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崛起的青年力量——访斗争集会背后的面孔
【今人物】这股“心有不满”的感受，推动了一群青年在短短半年内，动员组织各种年轻力量，迫使政府正视人民的诉求。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2021年的马来西亚，似乎是许多抑郁情绪的等号。2019冠病确诊病例与死亡人数屡创新高，政府的抗疫政策反复无常，疫情毫无起色。
封城锁国严重打击人民的生计和生命，民不聊生。同一时间，政坛上演着争权夺利的戏码，局势越发动荡不安。
悲愤、无助、无奈和失望成了人民的心情写照，但也是这股“心有不满”的感受，推动了一群本地青年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动员组织各种年轻力量，以实际行动迫使失能的政府正视人民的诉求。
他们正是人民团结互助秘书处（简称团助，SSR）。这个集结了不同背景青年，积极关注政治议题的松散组织，今年四月才正式“冒出”，但却有着惊人的行动力。迄今，他们已发起至少六场各种抗争。
这一切的发生，其实源自选委会今年3月25日，宣布展延落实18岁投票政策和自动登记选民制，迅速引起民间极大的反弹。
两天后，上百名青年身穿黑衣，带着黑伞聚集在国会大厦外，静坐长达18分钟，抗议政府漠视年轻人的投票权利。
莫哈末阿都拉（Mohammad Abdullah Alshatri）表示，那次集会的一星期后，他们才再次聚集开会，探讨是否要为这股反对力量起个名字。
“我们讨论了很多，最终选择了’团助’这个名字。”
相较于其他公民组织，团助的主要成员虽然隶属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但他们都是以独立身份，自发性筹组“团助”。
像是29岁的莫哈末来自非政府组织“人民之声”、27岁的努琪拉（Nur Qyira Yusri）是“18岁投票”（Undi18）组织创办人、32岁的阿斯拉福（Mohd Asraf Sarafi）则任职净选盟协调员。
琪拉说道：“由于来自不同组织，我们（有优势）去动员各自的支持者。”
此前，她并不认识阿斯拉福与莫哈末，但在不同社运组织的串联之下，她与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促成了团助的诞生。
他们仨近期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娓娓道来“团助”的成立事迹，以及各自对时下政局的想法。同时受访的还包括另一名净选盟职员艾迪（Addy Samsudin）和社会主义党（PSM）中委张玉珊。
他们也是于8月19日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办和参与悼念冠病死者的烛光集会时，受到警方逮捕和罚款的其中五人。
政府漠视青年诉求
国会外集会的一个月后，团助再次号召各自的组织成员，回到同一地点举行开斋和平集会（Buka Puasa Buka Parlimen），向国盟政府提出重开国会等六大诉求。
当时，尚未垮台的国盟政府一贯漠视民间的抗议和诉求。接着，团助在线上发动“在街上过节”（Beraya di Jalan Raya）抗议运动，呼吁网民在开斋节首日身穿马来服装，手持写着“开国会”（Buka Parlimen）、“终结紧急状态”（Tamat Darurat）和“失败政府”（Kerajaan Gagal）等等字眼的标语牌拍照，然后将照片上传到网络。
马来西亚的疫情持续恶化，政府仍然没有解封限行令，人民挨饿、失业和自杀的新闻不断传出，民间自行发起“白旗运动”自救。另一边厢，团助趁势发动政治性质的“黑旗运动”，提出三大诉求要求时任首相慕尤丁下台、立即重开国会和结束紧急状态。
不过，团助的声音依然不受正视。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从7月13日起持续破万，让团助成员更加焦虑，开始考虑升级行动。
阿斯拉福说道：“慕尤丁始终坚持不开国会……我们办了很多抗议示威，但一直没有进展。然而，确诊病例越来越多，民生问题不断增加，所以我们才决定举行更大型的示威集会施压政府。”
琪拉（下图）接着补充，顾虑到冠病风险和个人安全，团助之前的抗争行动都是私下动员，从无对外宣传或邀请民众参与。
可是，不管是线上抗议或实体集会，抗争成效十分有限。琪拉和其他战友不得不思考扩大战线，而走上街头成了最后的选择。
“我想，在政府没有失能的情况下，网络抗议和其他（非街头示威）方式是有效的。民众一般可以上网表达民怨，也可以依赖各自的国会议员在国会发声。”
“然而，在马来西亚，即使你在推特上标记自己的国会议员，或是发投诉电邮给他们，国会根本没开！所以根本毫无管道（施压政府），而上街是我们当时看到的唯一选择，”琪拉愤愤不平地说道。
无助和悲愤的情绪，没有让团助一行人变得消极，反而催生了一系列抗议行动，反对力量也一度扩大到各个州属。他们先是于7月17日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快闪抗议。即使只有大约20人参加，但示威者高举14面黑旗，并摆放模拟“裹布尸体”，分别象征人民的愤怒和不幸离世的冠病死者，渐渐引起了回响。
相隔一星期后，黑旗车队游行（#KonvoiLawan）在全国多地遍地开花，从吉兰丹到吉隆坡、马六甲、古晋等地皆有人参与。这也是在7月31日“斗争集会”（#Lawan）举行前的“暖身”活动。
阿斯拉福批评，马来西亚政局动荡多时，政府却不曾聆听人民的心声，或纳入青年的诉求。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去到街头。我相信人民的力量……即使我们可以在网络抗议，但成效有限。”
莫哈末也跟着附和，说明网络抗议行动有其限制，难以集体展示人民力量。
根据团助，除了731抗争机会耗时两周策划，之前所有的抗议行动的筹备时间都不到两天。但这一连串迅速发起的抗争，却为731集会累计了可观的动员力量，最终促成一场近500人的反抗集会。
这也是马来西亚自冠病疫情爆发以来，最大型的示威活动。
集会前做足防疫措施
不过疫情下举办集会，团助不仅必须面对来自警方的高压阻吓，还饱受“防疫缺口”的骂名。殊不知，这群看似“不怕死”的青年，其实最担忧感染冠病风险。正因如此，他们还特别在集会前发布双语防疫指南，确保防疫工作做到滴水不漏。
访谈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如何控制集会人群，确保集会者百分百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是整个筹备过程中最担忧的事情。所幸，卫生总监诺希山事后证实，这场集会没有衍生任何冠病簇群，让他们终能松下一口气。
阿斯拉夫（下图）坦言，当时的疫情让他十分忧心，更一度想要取消集会。
“我是真的很害怕冠病，要是真的出现簇群（就完蛋了）。所以我们真的很严格遵守SOP，还找了可信赖的团队专门控制人潮。”
“我也知道我们同时面对会受警方对付的风险，但冠病疫情真的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我也想过要取消集会，所幸其他朋友推动我继续向前。”
在旁的艾迪也点头赞同，强调在疫情下如何控制人群是一大挑战。
琪拉则说：“人们一直在批评我们不在乎防疫SOP等等，但其实那才是我们所有行动的重心。”
“我们所策划的每个行动都尽可能避免感染风险、避免人群近距离接触。我们脑海里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做好防疫，事实也证明没人（在集会）染疫。”
莫哈末补充，警方过去多月以来一直以防疫之名，禁止和阻拦人民通过集会提出异议；然而，集会者事后以行动破解了警方的论调——“反抗者只会出来闹事”。
疫情下赋权人民行动
有份参与集会的张玉珊（下图），高度认可团助的防疫工作。她坦言，不管什么形式的抗议行动，必然都会面对批评、侮辱甚至种种不实指控。
她指出，社运分子所面对的批评一般来自政治网军或是意识形态对立的民众，然而，最糟糕的是那些放大女性身份或外貌、口无遮拦的言语。
“我看到好些很糟糕的留言，说’女生干嘛出来？这样的态度，不会令父母蒙羞吗？丈夫不会管一管吗？’……他们只想要借机会羞辱参与抗争的女性。”
张玉珊也选择从另一个面向，理解和看待疫情下的抗争集会。
“不管你做了什么，肯定都会遭来批评。你免不了的。但做这些事情的好处是，我们其实是在赋权民众（为自己发声）。”
“毕竟限行令落实以来，所有人都说因为疫情不能上街等等……当我们站出来抗争时，其实能够赋权和增加其他人（表达异议）的信心。”
警力打压成内心恐惧
莫哈末（下图）坦言，站在抗争的前线，最害怕和恐惧的依然是警方的打压。
过去数个月来，他不断奔走警局，因此在领导和筹备集会时，内心不断挣扎和纠结。
“集会前的那个星期，我一直在反复思考，我真的要这样做吗？隔天我可能想通了，但之后又再反复怀疑自己，一直重复拉扯着。”
对比起其他四人，琪拉是个“街头菜鸟”，她坦言，今年3月是她第一次出席所谓的示威集会。
“所以，我的恐惧是，我不曾被警方传召过。我一直很担心这点，加上731集会的前三天，才20岁的社运青年莎拉依迪娜（Sarah Irdina Mohammad Ariff）就遭警方逮捕。”
“我就在想，如果国家可以对一个像她这么年轻的人施展权力，那么其他第一次参与集会的人要怎么办？他们很多（年轻一代）都不熟悉净选盟集会或其他过往的集会。”
警方逮捕莎拉的事件，加深了琪拉的内心恐惧，担忧警方随时会找上门，惊动到家中的婆婆。
琪拉的恐惧和害怕不无道理。几乎每一场抗议行动前后，都有团助成员受到警方传召、问话、罚款，甚至连家人也遭受骚扰和恐吓。警方最激烈一次的对付，莫过于最近的烛光集会。
当时，他们除了强行逮捕31人，更在过程中致伤张玉珊，并罚款每人2000令吉。如今更有两名参与者因涉嫌“在警局内行为不当”，面对刑事控罪。
团助随之为罚款发动众筹，获得民众的热烈反应。短短一天内，遍筹得9万2800令吉，远远超过罚款总额6万2000令吉的目标。
寻求重置国家机会
团助是政治诉求鲜明的青年组织，有人因此为它扣上“政党傀儡”的帽子。他们五人听后都笑笑摇头，以示对这样的标签早已见怪不怪。
琪拉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侮辱，批评者预设青年无法独立运作，非得要有政党当靠山不可。她说，青年只要借着公共讨论空间，如社交媒体，及善用科技便利，就能集结意见和产生行动。
“我想，过去很多年我们看过许多青年运动、学生运动都没有任何后台。我们只是对现况有所不满，为何我们不能自行决定？”
阿斯拉夫直指，街头集会必须要有资金来源和政治人物支撑的说法，已是一种老旧的迷思，而且，实际上许多青年都能独立思考，对政局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我们的诉求与政治有关，但这不代表我们存有任何党派立场。难不成我们去向没有权力的人提出诉求？”
其实，团助内部对政局和首相人选等事件，都有各式各样的意见和看法。不过，由于政局变化多端，同时为了避免内部分歧，他们不会花费太多时间纠结在这些议题。
莫哈末表示，他们也曾担心撤换首相会否迎来更糟糕的政权，但理解到这一切由不得他们做主时，他们便选择把诉求中心放在政府之首，即时任首相慕尤丁的身上。
阿斯拉夫则说，团助此前也在文告中阐明，谁做首相都好，国会议员必须回到议会解决问题，而团助的诉求，是为了争取重置（reset）国家的机会，让原本已经失能的行政体制有机会“翻生”。
“我们不是政治人物，无法决定谁是首相。我们只想要国家可以按照民主程序做事……当慕尤丁下台后，我们才有机会重置国家政治。”
访谈期间，他们也向《当今大马》表述自己对司法改革的期盼，以及彼此合作无间的“秘诀”。
《当今》：如果你有能力废除一条法令，你会选择哪个法令？
阿斯拉夫：《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这个自国阵时代就有的法令，到希盟执政时都没有废除。
莫哈末：《1948年煽动法令》，团助近期也有成员在这“古董法令”下被查，就连一则推文都能让你惹上麻烦。
琪拉：《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我的朋友（非政府组织“难民避难所”创办人）柯玉莉，就是因为揭露移民扣留中心的情况而面控。
艾迪：《1954年原住民法令》。这个法令迄今仅修订过一次，而且对原住民施加诸多限制，让他们不能为自己做决定。
张玉珊：《刑事法典》第377B条文，即自愿发生非自然性行为，不应该是一种罪。
《当今》：你们合作无间的“秘诀”是什么？
琪拉：（对政局的）集体愤怒帮了我们很多哈哈哈！我想，我们所有人的优点是没有人会把问题藏在心里。即使很多问题发生，但没有人会耿耿于怀，我们都是直接在会议里摊开解决。
我们很坦承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在社交媒体上亦是如此。我们对自己很诚实，可能这也是其他青年认可我们的部分，即使他们未必认识我们。
艾迪：我们会确保在会议里提出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带着组织的身份而来，我们都是以真诚开放的态度共事。
莫哈末：我们之间一直不断开会，根本没时间累积问题或怨念。不管任何事情，我们都是直接带上会议讨论和解决。
阿斯拉夫：对，也由于我们有很多会议和见面机会，所以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和默契，不会去特别在意或计较个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