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阿末鲁菲(Ahmad Lutfi Othman)在新闻界享负盛名。《哈拉卡》前总编辑苏海米摩达(Suhaimi Mokhtar)在2007年卸任时,我的前主管希山慕丁亚也(Hishamuddin Yahya)要找新任总编辑,我就推荐了阿末鲁菲。

对我而言,阿末鲁菲是亲伊党政治评论人中的最佳人选。当时,我在马来双周刊《Siasah》和新闻网站《哈拉卡日报》(Harakahdaily)任职。

鲁菲在饱受糖尿病、肾病和心脏病的折磨后,在7月9日的清晨离逝,享年59岁。他的逝去对媒体界是一大损失。

不忍与病重好友合照

跟另外两名与我相熟的媒体界资深前辈苏奇拉迪夫(Subky Latif)与阿都苏古(A Shukur Harun)逝世时一样,我也来不及瞻仰鲁菲的遗体。当时,我在瓜拉登嘉楼,姐夫刚刚逝世。

我在6月6日最后一次见到鲁菲。他当时还在雪兰莪双溪毛糯玛拉工艺大学医院(Hospital UiTM)心脏中心接受治疗。心脏专科医生建议他再动一次心脏手术。之前,他才做过心脏绕道手术。

“祖,你刚刚有拍照吗?”我探访他回家后,鲁菲就发来一封WhatsApp简讯问我。

我说“没有”,因为我不忍心拍下病重中的他。

那天下午,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在准备让他坐轮椅到洗肾室。他的脚肿了,手上输血的部位开始出现细菌感染的症状。

我只能扶他坐上轮椅,陪他到洗肾室。一路上,我们聊了一阵,但还是不忍心和他合照。

到了洗肾室,我和友人纳兹里阿都拉(Nazri Abdullah)不便进入,就只能离开。他每两天需要洗肾一次。

回家不久后,鲁菲在面子书更新状态,感谢我们探访他,还附上一张我们之前在诚信党喉舌《Malaysia Dateline》办公室的合照。

隔天,鲁菲的儿子路曼(Luqman)告诉我,鲁菲已转送玛拉工艺大学医院的本查阿南(Puncak Alam)分院。题外话,路曼恰好跟我的三儿子同名,他们还同岁。

路曼说,他父亲的病菌感染情况严重,因此不能动心脏手术。

勤力爱记述的记者

鲁菲是最勤奋的记者,喜欢记录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曾写下一篇长文,记述他的爱子努沙菲卡(Nur Syafikah)离逝的经历。

他的文字十分精彩,擅于叙述世间事与自己之间的关联,仿佛亲自向读者叙述所见所闻。

除了勤奋,鲁菲抗拒约束。任何一方若想要限制他的写作,他宁愿辞职。

1990年至1995年期间,我在吉兰丹哥打巴鲁工作。当时,鲁菲辞去总编辑职务(当时的职称是集团编辑),纯粹是因为他不愿与时任《哈拉卡》董事经理阿兹占(Azizan Razak)共事。

(编按:阿兹占也是已故第十任吉打州大臣。)

两人关系不佳,源于阿兹占批评和不认同道菲在报道中提出个人观点。前《哈拉卡》顾问苏基拉迪夫(Subky Latif)后来告诉我,这种报道风格叫作“新新闻学”(neo journalisme)。

创办出版社延续新闻自由

鲁菲辞职后,开了一家出版社,取名为“青年出版社”(Penerbitan Pemuda),出版各种报章和杂志,还有自己和友人的书籍。

他继续在出版社争取媒体自由,反对政府与政党拥有媒体。

除此,他也与友人创办“独立媒体社运团体”(Kumpulan Aktivis Media Indipendan,KAMI),极力争取媒体自由,抗议政府和媒体老板控制媒体。

他因而多次遭当局传召,甚至被控上法庭。

间接导致二雪大臣下马

此外,两任雪州大臣——阿布哈山(Abu Hassan Omar)与基尔(Mohamad Khir Toyo)的下台,或多或少跟鲁菲出版的作品或掌管的媒体有关。

鲁菲决定留在《哈拉卡》时,道菲(Taufek Yahya)受委为《哈拉卡》集团编辑,我则继续留在哥打巴鲁担任当地的《哈拉卡》负责人。

1995年,阿兹占在吉打沙拉(Sala,现易名为双溪里茅)补选胜出,之后卸任《哈拉卡》董事经理一职,由希山慕丁亚也接替。

希山慕丁亚也担任董事经理期间,我受召回吉隆坡,接着受委为《哈拉卡》总编辑。我当时是首位由内部职员升任的总编辑,而鲁菲则仍活跃于青年出版社。

伊党在2004年大选惨败后,我在《哈拉卡》受到排挤,转为接手《哈拉卡网站》以及《Siasah》。《哈拉卡》总编辑一职则由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新闻秘书苏海米摩达(Suhaimi Mokhtar)接任。

苏海米摩达任职两年后,《哈拉卡》领导层要找新的总编辑,我建议让鲁菲担任纸版《哈拉卡》总编辑,我则续任《哈拉卡网站》以及《Siasah》的总编辑。

党报不应只是政党喉舌

鲁菲受委后,立即办论坛,确立《哈拉卡》方向。我是其中一个受邀的人,其他参与者则有负责宣传事务的伊党领袖及《哈拉卡》记者。

那一次,我和鲁菲再次站在同一阵线,主张《哈拉卡》作为媒体,需要有更多自由,不能完全受到钳制。对我而言,《哈拉卡》需要效仿马华所持有的《星报》,自我定位为“政党持有但报道自由”的媒体。

我们的看法,不同于伊党宗教师理事会和伊青。他们希望利用《哈拉卡》宣传伊党,成为政党的喉舌,而不仅仅是党所拥有的媒体。他们甚至要求《哈拉卡》封面只能出现三张脸,即已故伊党长老聂阿兹、其副手哈伦丁(Haron Din)以及时任党主席哈迪阿旺。

但我们认为,《哈拉卡》的封面必须主打时事新闻,这样才能吸引更多读者,而政党新闻则放在内页。

当时,我们就感受到伊党内部的思想明显分歧,尤其是在宗教师、伊青团以及专业人士之间。当时,年轻的宗教师开始掌管伊青团及宗教师理事会。

鲁菲开始生病后,被迫退出《哈拉卡》;我则是在2013年大选后,决定退出《哈拉卡》。

两年后,20多名资深领袖因菜单文化,而在党选中败走,最终伊党一分为二,进而催生诚信党。


本文原刊于《当今大马》马来版,作者为祖基菲里苏隆(Zulkiflie SUlong),曾任《哈拉卡》主编、《大马内幕者》专题与分析编辑。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