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岛之都（三）：外资和新都的可持续建设
【永续发展】政府既要防止被本土煤矿利益集团牵着走，又要培植外资对清洁能源的信心。
【永续发展】
印尼迁都为婆罗洲带来前所未有变局，实为风险与机遇共存。就像前两文所述，迁都造成的人口爆炸将为这个世界第三大岛带来各种环境问题。其中，如何管理和满足能源需求将是关键的问题。
由于新都正处于煤炭腹地，煤电的重新抬头和环境污染的风险将印尼又一次推向十字路口——继续坚守气候承诺，抑或重新拥抱石化能源。
纵观2010年代，世界各国对克服气候变化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趋势是积极的。然而，冠病疫情、中美交恶和俄乌战争等等事件让全球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情绪，许多国家出现了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
印尼也不例外。即便较早前印尼向世界展示了其对克服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决心，该国目前的发展战略仍存在巨大的两面性。而这矛盾也许将在新都的建设中彻底暴露出来。
自重新当选以来，总统佐科维多多制定了不少令人费解的矛盾政策，反映了其对当前发展路线的调整。佐科对外谈话时皆反复提及印尼的减排决心，然而国内的煤电厂建设依然如火如荼地推行。
事实上，努山塔拉的能源问题将会面对结构性的限制因素。除了再生能源的高成本，最为根本的是煤矿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仍在延续。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位显著政客背后的各种利益集团里，煤矿业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兴许，迁都至煤炭腹地的背后也有着煤矿集团博弈的因素存在。
外资的角色
而在这一个变局当中，外资的倾向或许将左右印尼未来的发展路线。新都的建设成本估计高达350亿美元，而且还将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而这仅仅靠印尼本身的资源和能力是无法完成的。外国的资金与技术，是印尼迁都计划的关键。
除了新加坡、日本、欧盟、马来西亚等印尼传统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资加上港资过去十年来逐渐崛起为印尼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此外，韩资这两年对印尼投资猛增，有超越日资和欧盟的趋势。大马流向印尼的资金额度不小，排名徘徊在这几个国家之间。虽然新加坡在投资榜上排行第一，但许多资金都是第三国迂回投资，而非源自新加坡本土。在国家层面的影响力，这几年来中、日较为显著。
尤其，中日韩的资金对印尼新都的能源选项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2010年代，中日韩三国的公共资金几乎贡献了全球海外煤电的投资项目。虽然这些化石能源项目解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问题，三国却也被打上了气候变化推手的标签。
随着“弃煤”大潮越演越烈，中日韩三国先后宣布从2021年开始逐步终止海外煤电的公共投资。中国也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中表明，投资重心将放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发可持续的再生能源和低碳发展。
印尼这二十年来的“后苏哈多时代”的飞速增长背后的推动力来自于巨大的外资投入。无可否认，这些外国资本看重的是印尼丰富的资源还有廉价的劳动力。
然而，这几年，面对日渐明显的气候变化，还有各种劳工和人权议题，伴随着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与气候承诺和可持续发展挂钩成为了国际主流的投资策略。
在全球治理方面，各国政府也开始不断调整并加紧控制资金的流向，包括强制上司公司必须公布其项目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社会影响等等。马来西亚也不落人后，这两三年“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成为流行语，开始非常频繁的出现在各种商业和投资平台。
各种绿色指数等评级体系纷纷出现，用以评估ESG相关风险。对企业来说，除了面对政策变动和运营模式的改变等过渡期的风险，还要考量不可持续性带来的实体风险，比如气候变化带来的洪水、环境污染带来的社会动荡等等。对投资者来说，通过策略性地投资可持续的发展项目来减低这些风险是主要考量。
中资的动向
对大国来说，还存在着一层地缘政治的博弈和战略考量。尤其，中国资金的流向最为引人注目。中资常常被认为和中国政府紧密相连，其流向和带来的影响，无论好坏，皆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国家政策挂钩。
在印尼新都的建设方面，中资的一举一动皆值得关注。其中一个例子为坐落在新都附近的水泥厂项目。此项目背后的投资者为浙江红狮水泥集团，总投资约10亿美元，建成后年产水泥将达到1000万吨，将为新都的建设提供源源不绝地建材。伴随而来还有各种基建项目，比如运货码头和道路等等。除了资金，中国方面还承包工程，提供技术和工人。
不得不提的是，水泥生产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榜上的大员，这几年每年贡献了接近一成的人类全体排放量。水泥厂耗能巨大，主要的能源恰恰是煤炭。而这规模庞大而水泥厂，正正坐落在印尼的煤炭腹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中资项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计划在新都以北、北加里曼丹省的卡扬河（Kayan River）建造一个水电大坝。值得注意的是，砂劳越能源公司也牵涉在内。然而，此项目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尚不明朗。中资在湄公河流域建设水力发电站引起纠纷的前科也让此项目的可持续性备受质疑。
多重利益的平衡
纵观形势，尤其是弥补能源这一块的缺口，印尼迁都确实急不得。首先，在本土政治层面上，政府要防止被本土煤矿利益集团“牵着走”。同时，国家得明确的培植外资对清洁能源的信心，提高政策的透明度。
最重要的是，建设新都的计划中应当考虑各种替代方案，包括结合可再生能源和当地发展的需求，比如上一文提到的生物质共烧方案，从而使新都的建设能够与当地的比较优势相结合，尽可能地和各个领域保持协同作用。
打造一个全新首都所面对的挑战只是佐科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的一个缩影，如何拿捏国家气候承诺、经济发展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持续考验的不止是当政者的智慧，还有面对廉价但肮脏的能源和随之挂钩的政治利益的定力。
压抑了多年的金翅大鹏鸟想要展翅高飞无可厚非，然而亦步亦趋或较为妥当。
吴浚生（Goh Chun Sheng），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可持续发展博士，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目前在马来西亚双威大学主管可持续发展管理硕士课程。主要研究兴趣在于生物经济发展和环境修复的交叉领域，特别关注婆罗洲研究。 最新的著作为《改造婆罗洲：从土地开发到可持续发展》，将于 2022 年底由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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