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他者：读王明珂的毒药猫理论
【零思掠影】人们常将现实挫折或不如意归因与一边缘群体的恶意作为。
【零思掠影】
人类社群生活充满着集体归属的需求，个人总免不了“群聚”的社会行为，无一不尽力让自己融入某种“群体”或“身份”的认同。正因每个人各自身负着不一样的价值观及社群认同，想法观念歧异，现实生活中个体往往会基于对血缘或利益的认同，将自身价值观置身于群体形式的归属感。
这类行为往往是以内在与外在的“共同”（血缘、危机、利益、认同、价值观、意识形态……）所形塑，社群的每一个体分享着内在一致的信念想法，以及外在威胁社群的“恶”。
生活中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形塑人类社会以来”我等”与”他者”的划分，造成历史上许多各种冲突与矛盾，血淋淋的恐惧与暴力谱写了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史。
政权相争、宗教战争、种族屠杀、殖民剥削……人类历史充斥着各式各样预示着兴衰血泪的暴力悲剧。“民族建构”或安德森所言的“想象共同体”，无不以塑造共同价值观及身份归属感为目标，进而铸造民族国家，于外常常藉由社群边缘来划分敌我，于内则形塑着同质的”纯粹”认同。
资讯蓬勃发展，跨文化地域的交流并无达成历史终结般的统一信念，反倒面对的是意识形态愈来愈尖锐、对立的局势。
各国社会阶层和群体因不同的价值观而严重撕裂，国与国之间无可妥协的政治博弈，族群与族群之间背负历史记忆及伤痕。正如王明珂所感叹的：这是一个弥漫着恐惧、猜疑与暴力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社群透过冲突与矛盾确立外在的威胁，强化内在的联系关系与同质价值，根深蒂固的社群建构与维护的需求，使得猜疑、仇恨与暴力的情愫滋生。
为何人类历史总免不了骚乱与暴力，社群生活弥漫着对各种威胁的深沉恐惧与猜疑，暴力何以成为社群建构、维护、扩张的根源？这些问题便是王明珂欲藉由《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一书所欲探讨的复杂现象。
替罪羊與毒药猫
王明珂于书中指出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概念：替罪羊（scapegoat）和毒药猫。前者是指“被人们猜疑、怪罪、施暴的群体内部边缘人”，同时“因其社会边缘身份，而成为人们发泄挫折与恐惧的受害者”；后者则是基于集体暴力受害情结之下，对社会怀着仇恨而心存报复的“替罪羊”。
王明珂透过对羌族社群的观察及研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建构“原初社群”普遍存在的意识。 “原初社群” 是人们血缘与空间群体认同叠合的社群形式。个体或为生存资源利益或族群血缘的情感而群聚，并且藉由共同起源与共同的异族意识（a sense of otherness）划分族群边界，追求与保护共同资源与利益，形成对异族的敌意与敌对行为——确立、排斥、对抗他者来凝聚我群。
妖魔化社群以外的人事物，是许多族群借以凝聚、维护、强化群体意识的普遍作为。被妖魔化的边缘群体遭受长期的不平等待遇和暴力行为，则容易从无辜的“替罪羊”转化为实质性质的“毒药猫”，对主要群体展开报复行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社群所忧心的”恐惧”的源头和代表。
内忧外患危机感下的社群暴力
社群需维护内部的稳定，就需有政治性质的威权、组织和武力——对内执行工作及资源分配，对外则保护及扩张群体边界。同时，宗教则作为构筑“起源”的重要媒介，以神圣化族群的祖源及价值观，加强族群认同与区分。
如此一来，置身在其中的个体承接着族群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了熟悉且能够掌握的“世界”，便产生了对可能破坏这一秩序的”未知”的恐惧，且追求社群的“纯净”，以期非我族类的威胁不会藉由内部的不确定因素来分化社群的安定。
替罪羊和毒药猫便是在社群恐惧脉络下所担当的“污秽”角色。王明珂透过历史上的猎巫、羌族寨子毒药猫传说以及普遍存在的女性妖魔化现象，指出这样的猜疑蕴含着集体暴力文化的社会意义——藉由不确定表述和隐约指控“敌人”，消除群体内部的各种紧张、化解冲突，进而凝聚群体。
人们心中的“内忧外患”不仅只存在于外在的敌人，往往也担心社群内部的不“纯净”分子会与外部势力勾结，为人们带来社群秩序或被破坏的恐惧与压力。借以国家、宗教、族群等名义所发动的战争，或是自然化的歧视和区别，正是人类文明所发生的集体化、制度化与仪式化暴力。
自认“少数”的恐惧
王明珂引用人类学家克利弗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理论，解释社群与社群之间相互猜疑、指责、恐惧，担忧内忧与外患相互勾结的现象——敌对双方的社群势力往往都将自身视为“少数”。
由于自认为“少数”群体（不一定是数量上，也可是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等的“少数”）具有强烈“受迫害”的危机感（无论是否为错误认知），让人们会加以揣测社群的外来者或社会边缘人，集体猜疑且施以各种暴力，以巩固社群边缘与他们眼中纯净、安稳、和平的”世界”。
相对的，遭受如此对待的群体则会对这类主体人群心生怨怼。长久下去则造成无解的连锁仇恨、猜疑与矛盾，进而可能形成武力冲突。
妖魔化常常是基于主体认知而不是客观事实，所以往往被认为是“污秽”的特定群体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指控，长期下来则形成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至于为何即使可能是不确实的指控，甚至是极其明显的偏见和歧视，大部分人仍会响应甚至是实践社群的价值观？
基于对社群的依赖以及认同，人们常将现实挫折或不如意归因与一边缘群体的恶意作为。为了获取社群认同，提供简便的心理归属感，则会参与社群的集体暴力，来巩固或合理化自身的社群成员身份。
当忧虑自身或会成为“社群以外”“非我族类”的恐惧深入人心，人们在社群生活中容易参与集体指控与施暴。校园内的集体霸凌、族群内的价值偏见、国家的国族主义等，都是在如此之背景下产生。
故此，只要是社群生活的形式，就难以摆脱根深蒂固的恐惧与暴力。暴力为人们所畏惧，却又是团结社群的简便工具。为了追求社群的同质性的“纯洁”，恐惧与猜疑会无限增长，更为难以容忍各种外来、异类、反叛的“污秽”，施暴者会以社群之名合理化集体的猜疑暴力行为。
受害者则往往容易因相同的机制作用下，渐渐合乎这种被针对、牺牲、怀疑的期望，从而对暴力展开相应的反抗，因此冲突会愈来愈扩大——无论是言语、制度还是实质行为的集体暴力难以根除，且通常不会被加以抑制。人们在远方敌人与近身异类的双重恐惧与威胁下，会更加地不惜一切代价去伤害他者，以维护自身所处的社群的价值。
二元对立的社群边界
王明珂《毒药猫理论》一书的内容还处理了当代国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互联网的”毒药猫”现象。民族国家中的个人易服膺于国家政权的认同体系下，而造成各层次的社群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大规模的集体施暴，酿成武装冲突与战争。
从纳粹、以巴问题、罗兴亚问题、中东原教旨主义集团对西方资本世界的恐怖袭击等，显见”内忧外患”的危机感借以国家途径更易形成集体暴力的骚动情绪。我族优越感以及对社群不纯净之异类的恐惧和猜疑，长期以往只会造成撕裂和冲突。
现今愈来愈价值分化的时代，或许不啻以”血缘”和”利益”作为辨识我等他者的媒介，政治光谱上的价值观和立场更决定了谁是敌人，谁是友军的二元对立。
社群边界确实会因现代全球化的交流而无限扩大。透过网际网络的便利，我们能够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地去结识和融入各种圈子，但个人的独立思考容易被淹没在网络大量即时的讯息，顺应”民意”的心态让我们或会面对”选边站”的简单思考。大数据机制让社交媒体充斥着符合使用者价值和喜好的讯息，这样的特性易造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同温层。
同温层所产生的讯息、言论若是极其针对性的恐惧与仇恨性质，便更强化了社会群体间的敌对与暴力。大家都竞相投入与自己意气相投的网络社群中，并且吸收所见所知的讯息，足以让大部分不具有判断能力的”从众”会自持代表正义，打击他们所认为的邪恶一方。
在这样的冲突中是不见有任何公民讨论的“价值前提”，不管是“左”还是“右”都认为对立面就只是邪恶的“妖魔鬼怪”，只有认同和拒斥二端，我们又何以达成社会共识呢？
归根结底，根深蒂固的社群认同，以及社群内部所宣扬的各种猜疑与暴力行为无法认清”世界不存在唯一真理和正义”的调和，主张以极端“正确”的心态去落实单元思维的暴力，社会的撕裂和分化只会持续下去。
许多人或许认为处在多元环境中，但那也单元思维下的各种“多样”形式，自始至终如果着眼点只在”自家社群”的话，易为社群所桎梏，本位中心的优越感将让许许多多的“人”变成“恶魔”——因为在这类人的世界里对自身社群有所威胁（无论是否为真）的他者，都是万恶不赦的敌人。
多元环境的本位现象
这样的现象会是天生自然而然的吗？若从王明珂书中所揭示的内容，我们确实具有与生俱来的群聚意识和需求，社群生活而渲染的各种文化承续、风俗仪式、观念印象等则是导致我们或多或少容易从“社群”的角度评断万事。
社群有大有小，一个人自会置身于各式的社群之中，国家之下有族群，族群之外或有文化、兴趣、价值观等不同的面相。此处所要借以上述内容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接受多元价值和产出相关论述？
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便极力宣传各族共处的多元价值，得天独厚的社会及文化基底让我们自小便得以生活在多姿多彩的多元环境。当然不平等政策及国族意识的薄弱，导致长期以来的多元环境像是共同生活的不同社群而已，尚不能真正意义上形成以”国家”为本，容纳各族“国民”的统一价值。
马来主权的绝对性，使得以民族建构形成的是一种近似同化的威权制度， 而难以形成多元兼容的民族主义， 即完全接受其他文化的自主发展和保留的权利。
讽刺的是，为了回应如此迫切的”威胁”，马来西亚各个社群——尤以“族群”为本位的危机感常常会落入“敌我分明”的状态。随手举例，近至日常生活常常听见“某某民族就是好吃懒做、贪钱、爱打架””都是某某民族不听话爱乱跑导致疫情严重”，远至各种政治人物、代表组织假借“多元”实质上只不过是捍卫自族价值的论述，显见我们社会的各大“社群”只能尽其可能地表示反抗态度来维系自我保存的空间。
多元文化主义是否可能？
从与异族相处该不该用母语谈话、爪夷文事件、招聘规定需要会某某语言（反过来也有不少企业主张自家是“清一色”）所引发的争议，各个“社群”（涵盖族群、价值观及态度）各执一词，无法跳脱于极端式民族主义本位思考或国族建构的大一统思维困境。
我们的公共讨论只在“霸权体制”与“文化本位”两种极端的冲突中徘徊，从而相应的社群确实内部会更加凝聚团结，却让外围更大的“社群”（国家）本该所应贯彻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精神消失殆尽，实在是我们需省思的。
多元文化主义完全落实的乃是以尊重文化独特性及平等价值为前提，要求各个族群都接受最起码的共同行为规范和准则——共享平等价值的政治原则与社会契约，意味着承认多元权威价值下，个体与群体皆有文化选择及认同的自由。如此一来才不会落入后现代式去中心随意妄然的纵欲和虚无，或退守至单元意识形态的完全同质性。
“共同”的单一面向只不过会让社群与社群之间失去交流、和谐的空间，演变成壁垒分明的冲突、对立状态。王明珂于书中的警世之言：“无毒不成寨”，对外强调邪恶，对内强调纯净是我们人类元初社群想象与建构的根源。
然而，当社群要求内部成员纯净如一的特质发展至“要求纯净，不能容忍一丝杂质”，便容易引起许多不必要的内在紧张与对外界的敌意，自然也不容许内部的异端，暴力由此而生。
与“异”共存的多元精神
就马来西亚环境而言，无论是借助中国、文化、族群因素对抗不平等的马来主权的绝对意识，抑或追求统一思维的单元国族主义，都是泛泛而谈的假想。如若不正视各自社群所蕴含的偏见、刻板印象、歧视，真正地直面那无处不在的恐惧与猜疑，面临社会矛盾而需捍卫权利之时，则容易造成无可挽回的社会撕裂。
到时无论是否有真的“罪恶”存在实际上已毫不在乎，大家都只会将对立面的社群视为外界的敌人，内部的成员应当凝聚团结抵御外敌，这难道不就是反映了现今许多种族主义思维和论述的排外性质？
我们需正视这类极端本位呼吁的病态，无论它是以种族或国族为本的社群，纠正它已失去“价值”的形式主义和“纯净”的霸权正义，重新聚焦问题的根本，落实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承认社群之内的多样性及差异性。
以恐惧或仇恨之论来煽动内部成员情绪抵抗外在威胁的保守狭隘论述应当转化为开放、灵活、自主的公共讨论精神，才能得以跨出狭小的”社群”去接纳现实生活的多元环境，即各种“异”相互共存、尊重与和谐的世界。
当然，上述内容或也只是一种理想主义式的乌托邦愿景。现实政治环境确实是不易有意识地去辨别”身份”和”认同”两者的自主性。
倘若文化本位主义的民族论述失去了依据，那社群共同体内部的习俗和常规被瓦解，是否还能够有对抗文化霸权的压迫，追求社群共同权利的空间？这也是笔者心思念念马来西亚环境究竟该如何平衡”理想面”和”现实面”难以调和的冲突。
回想去年半岛电视台报导大马恶劣对待无证移工纪录片事件，国人不分种族群起“团结”捍卫国誉的狂热，不禁想或许马来西亚社会多年以来，只是缺少一个外在”共同的”敌人。
如若读者认为去年的事件是合乎“马来西亚国民”的“爱国行为”，那王明珂《毒药猫理论》一书对“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的分析，确实值得我们昼警夕惕。
Netflix纪录片How to become a Tyrant有言： “希特勒基本上是说，华尔街的资本家和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骨子里都是同一个犹太人的阴谋。这似乎很荒谬，但希特勒偏偏说服了德国人民……我们不应该把20年代的德国人视为比现代的我们恶劣。如果你真心觉得自己国家有内敌，那你当然会希望政客采取行动。我们很轻松就能说‘希特勒那种暴君，我不会上他的当’……我能保证你会上当。”
这是现代人，尤其是马来西亚社会每个人，都应避免陷身其中的警世恒言，提醒我们人类社会普遍的暴力形式，正是基于片面认为自己需追求一种纯净的“正义”。
王智霖，现留学台湾，彳亍漫游芸芸众生茫茫视界，偶尔失眠熬夜写字吐槽、评论、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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