可能发挥，与政府、媒体的关系更为多样，而各类媒体的运作方式及相关产业也更为複杂与多变，若欠缺对文化与传播议题的整体想像，恐难把相关议题与民主深化进行更紧密的整合及连结。
这里所指涉的网络逻辑，是强调立即与双向沟通、社群互动，以及公众参与等多样运作形式，其中的思考与运作逻辑，和传统的大众媒体逻辑很不一样，譬如人们仰赖国际数码平台（如Google、Facebook、Instagram及TikTok等）与串流媒体（如YouTube、Netflix及Disney+等）的各种资讯及内容，而这些影视音内容已无分国界，是人们最常接触的流行文化形式，且与日常消费行为紧密结合。
但这些国际平台与媒体衍生的各种负面问题也影响本土社会，政府应如何监理与回应，其中需兼顾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面向的平衡，且要强化公众的近用、多元、互动与效率等面向。这些施政作为需具备更完整的发展策略与愿景，且能善用传播科技深化民主的开展。
轻忽文化与媒体软体建设
在侧重经济发展与传统大众媒体主导逻辑下，不同政党联盟在主政或競选宣言中，基本重通讯（电信与网络）的硬体建设，而轻文化与媒体的软体建设。
电信与网络是当代重要的基础建设，特别是覆盖率、品质与城乡数码鸿沟问题，但其传输的资讯与内容相关议题却长期被忽视。面对整体媒体环境的快速变化，各党主事者迄今仍无法调整过往的大众媒体逻辑与思维，无法萌生具前瞻的想像，甚至把相关领域的议题切割零碎化，难以产生整合的文化与传播政策方向。
希盟在宣言中提及“发展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政见，重视文化、艺术、音樂与电影的发展，且以韩国蓬勃的艺术和文化产业为例，企图擘划国家创意产业政策，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在缺乏文化与传播的想像及数码逻辑的整体思考下，难以显现清晰的策略及如何统合执行各项工作。
韩国累积多年的文化与传播产业发展经验，有其参考与学习的价值，若以政府主管单位来看，韩国在“文化、体育、观光部”下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振兴院，做为主导推动文化、创意、内容相关产业的最高领导机构。
该院将文化与传播媒体的内容整合思考和想像，推动文化内容的开展，集中发展影视、游戏、音乐等产业，且设有各种影音图文发展基金（包括文化、电影、动画和报业等发展基金），持续推进整体的文化内容产业与建构本土认同，活络民主的发展。因此，韩国具备相对清晰的文化与传播想像及愿景，多年来政府不断整合新科技等元素，才能累积出现今荣景与影响力。
整合推动改善媒体环境
执政者亟需调整思维，回应快速变化的媒体环境。在着重文化与传播产业发展的同时，形塑多样的媒体内容，兼顾推进民主的深化，以及强化公众的文化权利与传播权利。初步或可推动三个具体作为：
1. 建立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
国家机器过去一直延续大众媒体的逻辑，将国营的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RTM）和马新社（BERNAMA）视为政府宣传喉舌，耗费大量公帑，内容品质却持续被诟病，未能将公器妥善为公众所用。民间一直有声音要求将国营媒体彻底转型，成为为民服务且独立营运的公共服务媒体。
公媒不仅提供电视与广播服务，也延伸至网络与各种行动装置等新兴传播平台。因此，公媒的建设不仅是将内容延伸至新兴数码平台，其中也意味着使用者的角色，已非传统大众媒体时代的受众，而是提供更多公众参与的可能。
在网络逻辑主导下，将过往被动的受众转化为“使用者社群”与“社会网络的伙伴”，能共同参与决定公共服务媒体的走向，使其产制的内容可以更贴近阅听众，促进更多互动、参与及创新的空间，譬如本土阅听众很熟悉的韩国广播公司（KBS）或英国广播公司（BBC），都是值得参考的公媒。
透过呈现更多元多样的本土文化内容，公媒可促进各社群的相互理解和培养在地人才，也面对他国影视音的强势文化竞争，协助建构本土的文化自信。
2. 强化规范和监理国际平台
过往国际大型数码平台与搜寻引擎（譬如Google、Facebook、Twitter和TikTok等）服务，欠缺外部监督，在全球各地引发不少问题。
一些地区和国家推出监理及问责的规范，譬如欧盟在今年7月通过数码双法《数码服务法》（Digital Service Act）与《数码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前者强调公司规模越大责任也越大，以改善过往在民主课责的不足；后者则监管电子商务、网络广告及即时通讯等服务，强化市场竞争的公平，建立网络相关产业的市场秩序，推动小平台的发展空间。欧盟的这些作为值得本土参考，谨慎建立数码平台的监理与公平竞争法规。
另外，国际数码巨头在数码广告上的不公平竞争，已影响媒体的经营和媒体工作者的权益，侵蚀本土原已被扭曲的媒体环境。本土新闻媒体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近年不断呼吁政府介入，效仿一些国家立法要求数码平台为刊登新闻内容付费，建立合理的分润机制。
今年4月英文财经报纸The Malaysian Reserve被迫放弃纸版，改採完全线上运作时，其负责人也提及数码巨头对在地媒体的衝击，批评政府的对此问题的态度消极，未见具体行动改善扭曲的媒体环境，其恶果将愈加明显。
新政府有责任建立规范和监理机制，协助改善小型独立媒体的经营条件，甚至与其他东协国家政府合力建构更合理的数码市场秩序。
3. 提升公众资讯与媒体素养能力
数码时代的资讯排山倒海，乘载这些内容的媒体也有不同特性，其中不实资讯与各种偏见在同温层裡不断复制等问题，对人们的沟通和社会内部的和谐造成负面效应。
如何让媒体与网络使用者可以近用、评估、辨析与批判各种资讯内容，成为主动的“创用者”，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基本素养，但政府过往很少关注公眾相关能力的培养。
政府部门应合作有规划的推动资讯与媒体素养，针对不同世代的媒体使用者，提供不同的资讯与媒体素养学习机会，且投入资源到各级学校与社区推动媒体素养教育。
避免虚耗陷零碎政策
文化与媒体是民主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权利与传播权利也是民主社会的公民权利，如何伸张与强化，政府理应承担更积极的责任。
这需要改变思考逻辑与想像，整合文化与传播领域，形成整体的政策方向与愿景，才不致继续虚耗时间与资源在零碎的政策里空转。
黄国富，传播学者，自由撰稿人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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