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回教党领袖今日强调，新经济政策以及伴随而来的马来人议程并不符合回教教义，反而沦为执政党巩固政治力量的政治议程。

“从回教党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是一项正义的问题，根据回教教义，任何在经济、政治或社会上的持续性扶弱政策，都必须超越种族、宗教或其他的差异，它必须是基于需求。”

“如果60％的马来人真的是穷人，他们就会受惠，其他种族的穷人也将受惠。”

宁可牺牲选票也须坚持原则

回教党研究局主任祖基菲里（Dzulkefly Ahmad）昨晚在一场由“求变新生代”(Y4C)、大马律师公会属下的青年律师委员会，以及雪隆理华同学会人文图书馆联办的讲座上这么表示。

也许是因为回教党的生存关键系于马来选民，因此该党在是否废除新经济政策的立场上，相对于强烈主张废除的人民公正党显得较为模糊不清。鲜少回教党的领袖，会象祖基菲里这么截铁斩钉地表明立场。

“这是原则问题，就算我们会因此而失去选票，我们也不能妥协，我们必须实话实说。”

这场题为“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尖锐的评估”的讲座，也邀请了国民大学科技与创新教授拉惹拉昔亚（Rajah Rasiah）担任主讲人。这是《新经济政策系列讲座》的第二场，吸引了约100名出席者。

巫统应对45％土著股权感光荣

曾经在理科大学执教16年，自称是为了履行义务放弃学术而从政的祖基菲里，在讲座上清楚表明回教党反对新经济政策的立场，并主张落实以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扶弱政策来替代前者。

“在全世界各国，社会干预政策（social interventionist policy）并非罕见，都是针对少数民族、性别或特定区域而制定，但是马来西亚却是例外，我们提供持续性的社会干预政策予属于多数民族的马来人。”

他对巫统否定亚洲策略与领导机构（Asli）的研究报告指土著早已达致30％企业股权占有率目标，甚至一度创下45％占有率的举动大加讽刺。

“这是让人费解的，30％土著股权向来是巫统的斗争目标，现在研究指土著的表现不仅标青，还超过原定目标达致45％，巫统应该感到光荣与雀跃，但是他们绝坚持自己还未达致目标，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具有其他的政治议程。”

马来人议程不利于马来人

祖基菲里指出，在巫统大力宣传底下成为新经济政策精神的“马来人议程”，已沦为巫统巩固政治势力的论述系统。

“把新经济政策视为马来人议程的偏见，已经对马来族群构成不利，不仅削弱马来人的竞争力，也导致马来族群内部也出现不公平的竞争平台。”

他列举汽车入口准证（AP）的分配，以及私营化计划如马航和南北大道作为例子，炮轰巫统借着新经济政策的名义掌握分配权，实际上只肥了巫统的朋党，根本没有进行新经济政策原来的目标－重新分配财富。

“政府把南北大道交给哈林沙阿，试问他兴建过多少公里的道路？没有，一公里都没有！就连甘榜的道路都没有建过！为什么他能够获得工程，因为那是马来人议程。”

马哈迪主政期间流失3千700亿

祖基菲里也引述2004年3月29日的《The Edge》财经周刊的报道指出，国际投资银行摩根史丹利估计，在前首相马哈迪执政的22年内，因为朋党贪污而流失的财富高达3千700亿令吉。

他表示，目前引起争议性的课题有3项：目前是否是时候废除新经济政策，代之以更加公正与平等的政策？新政策如何采用新的执行方式以更加符合现况？新政策如何作出调整，保留新经济政策的优点（若有需要），同时纠正旧政策的缺点？

他主张，新的政策必须符合3大目标，既国民团结、可持续性（sustainable）的经济成长与社会平等。

“新政策也必须制造良性竞争，自发性和创业能力，不是一味等待拐杖或寻租活动”

新经政策缺乏赏罚制度

另一方面，拉惹拉昔亚则认为，若新经济政策以贫穷人民作为扶持对象，而不是土著，今天的马来西亚将会达致更高的成就。

他表示，虽然马来西亚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略胜一筹，但是以种族作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已限制马来西亚的能力，导致它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社会、负责任与高效率的机构来推动发展与成长，国内企业也无法提高其科技水平，在工业前线竞争。

“新生工业（infant industry）只有在实行赏罚制度下才能获得国家的扶持，以确保该工业持续学习和创新来提高竞争力，但是在马来西亚，国家所提供的寻租机会（rent），却象雪球一样，没有生产力地越滚越大。”

拉惹拉昔亚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分析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破坏。他指出，台湾与韩国的发展在1970年时依然落后于马来西亚，但是在37年后的今天，两国早已远远将马来西亚抛在后头，马来西亚现在被迫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与越南的一些低科技企业竞争。

“当韩国与台湾利用具有生产力的国家扶持和寻租机会，推动国内企业配合国家议程升值为高科技企业，但是马来西亚的政府关联公司，却制造出许多管理种族两极化的低竞争力企业，马来西亚原本的多元种族结构一点都没有获得利用。”

槟城的高科技工业萎缩

他指出，新经济政策所衍生的恩庇侍从关系（clientelist relationships）导致企业领袖在国家的庇护下无须负起责任，导致缓慢的学习和创新成果，最后沦为高度倚赖非技术性劳工的低科技工业。

“集中于聘请非技术外劳限制了马来西亚与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竞争的能力，结果变成与中国和越南部分的企业竞争，另外一些中国的企业早已超越马来西亚的科技。马来西亚的电子与汽车工业比起台湾和韩国，在科技上明显逊色。槟城的高科技工业开始萎缩，因为本地缺乏人力资本，也无法提供科研支援。”

“英特尔（Intel）目前最重要的工厂设在中国，第二重要的工厂将会在越南成立，并不是目前位于槟城的工厂。”

改变政策：选民扮演重要角色

拉惹拉昔亚在结论时表示，新经济政策打从制定就已犯下错误，“如果新经济政策能够以贫穷人民作为对象，马来西亚能够达致更优秀的财富分配、学习、创新和竞争力”。

他指出，马来西亚目前尚可临崖勒马，纠正错误，但是他怀疑“执政的政治精英是否会放弃他们目前拥有的寻租机会”。

“我认为若要推动扶持穷人的政策，选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必须让贫穷的土著了解，如果土著支持这样的新政策，他们将获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