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纳税人：试析种族化的税收制度
【北境观天】
每年的四五月都是纳税的季节，纳税人及会计楼都会忙着处理需要呈交给内陆税收局的文件。当局亦会使用各种管道来提醒大家准时缴税。虽然说一般大众在商品买卖的过程已经缴纳了销售税。然而事实上，真正缴纳所得税（income tax）的民众并不多，甚至亦有看法觉得大马华裔才是大多数的纳税人。
官方数据是不会展示各族缴纳税务的比例，内陆税收局也会例常地解释说纳税表格没有区分种族，所以不会有各族纳税的比例。就算真的有，在敏感以及民粹的种族气氛下，大概没有单位会愿意公开。
事实上，从各族纳税的角度去解读大马社会，就会理解何以非种族性的政策，也会带有种族性的执行效果，甚至会有两极的反应。显然，税务制度在某种层度上就已经把种族阶级化了。因此，税收的运用与花费方式，当然会引起纳税人与非纳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进而影响政策的执行。
仅7%人口缴个人所得税
大马年度税收（hasil cukai）大概1700亿令吉上下， 其中直接税（包括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石油税以及印花税）占了75%，另外25%的则是间接税（包括服务税以及销售税）。在大约1300亿令吉的直接税里，公司所得税（有限公司）占50%，个人所得税（BORANG B经商收入以及BORANG BE受薪收入）占30%。
图表1：个人所得税数据：所得分布与缴交人数
*数据采自2019年11月27日国会提问回答
以2018缴税年数据为据，大马个人所得税总共缴交了大约250亿令吉，涉及的人数约为230万人（42万5000人经商收入缴交Borang B，以及190万人受薪收入缴交Borang BE）。因此，所得税的纳税人基本上只是占大马总人口的大约7%,以及占总劳动力（labour force-2350万）的9.8%以及占总劳动人口（employ-1600万）的15%。
另外，在约800万家注册商家（Perniagaan）之中，只有约170万家属活跃，其中约10%拥有至少两个注册商家以上。半数的注册商家，约400万名经商者向内陆税收局登记，然而真正提呈缴税表格Borang B的仅有42万5000人，总数缴纳所得税约52亿令吉。
另外，属于受薪人士的个人缴纳为190万人，总共缴纳了200亿令吉。由此可见，有经商收入的纳税个体户，仅占活跃经商的总纳税人口的27%而已。
图表2：注册商家：类别与数量
*数据采自2021年11月29日国会提问回答
约30%公务员纳所得税
大马公务员大约有160万人（马来人79%，沙巴土著7%，砂拉越土著5%，印裔3%,华裔1.7%），其中大概半数，即84万6000人，年收入（扣除公积金）达马币3万4000以上。其中，有缴纳每月定期扣税（PCB）的约60万5000人。而报税时申请人寿保险支出的税务豁免（pelepasan insurans nyawa），属于退休金类别的公务员（kategori penjawat awam bertaraf berpencen）大约有53万7000人。
图表3：公务员缴税情况：年收入超过3万4000令吉的人数以及家庭状况
*数据采自2021年国会书面提问
另外，根据统计局2019年的调查，在730万户家庭当中，大约12.5%，即91万7000的住户来自公务员家庭，其中的20.7%来自B40, 而51%来自M40，T20则占了28.3%。
国家会计局资料亦显示，总数58万6000名公务员为活跃纳税人（pembayar cukai pendapatan aktif）。由此可推算，缴纳所得税的公务员大概占总公务员的30%，也占总纳税人的30%。
天课回扣丰厚
在大马所得税法令第6A(3)条文下，伊斯兰信徒缴纳天课（zakat）是可以获得税务回扣（rebate），而不仅仅是税务豁免（exempt）。每年大概有87万的纳税人申请天课回扣（zakat rebat），每年大概总回扣20亿令吉进入个别州的天课负责单位（Lembaga Zakat），而该单位需要发放给8个类别的受惠者（asnaf）。
虽然教徒只是有义务缴交收入的2.5%为天课，但是个人税务里，如果个人缴交天课超过2.5%，依然可以获得全数回扣。因此，其中的59万名纳税人在回扣后，仍需缴纳35亿令吉予内陆税收局，而另外28万5000纳税人在申请回扣后，就不再需要缴付任何税务给税收局，因为已经全数抵消了。
以2020税务年为例，28万4540名纳税人总共申请约7亿令吉的全数回扣，平均为每人回扣（rebate）了2500令吉，回扣后也不再需要缴纳任何税金给国库。
除了个人以外，公司以及合作社（koperasi）亦可以申请天课税务回扣。2017年，2179家公司以及212家合作社，总共个别获得2亿令吉以及3000万令吉的回扣。由于属于回扣（rebate），这也意味着这笔回扣会直接抽出而不会进入整个纳税的现金流。
相较起一般的税务豁免（tax exemption），后者只是减少缴纳的税务分量，而不是完全抽出。而富有的穆斯林，是可以和个别州属的天课负责单位（Lembaga zakat）商讨缴交更高的天课并获得“折扣”。所谓的“折扣”，就是缴交天课总额给天课局，但“折扣”的部分可以输入建议中的基金会（Yayasan），而由该基金会“协助”派发给有需要的贫穷穆斯林。
有关的“折扣”是可以斟酌处理，联邦直辖区（wilayah）一般给予30%折扣，而玻璃市则给予50%折扣。
意既如果某个穆斯林按照内陆税收局的计算方法，需缴交2000令吉，而根据天课之总收入的2.5%计算，需要缴交1000令吉；那么按理说，他可以获得内陆税收局的天课回扣（rebate），缴交1000令吉为所得税，另外缴交1000令吉予天课局为履行宗教义务。
然而，根据现有制度，他亦可以直接缴交2000令吉给玻璃市天课局，然后建议50%的回扣贡献给某个基金会来协助派发给穷人（asnaf），那他的所得税天课回扣（zakat rebat）就是总数2000令吉，回扣（rebate）后，他就不需要缴付任何的所得税了。
尽宗教义务不需承当国家义务？
为示缴纳天课的税务回扣与一般税务豁免的差别，可以下述例子说明：
我们尝试用一个中上家庭（M3）收入来计算，假设夫妇两人每月总收入7000令吉，一年总收入（Pendapatan Agregat）8万4000令吉。假设没有其他收入，以及假设两个孩子一个18岁以下，另一个18以上在念书（税务豁免2000令吉+8000令吉=1万令吉），个人豁免9000令吉，伴侣豁免4000令吉，公积金+人寿保险+医药、教育保险豁免最高总数1万令吉，电脑、网络及其他生活素质提高（gaya hidup）豁免2500令吉，总豁免为3万5500令吉。那么税前收入为（84000-35500)，即4万8500令吉，需要缴税1680令吉。假设他捐款（donation）最高数目，即总收入的10%，既8400令吉，那么总豁免为4万3900令吉。那么税前收入为（84000-43900），即4万100令吉，需要缴税的所得税为1008令吉。
简言之，在这个配套里面，捐出8400令吉，总得的税务减免是（1680-1008），即672令吉而已。然而，同等收入计算的穆斯林纳税者，在第一个缴税计算里面，只要他缴交给天课局（lembaga zakat）1680令吉，那就可以获得全数回扣，也就不需要在付给内陆税收局任何的所得税了。
所以，同等的收入，不同层次的豁免与回扣，最终，穆斯林可以只尽宗教义务而不需要承当国家的义务了。
税务制度的扭曲
大马中层收入阶级M40（家庭月入4800令吉-1万1000令吉）的土著约180万户，华裔72万户，印裔23万户；上层收入阶级T20（家庭收入1万1000以上）的土著75万户，华裔56万户，印裔12万户。若省略其他种族，这三大类别的T20已经占143万户，M40则占了275万户。
大马平均家庭户人口（average size of household）为3.9人，而平均收入接受者（average income recipient）约1.8人。一般小个体户，如果没有任何税务回扣或豁免，大概月入3000令吉就接近需要报所得税的门槛了。
在大马，单单M3（7100令吉-8700令吉）以上至T20就已经有157万户，即大约300万个体户的有收入者是收入超过基本门槛的。日前内陆税收局就揭露，庞大的电子商务涉及的交易数额高达8000亿，但这类的网红等等并没还有缴纳税务。
虽然税收局的缴税表格没有填写种族一栏，然而从以上的视角去推算，不难看出到底谁在承担整个国家的税收。然而在民粹当道之下，没有政府敢强硬地向人数最庞大以及选票最多的土著征税。
当征收的税务通过宗教名义抽离国库，无可避免地把税收负担加重在非土著或非穆斯林身上。当税务制度不再完全以经济为基础，某个程度上这已经扭曲了税务本身的意义，既没有抑制贫富悬殊，也达不到劫富济贫，因为显然的，富有的土著还可以通过这样的操作进一步拉开土著内部的贫富距离，并从另一个方面维持贫穷土著的存在来合理化扶弱政策的永久化。
在第十一大马计划（Eleventh Malaysia Plan）的报告书就已经揭示了，2014年的各族贫穷率，土著（bumiputera）仅仅是0.8%，但是西马原住民（orang asli in Peninsular）则是34%，沙巴土著（bumiputera Sabah）是20.2%以及砂劳越土著（Bumiputera Sarawak）是7.3%。所以单单以土著一词涵盖全部，则显然是掩盖了土著之间的贫富悬殊事实。
这样的税务基础，导致政策拟定面对零和矛盾。由于过度顾忌民粹，强推福利政策，只谈分配忽略生产，长期依赖天然资源而没有逐步强化民众缴税的意识。
政府推行消费税，不可避免地引起向来没缴税群体反弹，纵使消费税对于商业生态来说可能是正面的。华社商家基本上不反对消费税的制度，只是不满意政府在退税方面的延迟，影响现金流。另外，关税局只热衷于鸡蛋里挑骨头，从循规蹈矩的商家中挑毛病，但却不敢也不愿意花时间在符合资格但却不登记消费税户口的商家，这样对守法的商家不公平。
政府征收的石油税大约130亿令吉，另外还有版税（royalties）43亿令吉以及国油的股息（dividend）180亿令吉，让政府拥有迂回空间而不需要加强所得税的涵盖面，然而这样却也养成了国家对天然资源的依赖而无法专注提高生产力。
生育率落差拉开纳税距离
所得税的计算，给予纳税人的孩子税务豁免（pelepasan anak），即18岁以下，豁免额2000令吉；18岁以上未婚/全职学生，豁免额2000令吉；18岁以上未婚/大专生，豁免8000令吉。
另外，退休配套的公务员（penjawat awam berpencen）可以豁免人寿保险额高达7000令吉，非退休配套的公务员以及大众（selain penjawat awam berpencen）可以豁免的人寿保险额仅是3000令吉和公积金豁免额4000令吉，但两者不能相加。
在2020年的纳税年中，190万名纳税人申请孩子税务豁免，其中约30万人来自经商收入人士而160万人来自受薪纳税人。由此可见，家庭人口数目也会直接影响纳税人口的数目与幅度。
2019年贫穷率（kadar kemiskinan PGK 2019）计算，贫穷州为沙巴（19%），吉兰丹（12.4%），砂拉越（9.0%）以及吉打（8.8%）。但值得关注的是，几个马来州属的人口生育力（Total Fertility Rate, TFR）非常高，登嘉楼（3.1），吉兰丹（3.0），吉打（2.2）以及玻璃市（2.2），依然超越了大马2015年所达至的2.1饱和生育率（replacement level of fertility）。与此同时，这几个州属对避孕的需求（unmet need for contraceptive）却偏高，吉打（29%），登嘉楼（26.1%），沙巴（24.7%），吉兰丹（24.1%）以及玻璃市（23.2%）。
从中可以得知，种族之间的生育率落差越大，加上城乡之间的各种水平落差，造就非城市的土著一直处在贫穷线边缘，根本谈不上跨过纳税的门槛。而富有的土著亦可以通过税制赋予的空间，把资金转移出税收体制。而有关的福利金，在扶助弱势的当儿，加重了依赖却无法提升生产力，反而更提供了资源来扩大家庭户人口。
这个福利加民粹的无止尽循环，最终导致让贫穷阶级离开纳税门槛越来越远，而已经承担税务的纳税人为了维持生活素质和水平，则需要活得更精简和压缩。
制度改革需考虑扭曲的本质
在税务制度完全没改善的情况下，一些民粹的福利政策如取消高教贷款，代之以免费大学教育，却没同时取消不平等的入学制度，最终只是增加那仅仅7%的纳税人负担。
本来属于经济阶级的对抗，在这样的税务制度底下，却演变成福利政策种族化的零和游戏。因此，任何政治精英要提出政策来改革大马经济，不能夸夸其谈地建筑空中楼阁，必须考量这个扭曲了的税务政策所能承受的变革。
在提出扶助弱势的当儿，必须能够同时提高经济生产力，重启家庭计划控制城乡之间人口生育比例的落差，否则最终只是民粹地把仅有的蛋糕分出去来换取选票，最终被挤压的还是那“少数”的纳税人。
曾敏凯，出生于霹雳怡保，毕业于柔佛工艺大学工艺管理学士，自修考获伦敦大学法学士。现任吉打亚罗士打国会议员，曾任玻璃市英特拉加央岸州议员、霹雳新邦波赖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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