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阅读日】

2005年,科学家还原1918年引爆西班牙大流感的H1N1病毒,经过多年研究之後,他们终于排序出此流感病毒的基因。

科学记者萝拉史宾尼(Laura Spinney)在2017年出版《灰骑士:1918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世界》(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书,梳理1918年蹂躏人类的西班牙大流感之历史。该书在去年出版中译版,题为《世纪大瘟疫後的变与不变:西班牙流感的历史借镜》。

作者把其中一个重要的吊诡形容为房间里的大象,也成为本书前言的标题,即为何我们对于这一场杀死最多人类的大惨剧没有太多的集体记忆?

集体沉默的必要

数据显示这一百年来,大量作者用四十多个语文书写及出版8万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籍,但关于西班牙大流感只有五个语言出版了400本书,而且多数在近二十年内才出现。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地球有18亿人口,一战虽名曰世界大战,但主要战场和死亡发生在欧洲,估计牺牲1700万人。在一战结束前後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则在全球施虐,死亡人数迄今仍有争议,最新估计是5000万人,但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很可能达到1亿人,也就是夺走当时2.5%到5% 人口的生命。

人类为何遗忘西班牙大流感,但却深刻地记住和不断纪念一战?作者引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说法,公众的沉默是必要的,因为如此才能够放下过往的废墟迎向前面的进步。

或许这个观点对科学家更重要,十九世纪末法国人巴斯德(Louis Pasteur) 和德国人科霍(Robert Koch)把微生物学正式转换成实验室科学,在公共卫生上进一步发展詹纳(Edward Jenner)的疫苗概念,进而在临床医学丶公共卫生及农业都取得巨大成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展出物理量子力学则是人类对科学信心满满的年代,但这些成就都在西班牙大流感面前急速崩溃,全世界到处都是受感染而死亡及堆积如山的尸体。

即使是远在阿拉斯加的尤皮克人(Yupik),一些部落也遭受几乎被流感灭族的厄运,于是他们就有了所谓的“Nallunguaq”,意思是大家对发生过的惨痛历史绝口不提。

在没有英雄的西班牙大流感悲剧里,更恰当的说法是英雄被“奸角“ 击败的故事里,医疗界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或许都和尤皮克人一样,都选择集体沉默,选择暂时遗忘,以面对前途茫茫的生活。

大流感的起点未有定论

那时候大概每个人要不是自己染疫不知能否活下去,就是身边有亲友急速死亡,悲观和忧郁肯定主宰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难怪西班牙大流感过后,世界各地的医师报告很多人出现精神问题。弗洛伊德的女儿在怀孕期间感染死亡後,也难怪弗洛伊德解读人类深埋的心理和行为时,除了原本深信的性欲之外,在1920年也加上“死亡驱力”(Death drive/Todestrieb)概念。

二十一世纪的心理学家提出理论,说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结构基本相当简单,就是由几个显着事件建立起明显的开始丶转折和结束。战争大都有如此条件,因此我们记得一战起于1914年某位大公被刺杀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结束于1918年德法签署停战条约,战争期间有历史学家公认的转折点。

和一战相较,迄今没人能够肯定何时是西班牙大流感的起点,虽然多数人如今暂时把“零时”定在1918年3月4日,起点定在美国正中心的堪萨斯(Kansas),但这场大流感的起源依然是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课题。

若西班牙大流感的起点未有结论,这场瘟疫何时结束就更无明显日期。恰如上述所说,死亡人数也依然不明朗,更重要的是,有别于战争时在记录里有名有姓的士兵不同,流感导致的死亡绝大多数发生在社会条件比欧美大幅度落後的亚洲。即使发生在欧美或城市地带,最大的伤亡群体是社会里最弱势的人们,除了死者的亲戚,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被流感致死的病患。

幸存下来的尤皮克人选择了“Nallunguaq”,但还有更多在全球各个角落的群体其实被这场瘟疫彻底消灭,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角和知识里。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Vanuatu)原本有百多种语言,瘟疫过后大约二十种语言完全灭绝,我们永远也无法再听见他们对这场瘟疫的看法。

病毒与微生物的“发现”

1918年,“病毒”(Virus)还只是模糊的概念,科学家只知道病毒比细菌更微小,是无法在显微镜下看见的致病原,因此西班牙大流感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可靠的诊断方式,医护人员只能凭着症状和观察病人的身体颜色来判断,严重患者的皮肤会呈现蓝色。

那也是肺痨丶伤寒及其他大量传染病施虐的年代。中国是否也有西班牙大流感,抑或当时导致多人死亡的肺部感染是肺部鼠疫,到今天依然还争论不休。如今因为冠病大瘟疫而不断被中文媒体提起的伍连德,就认为当时中国山西大流行的是鼠疫而非西班牙流感。

一百年後,我们如今亲身活在冠病毒引发的全球大瘟疫里,我们或许会认为今日已不同往昔,毕竟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开始引起注意后,科学家在很短时间里就揪出病原,排序冠病毒的基因,很快就研发出试剂,得以诊断感染。

但其实在1918年,那个微生物学信心满满的时代,也有细菌学的翘楚“发现”致病的细菌,专家的意见主导当时的医疗界,这个错误要等到十多年後才被推翻,这个以流感为名字的细菌如今纪念当年的误解: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其实它不是流感的致病原。嗜血是因为此细菌在血液培养皿里长得快,科学家在患者的痰里培植出这个细菌,就以为是西班牙大流感的祸首。无论如何,西班牙大流感在没有特效药及没有疫苗的情况下逐渐消退,科学家当时连致病的病原都不知道。

瘟疫施虐两年,在全世界制造无数家破人亡及大量孤独鳏寡,面对死亡威胁的民众也对当时的科学丶宗教和政府失去信心,传统疗法丶顺势疗法和整脊疗法等再度崛起,一些“边缘”宗教信仰也乘势冒起。

西方人在瘟疫里的无能及不平等也加强摆脱殖民地的动力,作者在书里以印度做例子,她如此形容甘地:1915年从南非回到印度时,他有理念但没有基层;1920年过后,甘地也曾被病毒感染,尔后获得草根民众的支持。

瘟疫和社会息息相关

本书前面十二章梳理西班牙大流感在不同地点带来的震撼和破坏,涵盖欧洲战场丶美国丶巴西丶中国丶波斯等等,甚至阿拉斯加也不幸免。第十三和十四章整理後来的科学研究,证实及分解出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株,也几乎可以肯定当时的H1N1源自飞禽,最大可能是鸭子,然后感染猪只再跳到人类身上。

这本书的名字是灰骑士(Pale Rider),出自圣经里的《启示录》,灰马骑士就叫做“死亡”,跟在他的后方的就是阴间。科学的归结则是人类无法在地球上独善其身和为所欲为,鸭子和猪和我们共享居住地点,人类毫无节制破坏环境和整体生命平衡的后果就是瘟疫丶战争丶饥荒和死亡。

西班牙大流感的起源依然未有定论,当今普遍接受的是三个可能的起源地假说,分别是美国召集士兵参加一战的军营,源自中国被送到欧洲战场劳动的苦力,以及位于法国一战西线后面的军事地点。无论真正起源为何处,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拥挤及行动被控制的大量人群所在地,也就是瘟疫的温床。

第十五章讨论西班牙大流感由同一个病毒株引爆,环游世界到处施虐,然而在不同大陆丶不同国家及不同社区引发的后果绝对不一样。社会将近崩溃的波斯某个城市,死亡率比纽约市高很多;巴西活在贫民窟的原住民,比高级住宅区的欧洲后裔更可能死亡;印度是这场全球瘟疫最多人死亡的国家,死的当然不是殖民者,因此也更激发印度人民驱除殖民者的运动。

此章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瘟疫不只是生物医学,瘟疫和社会息息相关。西班牙大流感是人类和病毒相互纠缠的产物,之前和之后的瘟疫都是如此,瘟疫带来的后果并不只是由微生物的特质决定,更大的程度是由人类的行为来决定。

这个事实在100年后今天的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又再被证实,但是现代生物医学依然和百年前信心满满的微生物学一样,认为只要抓得到病原,一切就可以用科学来化解。

大流感集体失忆导致傲慢

我们今天的傲慢,固然是因为相信科学可以战胜病毒,同时也相信如今是科学最伟大的时代,但我更认为是因为,专业人士没有真正从百年前的大流感学到教训,其中一个大原因就是社会对于西班牙大流感集体失忆,尤其是专业领域对科学当年被病毒击垮后,刻意和潜意识的集体遗忘。

然而,作者也指出,我们对瘟疫的集体失忆并不是长久的,同时对于战争的集体鲜明记忆也并非永恒。查士丁尼瘟疫 (Plague of Justinian)和安史之乱导致的死亡人数差不多一样,今天多数人比较知道查士丁尼瘟疫而没听过安史之乱(当然作者是以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英法百年战争当年打得如火如荼,如今多数人比较知道大约同个时代的欧洲黑死病大瘟疫,因此作者认为随着时间,人们将会逐渐建立起对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认知,同时两战的记忆会逐渐模糊,这可能是几百年后的事情。

本书出版于2017年,学者几十年来不断预测另一场类似西班牙大流感的瘟疫铁定会发生,只是不知何时及其严重程度,同时专家也不断模拟和计划抗疫方案。三年后的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大瘟疫席卷全球,所有完美的纸上谈兵计划在病毒面前崩溃,从美国到印度,从进步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重读这本书,基本上读者可以用“2019冠病”来取代“西班牙流感”,这场瘟疫何时开始依然扑朔迷离,没有人能够指出瘟疫是否来到了转折点。虽然如今大家都高喊“与病毒共存”,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或许也永远不会知道这场瘟疫的结束点,毕竟历史上微生物从来没有和人类签署过什么停战协议。

西班牙大流感和一战同期,百年后我们有冠状病毒大瘟疫和俄乌战争,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将看见战争有开始和结束的日期,而冠病在很多地方及很多群体的命运,很大可能是暂时选择遗忘,直到很多年後才会有人考证瘟疫,为人类的集体记忆招魂。

第十六到二十一章,作者梳理西班牙大流感之后的世界,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说的,她描述的是H1N1病毒如何改变瘟疫过后的新世界。瘟疫让历史改道,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同时人类文明也让瘟疫改道,这场生命的相互纠缠会不断演变下去。

二十世纪初,维也纳大学要求奥地利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为大礼堂天花板装饰画一幅画,克林姆交出了《医学》(Medicine),画里表现出的是当代医学的无能,这挑战维也纳作为现代医学重镇的底线,这幅画没有被采用,后来还因为失火被烧毁。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有人像克里姆特那般挑战现代生物医学,大概命运也会一样,科学和生物医学的膨胀,让很多专家看不到更大的社会面向,因此抗疫只是一味以科技出发,没有考虑以人为本,人民怨言四起也就不奇怪了。

4月23日是世界阅读日,活在另一场世纪大瘟疫当中,这本书非常值得推荐,也值得在瘟疫的不同阶段重读,肯定会有更大体会。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二十三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按维基百科资料: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或世界书籍与版权日)。汉译另有世界读书日、世界阅读日、世界书香日诸种。

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辞世。4月23日也和其他一些伟大作者的生卒有关,诸如纳博科夫、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莫里斯图翁(Maurice Druon)、何西布拉(Josep Pla)与曼努埃尔巴列霍(Manuel Mejía Vallejo)等。

是故,以4月23日向书籍及其作者致以敬意,成了联合国大会的自然之选,以此鼓励年轻人,乃至每个人发掘阅读之乐,并尊重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