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犯非巫裔居多？伊党所引“报告”到底说什么？
过去两周，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非穆斯林为贪腐根源”论引发争论。伊党中委朱迪更是不具名征引一份“某本地大学”的博士研究报告，力挺哈迪的言论。
朱迪引述报告声称，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马来西亚获判罪成的行贿者中，88%是非马来人。他还强调，这份报告也发表在美国知名大学的知名国际学术刊物。
他并没说明这份报告的出处和研究方式，也没有说明究竟报告出自本地哪一家大学，抑或刊登在哪一份“知名学术刊物”。
2017年1月，《亚洲经济文汇》期刊（Asian Economic Papers）刊登一篇同侪评审的期刊论文，当中涵盖许多朱迪所引述的数据。
论文提到，尽管巫裔在2011年占整体人口的61.81%，但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只有12.03%行贿者为巫裔。
相对之下，同一期间的其他行贿者则有华裔57.46%，以及印裔和其他15.92%。
不过，这是否代表哈迪和朱迪所言有理？
与一般学术论文规范相同，这篇论文清楚阐明其研究限制，包括其引述的数据有局限和偏差，并提醒读者不能完全照搬结论。
一、这篇论文到底说了什么？
这篇论文是由理科大学和拉曼大学学院的两名研究员合著。
他们是根据反贪会官网公开的“贪污罪犯数据库”（Corruption Offender Database），研究并撰写这篇论文。
贪污犯数据库收录行贿者和受贿者的资料，但这篇论文主要是分析行贿者卷入更大型贪污的各种导因。
换言之，受贿者的角色与原因并不在此论文的研究范围，因此无法从中理解更多相关面向。
二、行贿者真的以非巫裔居多？
虽然这篇论文确实有观察种族面向，但它也提到有其局限，也会因为仰赖反贪会数据库而可能出现偏差。
论文说明，数据库仅收录罪成贪污罪犯的资料，并没有涵盖那些涉贪但没受制裁，以及曾被捕却没判罪成的人。
论文提到，“这些缺漏将会影响我们的评估。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任何其他现成的方法，可以纠正这些选择偏差。”
论文确实提到行贿者大多以非巫裔为主，但它也提醒，这或许是因为大部分贿赂出在人们跟政府官员交涉的过程，而官员又以巫裔居多。
因此，论文声明，其研究发现仅供参考，而不能根据文中提到的行贿者概况，而直接推定任何结论。
论文也提到，虽然巫裔仅占行贿者的一小部分，但他们更可能给出更高额的贿赂。
《当今大马》已经联络论文第一作者回应。
三、论文还发现了什么？
根据论文，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共有449人行贿。他们贿赂是为了摆脱总计8390万令的罚款；或是想要左右他人决定，从而获得总值2亿6270万令吉的利益。
论文提醒，这些数据只是贿赂所造成的损失之最低估计。
论文也提到，大部分受贿者都是公务员，但他们所获得的贿金，往往比私人界职员的还来得低。
“受贿的私人界职员仅占整体的9%。但州和联邦政府的公仆收到的贿金，却比私人界少了约71%和64%。”
论文续称，行贿者提高贿金往往是为了摆脱更严厉的监狱刑罚或高额罚金，而不是为了寻求减轻刑罚。
论文指出，受贿者可以通过移除一些“人为因素”，如汽车超速监视和交通灯摄像机，来协助行贿者摆脱罪行。
四、提高罚金真有用？
另一方面，论文提到，提高贪污罪犯的监禁时间，似乎较能阻吓贪污滋长；反观一旦当局提高罚金，贿金也只会随之提高。
论文表示，其他相关研究也发现，提高罚金会带来这种反效果。
“这与以下观点一致，即高额罚金可以阻止贿赂发生的机率，但一旦涉贪者被捕，将会诱发更大型的贪污案发生。反观，监禁能够防止贪污发生。”
不过，论文认为，要防止贪污，未必只能靠监禁。
论文提醒，执法当局必须在两种刑罚——罚金和监禁之间的寻求平衡。罚金能够增加当局的收入，而监禁也有阻吓的效果，但监禁囚犯所需要的社会成本更高。
论文建议，相对“无成本”的替代方案是鞭刑，但这将会激怒人权分子；最佳办法是有效执法，提高被捕机率、迅速提控和惩处与贿金相应的严苛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