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第四代领导有何新气象？
【青红皂白黄】
看来，新加坡目前的副总理黄循财，确是准备龙袍加身了。
以他为首的部长团体，上个月刚推出更新社会契约的“新加坡携手前进”（Forward Singapore）运动，日前又有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六成国民认为，黄循财就是带领疫后复苏的最佳第四代领导人选。
疫情期间的首两年，种族歧视事件似乎在新加坡层出不穷，“华人优势”成了相持不下的热议课题，黄循财一年前一番不偏不倚的演讲就备受瞩目。其中跟一般官方论调相差无几的，就是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对于抑制沙文主义是不遗余力，而华校的牺牲及英语作为中立的沟通工具，都代表政府寻求平衡的方针。
一些种族情绪，往往也是由于经济与生活压力令人透不过气，需要发泄，但国家政策是否有利于人人平等，总不免成为政治课题。从目前的国际趋势，和新加坡历来安身立命之道来看，进一步的“去华化”，又是否会成为新一代公民的共识？
“种族和谐”的老生常谈
新加坡自1997年来，就将每年的7月21日定为种族和谐日，鼓励学校学生不分种族，穿着色彩缤纷的传统服饰。其中政治的潜台词是显而易见的，提醒人们1964年曾发生种族暴动，以及和平共处得之不易。
假如有谁指说新加坡始终并非真正的种族平等，凭什么说国人只能接受由华人来担任总理，宪法又何曾规定四分之三的人口必须是华人等等，为政者大可以说，新加坡共和国皆因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而分裂出来，相比对岸的土著政策也不足为过了，至少没强迫其他民族学华文，只是华人能享有双语特选学校。
然而，近几年在新加坡屡屡浮现的种族歧视问题，也值得人们反思。假如新加坡独立后的首二三十年鲜少听闻这般争议，究竟是过去未曾发明社交媒体，自然就少了喧嚣的渠道吗？还是新加坡早期的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发展相对平稳，人们安居乐业，不分彼此，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全球化现象，造成生活压力与就业困难，加上外来人口的浪潮，种族情绪便随之抬头了？
学界不久前掀起“华人优势”（Chinese Privilege）争议，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今年四月又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73%的受访者不同意个人所属的族群是事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意味着人们相信新加坡是“唯才是用”的社会。但相对于此，5%的华人表示曾有因自己种族身份而失去工作机会的经验，多达21%的马来人和17%的印度人有类似经验。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是复杂的，不同工业有不同人力资源的需求与偏重。一些中年遭裁退的专业人士，难免对新加坡从印度等国家引进外国人才的现象会特别敏感。但其他族群的新加坡人，见到诸如送货员之类的征聘启事也常要求“中英兼通”，也会觉得不公平。随着全球化经济结构的发展，“唯才是用”的原则未必能轻易找到相应的运作标准，总能找到漏洞。
人比人，气死人，“华人优势”当然不足于解释所有的矛盾，但假若一口否定，而不去聆听少数族群所面临的问题，了解症结所在，恐怕只会加深鸿沟。
前阵子有一位在小印度摊位帮忙卖花环的华人在网上曝光，他来自安徽，15年前来到新加坡，随即学会讲淡米尔语。这也是很有趣的案例，好多年前就有不少华人在小印度的餐馆做工，反映了在这里的配额制度下，南亚员工要申请工作准证，是建筑业远比服务业来得容易。当然，资讯科技又另当别论。
多元社会如何确保凝聚力
论及“社会凝聚力”，当然不能单靠政治性的文化宣传，因为凝聚力不单关系到不同族群在语言、宗教方面的身份认同，也在于阶级分化的问题。
眼见食品价格和水电费等等的高涨，组屋价格和公积金条例等等也未必能给中下阶层足够的生活保障，排外情绪更容易一触即发。这是本能反应，因为你老说经济起飞，怎么我折腾多年，连半份像样的工作也难保，那么好处都是给了谁？
事实上，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最新的调查显示，教育水平较高，对生活费上涨较不担心的，对黄循财作为第四代领导也较有信心。而另一方面，每十个受访者，又有超过四个人对生活费的上涨表示担心。这其实意味着新加坡隐藏着贫富悬殊的问题，有待国家方案来解决。
新加坡1959年获得自治的时候，人民行动党给人的印象原先就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后来的经济模式，似乎主要就从六七十年代的外资，演化到九十年代后强调的吸引外来人才。李光耀是相信“基因决定论”的，80年代曾提出让多生育的大学毕业母亲为子女选择学校时享有优先权。后期就是给外来人才大开方便之门。
土生土长或早已在此扎根的新加坡人，如何面对全球职场日渐激烈的竞争呢？目前的教育部长陈振声便一再强调“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大学或工院的文凭恐怕是不足够了。一位叫做洪维能的国会议员甚至还一度建议为大学文凭设下五年的有限期，引起不少争议。
除了经济地位，跟社会凝聚力关系最密切的就是自身语言文化的受尊重。在新加坡属于较少数的文化，当然并不限于马来人或印度人等不同宗教和语言的文化，也包括华人各方言族群及土生华人、欧亚裔等文化。如何多推行跨文化对话，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促进融合，又是一个大课题了。
“华人优势”不等于华文优势
所谓“华人优势”的议论，是套用美国关于“白人特权”或“白人优势”的说法。“白人特权”有着自身的历史背景，指的是殖民时代以来，伴随着黑奴贸易的不平等待遇，延续为一种系统的种族主义。但美国社会在语言与宗教方面比较统一，东南亚区域的移民情况就比较复杂。
新加坡华人早期主要是因商业活动而兴起，其中有些是在英殖民的饷码制度下承包鸦片、酒等的税收，而印度人早期来垦荒的有大批囚犯劳工，后期有来自斯里兰卡等地的公务员、教员、技术人员等。
新加坡独立以前，不少海峡华人早在英殖民制度下成为名门望族，可是华文教育就主要靠华社的自力更生，由陈嘉庚、陈六使等侨领以及会馆组织来带动和支助。
根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目前有48.3%的新加坡居民在家中最常说英语，最常说华语的已经从2010年的35.6%跌至29.9%，而说华族方言的更从14.3%跌至8.7%。似乎越是自己的母语，越是少人愿意视为自身的文化遗产来传承。
但这可以说是为了国家的种族和谐而做出的牺牲吗？还是后殖民社会一种文化等级的现实，人们认定只有学好英语，才能在社会立足，换取受尊敬的优势？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从南洋大学毕业出来的华校生，文凭就不比别人吃香。八十年代，已经可预知本土的教师阵容即将青黄不接，后来的解决方案就是从中国引进。但新一代对华文越是感觉生疏，如今反倒是新式英语Singlish被视为足以代表本地的文化认同，它毕竟是民间在方言与英语之间自然产生的一种折衷表达方式。
而特选学校的双语教育，相对于一般学校，则不免被批评为官方特别给予华族的一种奢侈。实际上，总体华文程度是一降再降，总理李显龙在2019年，讲华语运动40周年时也提及新加坡的双语优势已经相对减弱。
假如说新加坡是英语为主的社会，主流社会的文化倾向从英文媒体和一般政府官僚的风气或可见一斑。学术团体或文艺团体若向政府机构申请华族文化方面的支助，假如主管看得懂华文，能够分辨艺术水准的优劣及文化价值的轻重，便容易磋商，否则也只好哑口吃黄连。如今有很多推动的工作要依靠华族文化中心。除了芭蕾舞和西方古典音乐之外，也懂得欣赏以至推崇地方戏曲或其他传统表演艺术的，究竟又会有几个？
维护文化还需自力更生
说到新加坡的文化遗产，除了小贩文化和土生华人文化等有利于旅游业的研究课题之外，其他诸如跟华人文艺活动有关的本地文化史，至今有多少研究成果，有何亟待填补的空间，恐怕若是官方机构不自觉，华社也群龙无首，难以去推动。
老一辈华校生近年来纷纷把华文书捐往大马，仿佛本地无人问津。多年来，国家培训或扶持了多少相关的双语人才，来推动研究与推广华族文化工作，看来是一大疑问。
新加坡历届总理都是华人，但都不属于带有宗乡会馆色彩，或受五四思潮影响，参加学运那类华校生，李家两代是土生华人的背景，念的是剑桥。黄循财则在美国念经济，有硕士资格，假如能够解决民生问题已经是最大贡献。他年轻时就喜爱弹吉他，又活跃于教会等志愿团体，负责文化部时就曾推出“文化捐献配对基金” 来为艺术团体提供资助。
事实上，保护国家古迹与景观的工作，不得不与政府交涉，但华族文化始终不是新加坡文化的全部。研究与推广历史文化的工作，最终也有赖于华社本身的意识与力量。人们不妨多回顾华社在英殖民地时代的自力更生。
假如新加坡或南洋一带往后能有多些像陈嘉庚那样的儒商典范，以及强大的会馆或文艺团体网络，凭着“匹夫有责”的意念，来维护华社的文化记忆，下一代或不至于完全舍弃清末民初以来，南洋华人百余年的文化根基。
陈嘉庚（右）与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
不同族群间若能有更多自主的力量，以立己达人的精神来推动文化，多推行跨族群交流合作，无需政府的密切监督与严格审查，更是一种“赋能”。
“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六大支柱之下，负责“团体”的有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唐振辉，他在上个月出席一场由马来文化基金主办的跨文化对话，就曾强调文化亲和力对国家认同的重要。
假如新加坡人无法自动自发地另辟蹊径，为自身的文化认同在民族与国家之间搭建桥梁，而爱好华文又轻易被外界标签为“亲中”的表现，随着中美政治矛盾的白热化，过去对于华人“沙文主义”的恐慌与避忌，难保不会重演为下一期的去华化？
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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