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病毒共存：瘟疫后的新常态
【无关养生】
马来西亚自2020年1月杪出现2019冠病病毒感染案例，就一直被瘟疫纠缠至今，2021年6月到9月那一波大爆发更是导致医疗资源濒临崩溃，除了节节上升每日过万的确诊个案，冠病导致的死亡案列也到了顶峰，其中最让人扼腕的莫过于将近二成病人送院前死亡。
送院前死亡个案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因为独居或家庭内缺乏足够的人力及物资支援，导致感染后来不及诊断，或病重时来不及或不知需要即刻寻求医疗介入，此类延误就医也导致一些原本可能被挽救的病患不幸丧失生命。
【无关养生】
马来西亚自2020年1月杪出现2019冠病病毒感染案例，就一直被瘟疫纠缠至今，2021年6月到9月那一波大爆发更是导致医疗资源濒临崩溃，除了节节上升每日过万的确诊个案，冠病导致的死亡案列也到了顶峰，其中最让人扼腕的莫过于将近二成病人送院前死亡。
送院前死亡个案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因为独居或家庭内缺乏足够的人力及物资支援，导致感染后来不及诊断，或病重时来不及或不知需要即刻寻求医疗介入，此类延误就医也导致一些原本可能被挽救的病患不幸丧失生命。
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
马来西亚独立六十多年，经历大幅度的社会转型，其中乡区和小镇人口向城市流动相当明显。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一般上比父母那一辈的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前往国内或国外的大城市深造和就业，然后组织核心小家庭定居在城市，没有回去和在乡区或小镇的父母兄弟姐妹一同居住。
城市的生活无疑是较为优化的，无论是基础便利丶就业机会，医疗设备，孩子教育和休闲娱乐等，都比乡区和小镇更多选择。虽然在大都市就业有较高机会寻获较为优渥的薪酬，但居住在城市也是昂贵的，尤其是屋价，因此许多前往城市白手起家的人只能在城市负担一间小屋。
多数从家乡迁徙到城市里定居的人，同居的是自己的核心小家庭，父母则继续留在家乡的老家，兄弟姐妹也分别组织本身的小家庭，原本的大家庭结构和互动出现空间的距离。这两年瘟疫蔓延时期，无论在限制行动令期间或开放后尝试和病毒共存的时代，社会见证失去传统家庭组织及成员相互支援的冲击。
城市缺乏足够安全网
住在城市里的年轻夫妇，倘若两人双双确诊（或一人确诊及另一人为近距离接触者）而必须居家与外界隔离，他们的生活日常用品供应要怎么办？现代城市生活不乏网上购物后货品送上门，但一些公寓不允许送货员到单位门口，那么他们要如何不走屋门而获得物资供应？
大城市里很多人是孑然一身或和唯一伴侣居住，平时没有相互往来的亲属，在注重个人隐私的现代，也不熟悉自己居住单位的左邻右舍。一些人则因为经济能力的局限，和其他互不相识非亲非故的人共同租用居住单位，人际关系停留在很表面的层次，往往同屋的人并不知屋友染病，甚至不少会认为感染病毒的同居者是危险人物或累赘。
因此，当印刷和电子媒体报导一些独居的人在本身的单位里死亡几天后才因为尸体发出异味被别人发现，在这个人人都要维持社交距离又对外人带有狐疑的瘟疫蔓延时代里也就不出奇了。
一些新闻报导指出亲属好几天联络不上死者后，最後才动身到其居住单位探访，这也显示出现代生活人际关系的淡薄，传统上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时代，亲属尤其是两代之间应该会更频密联络问安，但现实里不断出现家人失去联络一段日子后，才有人去检查死者的状况。
也有新闻报导说成年孩子染病后被送到隔离中心，家中留下行动不便的老人无法自理也无法获得食物，这类故事固然闻者辛酸，更重要的是证明当局在疫情两年后依然未设下足够的安全网，也反映出邻里在困难时期相互照顾的精神越来越淡薄。
物质与精神支援切断
两代之间和同辈亲属之间的移动及迁徙，不只是发生在国内乡区和城市，跨国移动及迁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常态，在交通和资讯便利的现代更是常见。
马来西亚社会普遍认为孩子出国深造及就职是父母的一项成就，多数中产阶级家庭都有孩子到国外谋生丶求学及移民，高收入群体在外国置业和孩子移民到国外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大瘟疫发生的这两年，因为国内的行动管制和国际之间封锁边界，除了病毒的感染威胁之外，也突显出城市化及家庭制度改变之后带来的问题，其中最显着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剧减，很多人的物质与精神支援也因此被切断。
受影响最深及最明显的当然是弱势群体，但同时往往很多人忽略的，是那些两代及兄弟姐妹被瘟疫强硬隔离开来的中产阶级。
很多当年在小镇或乡区的上一代小康之家，栽培下一代到城市深造及就业成为中产阶级。在社会正常流动运作的时代，孩子回乡或父母出城并不困难，近十多来国内高速公路网络便利以及廉价航空崛起，多数家庭每年总会有多次相聚的时候。
这两年来很多家庭的正常作息被打乱，不少人因为瘟疫施虐和行动管制而失去或减少收入，很多人也因无法和家庭成员及朋友相聚和支援而需要独自承受孤单，经济困难加上心理和精神压力，造成很多焦虑丶忧郁和家庭暴力，最坏的状况下就有不少人走向自杀的绝路。
调整社会生活方式
经济和社会活动不可能永无止境的封锁下去，人与人之间更不可能永远切断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人类总需要学会如何在瘟疫里生存，用如今流行的术语来说，那就是“与病毒共存”，但是与病毒共存绝对不是忽视感染及死亡的风险，而完全恢复回到从前的生活。
事实上这并非人类首次尝试和病毒共存，自进入农业及定居文明，瘟疫就不断纠缠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也不断随着需要和病毒共存而调整。
譬如十九世纪面对肺痨的威胁时，当局就必须立法做出社会政策改革减少居所的拥挤及提升卫生，二十世纪面对爱滋病时，个人就必须调整性行为以降低传播感染的风险。
冠病病毒瘟疫之后的行为及心态调整，在今天被称为是生活的新常态，但随着时间在未来将会成为新的生活常态。如果我们能够痛定思痛，把今天在瘟疫蔓延时的危机转换为契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例如要减少公共交通如轻快铁及巴士的拥挤，与其增加个人交通工具导致道路阻塞及环境污染，不如建设更友善的行人和脚车走道。在环境逼迫的情况，很多人肯定愿意改变通勤方式，走路及使用脚车可以成为未来的常态，除了对於环境友善，也可以提升个人的健康状态，例如降低因为不运动而肥胖的风险。
教育改革向来都是很多人关心的课题，由于冠病病毒可能会在课室里传播，瘟疫或许可以成为改革的催化剂，例如教育界人士可以重新思考减少课室内教学的时间，让学生增加户外学习的机会，同时也思考如何最有效的利用校园里的既有空间，同时提升学校的硬体设施及改变作业程序。
瘟疫带来的社会冲击也应该让我们思考孩子们的教育课纲里应该多学习些什么，同时由于网上虚拟学习肯定也会在未来继续下去，高效的网络覆盖和速度将会是未来社会的常态，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把网络设备当作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基础建设。
同样的，医疗作业也不可能再和从前一样。医院纷纷因为疫情而拒绝让病患家属在住院时陪伴及照顾，如此符合防疫需要，但同时切断病患非常需要的精神支援。大量研究数据证明心理健康是恢复生理健康的要素，但医学界在瘟疫蔓延时的恐慌，反而导致入院治疗的病患处于不利之地，这和医院及医疗的宗旨背道而驰。
瘟疫后需更多社会改革
当然每个领域都需要时间来适应，但如今已迈入全球大瘟疫两周年，许多人依然只是祈求出现可以清除冠病病毒的高效疫苗和特效药，然后生活就会回到从前。不只是很多个人以为世界会回到从前，许多专业团体和政府看来也等待着病毒消失，然后大家回到马照跑舞照跳的旧时光。
但事实上冠病病毒极大可能永远不会清零，即使真的可以完全歼灭冠病病毒，下一个瘟疫的到来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准备不断做出改变，以让生活可以继续下去。
人类不只是要活着，也应该让每个人都可以过生活。这场大瘟疫应该让我们省思现代人生活的不足之处，很多中产阶级在这两年或许才发现核心家庭在大城市的孤独，在危机中或许才了解人类最终还是很难离开最亲近的家人。
当然这并不表示回到五十年前三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是最好的社会模式，每一个危机应该让我们看到和了解当前的短处，然后适度调整把冲击减到最低。
和冠病病毒共存的时代，并不只是个人如何在瘟疫里明哲保身，而是大家携手共打造新的社会环境——没有人会因为被切断和别人的联系而独自死亡在居所；可以让学生继续上课接受教育；病患可以继续接受治疗但有家属陪伴；没有人会陷入经济困难；以及没有人会因为网络贫穷而被遗忘。
瘟疫当然和生物医学息息相关，但每一场瘟疫的起源丶冲击和影响的层面总是远远超出医疗。面对瘟疫的冲击，除了指望疫苗和特效药物，还需要庞大的社会工程，更需要的是官方和人民的相互配合及信任，才能真正做得到与病毒共存，让人类好好的继续生活。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二十三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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