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食文化与吉隆坡地方认同
【记忆碎片】
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我被媒体召唤起对吉隆坡的地方认同。当时网媒尚未普及，阅读的主要是报纸，其中起到很大影响的是作家林金城在《星洲日报》的“知食分子”专栏。在那之前，我并没有品尝过多少茨厂街一带的熟食，像金莲记福建面、冠记云吞面等招牌，都是在阅读其文后才反过来一一去寻味。
可以这么说，媒体的文化建构让读者如我学习怎么去成为更道地的吉隆坡人、怎么更深入地去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以及怎么向外来的朋友叙述这个地方。在那过程中，我觉得自己获益良多，从食物介入文史，用这个模式建立起对吉隆坡老街区的感情。
是到了后来，在我为家中长辈做口述历史时，更认真地面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才恍然发现原来当初的认同有许多是错认。那些过去我误以为是“共同记忆”的记忆，其实是别人的记忆，我只不过是借了别人的现成记忆，当成自己的。
记录祖母、父亲的口述历史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并不知道那些老吉隆坡的美食招牌。由于贫穷，以前他们一年到头外食的次数屈指可数，除非是工地伙食，要不然食物都是从家里带，或是在家里煮，在家里吃，没有外食文化。
没有外食的年代
已故的祖母生于1932年，在其父亲亡故后，七岁那年，她随母亲从中国南来。南来初期，外曾祖母在同善医院对面那片地段推泥填莲藕塘，不堪其苦，未几便带着祖母改嫁。外曾祖父是高州人，从事伐木（他们叫“放树”），因工作缘故，带着妻女四处搬迁，从1940年代到1950年代初，辗转住过隆雪的沙叻秀、文良港，仁嘉隆和万宜。
1949年，在外曾祖父安排下，祖母嫁到森美兰亚逸昆宁。祖父和外曾祖父一样，是“放树”的高州人。祖父和祖母在亚逸昆宁住了一小段时间，当时是紧急状态时期，由于祖父不愿意进入自卫团（他们对于“被抽壮丁”一事有莫名的恐惧），他们避走到万宜。随后再与外曾祖父一家搬迁到蕉赖。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祖母有30多年居住在蕉赖两条半石，距离吉隆坡老街区不远，茨厂街、苏丹街、指天街、谐街等，她知道，但她几乎没有去过那一带吃东西。实际上在1980年代搬家到士拉央后，祖母依然时常带着我和姐姐搭巴士往返蕉赖和士拉央两地，中转时，她也从不曾带我们在吉隆坡旧街区用餐。原因是没有闲钱。
已故祖母吴有英在蕉赖两条半石的屋内。
在我印象中，一直把祖母看作是老吉隆坡人，她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工作，打过住家工，务过农，割过胶、做过建筑、做过厂工等，在隆雪许多地方留下汗水足迹。但是后来我发现原来老吉隆坡的概念可能只限于吉隆坡市中心的旧街区，若用这个概念来区分，她还不算是个老吉隆坡人。
她是个被排除在各种熟食怀旧叙事以外的老吉隆坡外围人，而我却追随了那个把她排除在外的叙事，用刻意的行动（一大部分是饮食消费行动）令自己产生扭曲的地方认同。
已故祖母吴有英在蕉赖两条半石的屋内。
关于食物的记忆
父亲于1951年出生在万宜，幼年随家人搬迁到蕉赖两条半石的非法木屋区，那个木屋区在1990年代遭到拆迁，如今已不复存在。
父亲成长的岁月在蕉赖到吉隆坡市中心一带度过。中学时期，他帮忙祖父母在蕉赖三条石的菜园种菜，每天清晨大约三、四点起床割菜、拔菜；五点左右骑脚车载菜到中央巴刹（现在的中央艺术坊），卖给那里的小贩；六点多、七点骑脚车回家换校服，然后到循人中学上课。
有时候到了七点菜还卖不完，他就得把剩下的菜载到菜价更低的半山芭巴刹，碰碰运气。那段时期，他上学常迟到，他连一次都没有在中央巴刹或半山芭巴刹坐下喝茶用餐。
高三那年，父亲在半山芭油站做兼职，每天从下午两、三点打工到晚上十点。那时候仍旧是祖母每天从家里送晚饭到油站给他。到了1970年代父亲开始做建筑，经济能力稍微改善，他才间中会到半山芭为食街或者啤律的熟食档吃东西。
1980年代，定居在士拉央后，父母亲每隔一两个月会带姐姐和我从士拉央搭巴士下吉隆坡，逛书局或中央艺术坊，也总是在家里吃饱后才出门，回到家才吃晚餐，外食的次数依然非常少。不同時期的生活休闲乐趣一直都是有的，但是跟外食的关联极少。
1979年，蕉赖两条半石木屋外，父亲李云和母亲钟秀晶抱着未满一岁的姐姐。
关于食物，父亲说过一段难忘的童年记忆。在他念小学时，木屋区有一个邻居，专门为大型晚宴收拾残羹，用作喂猪的馊水。这邻居会带木屋区的小朋友一起去宴会地点帮忙收拾，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跟过这邻居去中华大会堂、中华游艺场（BB Park）收拾剩食。
小朋友没有薪水，不过当时那些晚宴的剩食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美食，他们会带着空锅去，餐桌上还能吃的肉就装起来，留着自己吃，不能吃的才拿去作馊水。
蕉赖两条半石木屋门外的树和狗。
守护个体记忆
我这才发现自己摆了乌龙，原来我的吉隆坡地方认同里跳过了家族史、跳过了长辈的社会阶级，凭空将自己想象到他人的叙事里头。
也不是说他人的熟食怀旧叙事是假的，或有心欺瞒，它们皆有所本，但当它们被一再复制后所产生的巨大声浪和回音，却会把其他微弱的声音给淹没。而究其实，它们也只不过是整个时代中某些被放大的切片。
在那之后，我开始对以饮食书写建构地方共同记忆这件事抱持着更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我依然同意建构、维护共同记忆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也常提醒自己，要更关注在共同记忆以外的个体记忆，努力不让它们被挂一漏万的共同记忆所吞噬。
回到对吉隆坡的地方认同，我仍然珍惜2000年前后从媒体上得到过的启蒙，它们终究成为我个体记忆的一部分。不过，现在对人说起吉隆坡，我总是会用更迂回的方式去谈自己是怎么与这份认同保持距离，更诚实地看待自己与这个地方的联系。
李成钢，业余文史爱好者，曾在马新两国任教，活跃于柔南社会运动组织。2019年开始与伙伴陈秀君在加拉巴沙威经营P320社区空间，希望能够在社区内深耕民主，连结同路人，并肩打造一个对弱势群体更友善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