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日报》言论版作者明理撰文<强逼表态，有欠公道>，批评《东方日报》在反垄断请愿活动前电话采访自由撰稿人，强逼他们在这个课题上表态。我觉得强逼表态的说法很牵强，东方怎样强逼评论人表态呢？

接受访问是你情我愿之事，除非《东方日报》恫言以后将封杀不顺从者的新闻，不管出席讲座会还是新书推介礼；也不准他们以后登广告，不管是寻猫启示还是讣告。再不然，如果东方参考《星洲日报》的做法，动用武装警力逼使评论人表态，也可以达致同样的效果。

某天早上，我扭开收音机，一家中文电台访问《星洲日报》名笔对于一个社会课题的看法，这样的访问算不算强逼表态？明理是如何得出《东方日报》强逼评论人表态的结论呢？在文章里可没有交代。如果明理知道内情，就不要话到唇边留半句了，大胆揭露东方的丑态，让东方不得不以比两辆罗厘更厉害的手段来防御读者批评。

除了强逼表态的观点值得商榷之外，明理的文章其实点出了反垄断论战中一个重要的现象-- 东方的新闻报导和评论都是反对张晓卿垄断媒体，听不到另一方的声音。当然，星洲的报导和评论也是反驳反垄断论述的一言堂，甚至比东方有过之而不及，连被批评的文章或言论出处都没有提及。

星洲与东方各执一词的原因

星洲与东方各执一词，这个现象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两报不让异议的声音涌现，二是新闻编采的盲点。

第一个可能性，有没有写作人批评东方拒绝刊登回应文章？没有。有没有写作人批评星洲拒绝刊登回应文章？有，反垄断请愿召集人余福祺至少有两篇文章投稿沟通平台，星洲完全不用；星洲专栏作者王德齐两篇批评张晓卿垄断媒体的文章都不获刊登。

有人会说，被东方封杀的写作人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明白事理高风亮节不和东方一般见识。这种说法，对没表态的人并不公平，因为没表达意见的人被预设了立场、硬套帽子。套帽子比强逼表态更有欠公道，明理应该严厉批判这种做法。

第二个可能性，我认为是新闻编辑的失责。新闻报导和评论应该呈现对立而多元的意见，反垄断和批评反垄断的论述都应该出现在报导中。比如说，在举办反垄断请愿活动之前，东方为什么只采访召集人，而不打电话询问星洲高层，以回应召集人所持的反媒体垄断的理由？台湾反贪腐倒扁运动的系列新闻报导，有施明德的声音，也有阿扁的声音。

星洲为何不访问黄进发？

杨善勇在东方名家版的《忧虑可理解，论断并不早》一文中，以张晓卿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发表过的《中文报业的五大改善空间》演讲辞内的观点，质疑张晓卿垄断四大报的合理性，东方为什么不要求张晓卿回应杨的批评？

我觉得东方甚至该安排张晓卿上“1号人物” 专访单元，显示大报的恢宏容人气度。西谚有云：“我虽不赞成你的意见，可我将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即使老板不赞成，记者编辑也该与老板据理力争，以专业、客观、理性的新闻报导方式取代偏狭、本位、利己的不良报业文化。

同样的，星洲在刊登了叶宁的两篇声援业主的文章后，为什么不访问对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意见多多的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黄进发（左图），对叶宁的文章有什么看法？星洲沟通平台作者叶伟章在《星洲日报员工的心声》文章中批评颜清文、黄进发在讲座上的意见偏颇一方，未见客观全面，为什么星洲不邀请颜黄二人撰写回应文章，刊登在隔天的沟通平台上？

新闻编辑预设立场有欠公道

新闻编辑不作如此处理，其实是预设了竞争对手不会回应。前面我说过了，有一种批评反垄断的说法为没有表态的人预设立场，这样做有欠公道；如果新闻编辑在竞争对手没有表态的情况下为他们预设立场，不也对竞争对手不公道吗？

报社对一些课题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可如果报纸无法呈现对立的多种观点，报纸将无法公平持衡，对新闻专业失责，对竞争对手失责，对读者也失责。

有时候，记者尝试聆听另一方的声音，却得不到对方的合作。新闻编辑必须注明报纸已尝试报导不同的意见，无奈某个方面并不配合。在这方面，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可说非常有经验，我曾经看过的一些佳例：

（一）在截稿前已尝试联络，可是当事人电话无法接通

（二）当事人全天关闭手提电话，家人声称他不在家

（三）某某某对此事不予置评，在记者追问下挂断电话

如此一来，报纸就不会各执一词，对读者大大有好处。读者可以从一份报纸了解整个课题的来龙去脉，不需要买东方看反垄断的新闻，同时又要买星洲看批评反垄断的言论，照顾读者钱包，使利益最大化，中文报读者之福也。

愿以此文与东方日报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