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2021年岁末爆发洪灾,老虎噬人案,大自然反扑的警号此起彼落,但会否又瞬间被淡忘而销声匿迹?

有赖于绿运和环保分子前赴后继投入抗争、从事研究和教育等保育工作,国内环保意识近年正逐渐抬头。其中,自2012年底创设自然教室,黄云云和黄宏进老师就马不停蹄串连社区,将生态教育带入各角落,十年如一日。

十多年前,黄云云从南马北上理大修读生物环境硕士学位,钻研红树林。研究工作的局限,动摇了她潜心学术的念头,“我的眼前有一片漂亮的红树林,但为何在研究期间,突然就基于某种原因被发展掉,其他人却似乎若无其事?” 她问道。

红树林,是马来西亚最珍贵的自然生态遗产之一,2004年南亚海啸后,身价一度水涨船高。黄云云惋惜的是一窝蜂种树热潮后就没下文,“红树林的生态不限于保护我们的红树植物,尚有美感、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价值。我们是否看得见、尝试去理解?”

抢救有消失之虞的自然生态需与时间赛跑,怎样影响普罗大众早日加入守护行列,反覆萦绕于她的心头。有感研究效果缓慢,论文尘封在图书馆恐无人问津,她在抱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心态下,思考如何深入浅出,让民众邂逅自然生态的美好。

“原本,我对红树林同样无感,慢慢才发掘有不同品种、蕴藏罕为人知的动物,就连植物园常见的长尾猕猴,或所谓食蟹猴(Crab-eating macaque)也栖息于红树林。但继续唸博士恐怕难很广泛去影响别人,往后或有研究者参考你的论文,但红树林会随时一夜间被砍光,身为有感知的人要怎么办呢?”

她不禁设想,若民众也领略生态万物的奥妙与共生关系,会否更懂得珍惜呢?

与溪流湿地山林为伍

为了跳脱校园的制约,黄云云毕业前决定以参加非政府组织的经验率领民众考察红树林,踏上她口中的“不归路”。2011年,她申请到一笔韩国资金,用槟城水源监督组织(Water Watch Penang)的名义推行一年的“自然教室──森林、水与我们”(Nature Classroom—Forest, Water and Us)计划,变相为自然教室暖身。

“活动资讯一放上面子书,就有人来报名参加,也许好奇心作祟,槟城当时无人从事这种活动,也引来很多记者访问。”

不俗的回响为她打了剂强心针,后来乾脆注册自然教室为公司。前5年,她独力撑起大部分的工作,仍任教于私人学院的黄宏进周末就协助张罗交通、摄影等。无成例可循下,他们以熟悉的浮罗山背作为据点,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除了红树林生态教学,他们结合品尝榴莲、写生、体验乡村风情等元素丰富活动的内容,以《来做kampung人!》为例,小孩子到每一站完成任务,如採豆蔻、捞鱼和喂羊后,就兴奋地为“护照”盖章。但后期浮罗山背游人如鲫,自由行蔚成风潮,一些业者渐无暇应酬和配合他们讲究“客制化”(custmoized)的安排。

往后几年,他们构思了各种课程与亲子导览团,如海龟营和参观海草床等,与溪流湿地山林为伍。早于2005年,云云就曾在参与柔佛救救海马行动(SOS)时接触孟然邦浅滩(Merambon Shoals)的海草床,后来又到登嘉楼龙运(Dungun)参与海龟保育工作。当2014年传出槟政府有意在位于槟威海峡,孕育海草床的中途滩填海的消息,自然教室决定去记录该处的生物多样性,沿海生态保育计划(Penang Seagrass Project)应运而生。

云云依稀记得,2011年才偶然听同学提到,槟城大桥旁的人造岛屿(Gazumbo Island)有海草床,但一直苦于没“门路”去一探究竟。后来得知,时任丹绒武雅区州议员郑雨周安排媒体参观中途滩,她就胆粗粗询问能否同行,最终成功“连滚带爬”地登陆探索。2014年,黄云云在郑雨周提名下获得十大杰出青年奖。隔年,自然教室迎来了“大爆发”。由于导览、绘本和亲子活动方兴未艾,加上作为先行者累积到一定的经验与人脉,接洽他们办活动的单位瞬间增加,包括同年在兴巴士艺廊举行了长达三天的海草床教育展《哈罗,海草床!》。

为了维持生活,作为社会企业的自然教室难免需兼顾“市场需求”,但结识不同的人后,就可搭配出不同的活动配套,供民众选择参加。她举例,2019年10月,自然教室和研究哺乳类海洋生物的非政府组织MareCet与夜间动物专家联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野生动物亲子营,“我们在浮罗交怡露营、到海边探索潮间带,出海寻海豚、晚上跟夜间动物专家出去。”谈至此,她难掩兴奋地说,“浮罗交怡的夜间动物真的很棒,路边就可看到鼯猴(corugo)“咻、咻”地滑翔,浮罗山背都很难看得到。”

起初,他们的活动并没锁定对象,但往往因报名者的背景而变成亲子团。黄云云透露,早期曾带过一群“阿公阿嫲”游浮罗山背,并随机应变地调整活动形式,她笑说,“难道要叫阿公阿摸去抓螃蟹,捕鱼盖护照吗?在不改变行程下,我们就看多点产品,讲解植物用途等,结果他们也很开心满意。”至于后期推动的“夜游野宿”,他们是通过眼镜食叶猴保育工作者叶茹琳的指导老师,结识来自法国,研究夜行哺乳动物的夜探计划(Night Spotting Project)负责人普里西莉娅(Priscillia Miard)博士,进而开启双方的合作,“我们不可能既懂红树林、海草床,又通晓升旗山的夜间动物。研究往往窄而深,教育是浅而宽,最终,就恰像在做科普教育了。”云云如此自我定位。

无论如何,他们蛮坚持,体验和探索前要先上课,顺便掌握观赏和接触动植物的伦理规范,“好像夜间观察,参加者要先听课,告知他们大概会看到什么,要遵守什么规则和注意什么。不纯粹是我找给你看,你自己也可以去找。”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以槟城升旗山为核心,涵盖槟城植物园、国家公园、永久森林保护区和水坝的1万2481公顷生态区,已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颁布为生物园保护区。同年,槟政府宣布,拟宪报中途滩的海草床为海洋生态保护区

朝跨域合作多元发展

渐渐的,自然教室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搭配有机菜园和农场、导游、国家公园、保育单位、热带香料园等安排郊游、研习会、生活营、主题活动和趣味游戏等,朝向跨域多元发展。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紧扣不同社区与活动,从槟城升旗山机构、野逸园与蔓慢市集、“看见十八丁” 社区艺术嘉年华、到南马的实里达原住民(海人)村落与实里达人、蒲莱山雨林树屋、十六半碑客家新村和荒野保护协会等,不一而足。

2017年5月,宏进离开教职。有两名全职人员的自然教室加速扩大版图,2019年,他们去了两趟山打根,也跟台湾、厦门及香港等大学和环保组织交流。在外兜了一圈,催生在2020年安排外国团访马的愿景,“走向国际,或许是我们日后的发展方向。外国人有兴趣来考察,独缺管道和对接点。他们不是追求一般的旅游,是要跟社区交流。一方面,他们可得到他们要的东西,我们又可以跟他们学习,顺便赚一笔报酬。”云云说。

至于山打根之旅,怀着同时促进东西马交流的想法,他们跟沙巴政府旗下的雨林探索中心(RDC)合作,率领参与者下榻中心的渡假村,学习种树、走步道、享受山林野趣、夜间观察、参观人猿和马来熊保育中心等,“类似的保育中心在国内屈指可数,但均具有国际水准,可惜造访者往往以外国人居多。他们蛮惊讶,自然教室居然远道而来找他们合作。其实,东西马差异颇大,跟他们交流,感觉有点像跟外国人交流,彼此能碰撞出火花。”

东马之旅成行,云云归功在槟城、吉隆坡和柔佛深耕埋下的基础,“假设,10年前刚起步时就有远见要去山打根,都未必能成功。那个文化和观念还没成熟,未培养一批可接受这种旅行方式,甚至愿意花钱来参与的家长。”

未来,无论是带本地人到国外考察或安排外国人访马,他们理想中的策划都不再是单纯的亲子活动,是以自然为切入点。

“不若10年前,谷歌地图不发达,揪团较有安全感且可省麻烦,如今父母带孩子露营已很方便,但缺乏了团体性。”云云观察到学校有类似的趋势,为了考试牺牲体育课、课外活动,接触外界和训练感官的机会锐减,学生即便可侃侃而谈从网上习得的动物知识,实际上却没第一手的亲身体验,也缺表达看法与感受的平台。

“一个家庭也可独自去这些地方,但没机会参加我们特别安排的实践活动,例如保育中心训练人猿时会藏零食在不同角落,要它们跑来跑去找食物。于是,他们分叶子,花生酱等材料给孩子涂在树枝上,再掺入比赛元素来增加趣味。过程中不只学习到自然知识,也体验团体活动的感觉。”

疫情下的归零与重建

时代递嬗,伴随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自然教室也顺应客观环境的挑战,推敲和整顿步伐。封城初期,他们原本颇为乐观,但眼看疫情一日日严重,仿佛毫无尽头,就越觉得不对劲。虽然不需支付租金、水电费和发粮,没收入的日子一拉长,难免焦灼。与其蹲坐愁城,他们一度想到,不如协助捕虾的朋友运送海产、到十八丁买海鲜转售、甚至是煮柔佛美食,“最悲观的时候,甚至有想过要不要停办自然教室。毕竟,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两个人都全职在做这件事。”

“宏进(上图左一)因厌倦制式的工作而辞职后,虽然收入不算优渥,但精神层面很饱满。世上没这样完美嘛,要精神世界丰裕富足,又要赚大钱。加上当时觉得可应付生活,结果就丢信了,哪预想到会爆发疫情?”

反正蜗居家中,他们在2020年4月最先推出youtube绘本节目一一宅家绘。由云云在镜头前用绘本介绍热带雨林、渔村、行道树;讲述海马先生、老虎大王的故事等,宏进则负责后制工作,前后录制了10集16支视频。

“我们在教学过程也会考虑,要用自媒体吗?未来能否更多元,找新出路,不尽然是带户外活动。有别于受雇者退休后有公积金保障,自由业者对未来的想法会随年龄增长改变、思考日后要怎样做下去。但是,实际经营就发现比想像中难,要累积一定浏览量和订户不容易,没这样容易红咧⋯⋯”她半开玩笑说。

直到2020年9月,她又克服另一层心理障碍,推出线上课,至今已累积50场为时一个小时半的课程,“说真的,我蛮抗拒线上授课。我们长期鼓励孩子放下手机,贴近大自然。线上课有点违背理念,加上有点科技白痴⋯⋯后来,日新独中想把自然学会的活动搬到线上,邀请我当校外导师,结果就硬着头皮接下任务,没想到今天竟靠它来维持自然教室。” 体验,是自然教室侧重的环节,就连记者约访时,云云都问要不要一起跑场活动。尽管如此,她庆幸线上课反应很好,到了2021年,线上课甚至几乎取代实体课。

“现在一半一半是最惨的。”她说。线上课人数下降,实体活动却因家庭有所顾虑,不见完全恢复,结果活动圈友人都有同感,兼顾线上线下相当吃力不讨好,“偶尔十分羡慕酒店、民宿等旅游业者,一复苏就V型反弹。反观我们,过去两年一切有点归零,要一直调整心态去重建。往好处想是,你又多了一种新技能。”她如此为无常的时代下注脚。

纵观这几年的变化,云云和宏进有默契地分享说,参与者的期待,市面上的活动型态和他们的收费都已改变。云云观察到选择变多了,“就连许多菜园都开放给民众拔萝卜、挖番薯⋯⋯”未来难测,自然教室只能随环境的跌宕起伏去适应和发展,云云自嘲,“以前都没想到会当youtuber、开线上课。”

靠出版永续传递知识

为了永续记存和传递知识,填补本地略显不足的自然生态书写,自然教室甚至偏向虎山行,踏上出版的道路,至今已先后推出5本刊物:旗舰作品《与海人对话》、《升旗山自然生态图鉴》、《槟城浅海生物图鉴》、《槟城夜间生物图鉴》和《小农人》。早期,云云带团时就习惯记录,再分享到面子书,延续至今,则变得相对成熟与系统化的作业方式,如一开始在热带香料花园举行夜间观察,他们就大抵了解未来有发展的潜能,包括出版册子,“我们会告诉参与者,你们不止是体验,学习和留下美好回忆,同时可以协助保育本地的生态。所以 ,若有照片、孩子的图画或留言等,都可跟我们分享,做册子时就可派上用场。”

缺乏资金的老问题挥之不去,他们只好暂退而求其次,先“小有小做”来达成双赢,“只卖一本15令吉也好,不光我们记录到东西,有点收入,大家又看到本土内容。说不定,有天遇到热心赞助者,或有望编绘成更精美的出版物。”她比较说,活动没人参加可取消,改办有人参加的;出版却一定要先掏钱来编辑,印刷和宣传等,“目前来讲,这个部分还是挺难的。我们有尝试申请资金,但对方一听是出版就打退堂鼓。”云云解释,碍于经费难筹,一般上素材收集完备至书籍面世起码都要历时两三年,“《农夫》的作者作画时才8岁,真正出版时已13岁了。”

金钱的关卡不仅没令他们知难而退,反而越战越勇,打算继续着力出版两本新书。其中一本是与阿米老师合作的槟城行道树绘本,“我之前在线上课分享马来西亚常见的行道树,阿米老师看到后就联络我。莫说森林、海洋,她好奇,为何我们连住家附近的行道树都不认识呢?于是,她就想画。”云云透露,这项呈现12个月行道树地图的出版计划筹备快两年,至今仍有待筹获资金付梓。

享受自在的经营风格

运作近10年,除了靠活动赚取收入,自然教室多数仰赖特定的提案申请资金。在他们的理想中,自然教育工作该是一项能赖以谋生的事业,不能沦为唐吉诃德式的虚无迷狂,“最初的想法蛮搞笑的。做自然教室其实是为了给自己制造就业机会,因为不可能等大机构提供一个教导红树林的职缺。”

但对于过度依赖合作联办活动的模式,导致自然教室缺乏聘请员工的动力,而难拓展规模,云云却了然于心。她尤其清楚自己有点任性,缺乏冒险精神,常会游离于各种选择中拉扯与纠结。但要如何见机行事,拿捏何时该放手一搏摆脱窠臼,其实也是一部分行动者面临的考验,“我们的问题可能是太自由了,格局没有很大,以致没去搞募资之类的。募资背后要有人管理、跑政府机构、跟大人物交涉等。这是很专业的工作,不符合我的个性,我们不是很想做这些东西。”

“你也要考量是否要冒风险拿一笔钱来投资,把自己真正定点在那里。常想,有一间实体工作室也挺不错,人家更容易看到你。但可能是个性使然,跑来跑去跟不同伙伴合作似乎已形成我们的风格,较自由自在。我蛮享受这种小型、弹性的做法。不需烦恼太多,但仍然可开阔眼界⋯⋯”

把“可能”两个字挂在口中的她不否认,偶尔仍会去思考各种可能性,但眼前一迎来新挑战就会分心,“我蛮享受设计课程的内容,总费时去构思内容,跟家长和合作伙伴对话,结果无法深入想其他的了。”尽管如此,他们不排斥他人提出献议,“有人来接洽我们,我们才考虑吧。”面对生命的流转,她自我剖析,“我们不再是二十多岁那种可以一直冲、一直冲的年龄,心境会变,到了这个年纪就不想有太大转变,日益觉得合作最好。反正能够持续,故不会去想要如何赚更多钱,就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她好整以暇地说。

挑战在于“知行合一”

无论如何,云云常自我警惕,若不够自律,从事生态教育的兴趣和热忱,会随时间消耗殆尽。当她提到,有很多人仍不了解他们的行动意义,记者惊讶地问,“这些工作不是很重要吗?”她不假思索地回说,“我也觉得重要。但自己觉得重要还不够,希望更多人看到、多点思考,”笃定的口吻中挟带了一股忧患意识。

她接着语锋一转补充,其实很多人已知道环境课题,不再只是每年在电视荧幕上看到登嘉楼水灾,抑或海平面上升淹没某个偏远小岛,以为离自己很遥远,“不,我们已切身感受到环境的变化,而且跟我们的生活环环相扣。”摆在眼前的挑战是如何知行合一,“行动是最重要的,你愿意在生活上做改变吗?愿不愿花钱或在生活的范围内去做点事情?例如说为师者,肯不肯把这种教育纳入你的课程,或者有机会带领某个学会的话,愿不愿意邀请⋯⋯”

若能去除担心温饱,无人参加活动等后顾之忧,云云相信,更多年轻人会加入生态保育的行列,不至于后续无人。因此,她不赞同单靠义务的志工撑起自然教育,也不该视之为免费性质的工作,“我们希冀到了某个阶段,大家愿意像文化付费般觉得付钱是物有所值的。不是事不关己,觉得是免费赠品,光靠学校去教就够了。”

她分析和解释,走入体制不易,非一厢情愿以为有价值就会被接纳,“要打破传统,加入新观念需先获得很多人的共识,连历史课本都争议不断,我们未到可轻易把自然教育纳入正规课纲的阶段。”相对而言,她举例台湾设有环境教育法,规定各机关构、学校办理几小时以上的绿色教育。如此一来,老师会接洽相关机构带学生到校外体验,或邀请老师回校教学,“我们评估后觉得,马来西亚的自然教育跟台湾有整二十年的差距,他们在一九八零年代经历一系列的抗争运动,值得我们学习。”

访谈过程中,她提到东马的生态保育工作者多半为外国人。但要如何弥合本地人在这方面的落差呢?“本地人的醒觉暂不如外国人,但你不能一味等,而什么都不做,”云云就自认,他们没本事成立一间夜间动物中心之类的机构,但依然在能力范围内继续克难前行,而她在迟来的9周年聚会帖文中,用了“奇迹”来形容又安然跨过一年的自然教室。

慢慢把这条路走通,沿途有人加入同行,也许就不再像已故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所说的:“生态教育的苦果,是你要单独活在一个遍体鳞伤的世界。”


编按:今天是世界湿地日。国际湿地公约常委会于1996年择订每年的2月2日为国际湿地日,以便促进民众对湿地的认识,加强湿地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