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阅读为社区培力，绪庄与秀玲的宁静改革路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廿年前，拉曼学院吉隆坡文良港总校外一排旧店屋，有个个子不高的男生和伙伴们站在一家经济饭店外，耐着性子地向进出店内外的学生，说明抗争连署的缘起和意义，没有撕破喉咙的喊话。

有些人走进去店里用餐或打包前后，会停下来在桌前签字连署；但我没有，只是在一角落默默观望着。

当时是2001年，多场民间运动持续中，如救救白小运动，还有与拉曼学院最有渊源的运动——反马华收购南洋报业。除了媒体工作者、华团和评论人发声外，这所马华公会亲手创办的拉曼学院内，也有学生组织积极抗议政党收购媒体，其中又以拉曼前进阵线为最前线。

同时参与拉曼前进阵线、拉曼华文学会与口水窝的张绪庄，与伙伴们早已习惯马来西亚这种“把大专当中学管，把中学当小学管”的教育风气。他们连办场时事讨论课，也得先跟院方详细交待，且申请常常被拒；自然在校园内外发抗争运动的传单和收集签名时，也同样会受校方警方盯住。他们总是得想办法在“幼稚园大学”里，摸索出青年世代应有的专属模样。

几年前，在雪兰莪某个小镇的文创市集，社区关怀工作室两位创办人——1979年出生的绪庄和小他一岁的组织伙伴兼生命伴侣张秀玲也来摆摊。印象中，秀玲忙着在摊位上卖书，绪庄则站在人潮喧哗的闷热环境中，对着一群小孩认真地细述手上绘本的故事和启发，没有花俏取宠的声音表演。

这些年来，从学运到社区关怀工作室，他们一直都在某种相近的位置上。

回想起当初加入学生运动的契机，绪庄和张秀玲都提到是受到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时代精神所感召。

1997年金融风暴爆发后，前正副首相马哈迪与安华在经济政策方向上相左，马哈迪隔年将安华撤职，引爆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

那一年，绪庄从柔佛麻坡上来拉曼学院唸生物化学系。週末，他从学院去吉隆坡半山芭巴士总站准备回家的途中，会经过市中心Sogo购物广场前面，见到黑压压一群人在那里高喊“烈火莫熄”口号，但他对这群人聚集的缘由毫无头绪。

幸好，他在拉曼华文学会遇到时事讨论与辩论组导师，替他慢慢解开其中的疑惑。导师还会带着他们谈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时事，令他开始渐渐感受校园外的社会脉动。

绪庄说，“你只要积极关注国家课题，都会被这个烈火莫熄课题捲入。要么你就是走在比较前面，要不你就会在旁边默默关心支持。社会风潮来的时候，它是一种社会上的理亏，心存正义感的人或我们，都是受到这股社会风潮所引领、影响。”

2000年，秀玲考入槟城理大植物系，然后一头栽进理大华文学会（简称“理华”），第三年当上主席，也跟理华朋友在校外共组理华之家，过着集体生活。那些年，学长给他们读《野火集》、《苏菲的世界》，带他们声援新马辩论风波和白小、参加人权营，还经历理华遭校方冻结。

那跟她从小在霹雳长大、所认识的世界大不相同。理华那段日子给她很大的精神力量，让她开始探索这个世界。除了学长的引领，同辈同学共同经历和玩闹摸索，也是让她勇于持续投入与面对的重要因素。“它也是个社会风气，好像每个人都应该做一些事情，所以很自然就参加学运，没有想太多。”

她反覆用有趣新鲜好玩开心这些字眼形容那段日子，前面还要多加一个“很”字。“我们走在最前线，是因为我们好玩，而不是说那种很有理想啊、流血啊、革命啊，不至于那样。”绪庄在旁笑着插话说，毕竟，我们都是马来西亚填鸭式教育的产物。直到毕业那天，秀玲相识相熟的同系同学没几个，所以她才笑说，自己其实是“Major in 理华”。

绪庄形容，学生一旦进入那样的圈子，会透过议题讨论和行动实验的来回过程，得到反思或赋权的机会，“你会觉得你有一种力量，觉得你在决定着你自己的一些未来。”

但能够修满学运学分，走到最后的人，始终不多。秀玲认为，从学运到社运，人难免得经历许多价值观的判断与挣扎，甚至要应付家人朋友的劝阻和学业事业的压力。

学生参与学运的积极程度，向来与校园内外环境的发展息息相连。后来，政府祭出宣誓书（Surat Aku Janji），要大专生从此对公共课题噤声，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事务处（HEP）甚至尝试主导校园选举。绪庄点出，校方打压“一小撮”问题学生的常见手段，首先就是要对付他们周边相对看似“稚嫩”的同学。

“其实，你要让一个人积极参与，不会说很容易；但你要让他离开是很容易的。你只要把议题变得很乱，例如，抛出‘正义是谁的？’这样的质疑；你只要把这个过程搞得很复杂，让他要付出很多时间成本，需要思考到底要怎么做，他就会消耗在这里。”

“他就会开始不愿意参加，觉得政治是肮脏、混乱的，这种运动是有污点的。很多人就会选择现在先把学业完成，以后有机会再参与。”

他回溯时说，求改革的思潮风气一旦受压，很多人就会开始收敛，“它可能没有办法阻止当下最激烈的那一群人，但是可以阻止下面承接上来和一起参与的人。”

秀玲在访谈中好几次都提到，“不要想太多”是她和学运朋友一路上撑下来的原则。

“后来，我发现那些可以走到现在的朋友，都是那些⋯⋯当然正义感一定有，但就是比较是‘活在当下’的人。他们觉得对就去做，不会去管人家怎么看待我们。”

搭舞台的人

离开大专院校后，绪庄与秀玲在董总会务与组织局服务4年、关丹董联的书坊1年，然后创办社区关怀工作室至今10余年。在不短不长的近廿年里，社区推广与组织工作，一直是他们的生命基底。

加入董总以前，绪庄先是去了新希望工作室，负责发行2000年创刊的政论杂志《小辣椒》。他主动提起，当时的他还是忙着学运事务，加上自己的经验尚浅，杂志发行业务主要是延续前人的积累，并没有为组织扩展增值太多，令他感到惭愧。

一年之后，工作室因故暂停，绪庄和刚毕业的秀玲在同是学运出身的友人邀请下，进入董总会务与组织局。无论是当初或现在看来，这样的选择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长年全国各地四处跑动见人，拜访或支援不同组织和社运，探究新村小镇的资源条件，举办跨阶层族群的讲座生活营，让社区或社群共同累积组织经验，是他们的基本工作。

而面对面汇报交流董总年度计划和运动最新发展，再将当地的组织资源串连回来中心形成集体力量，用绪庄的话语来说，则“渗透”在那些日常业务当中。

维持如此工作节奏长达4年后，他们选择离开了董总、马来西亚。为什么？

他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投入工作时都是全力冲刺，久而久之就陷入一种精神耗尽的状态。2007年那年，秀玲患病开刀后，进入关键复原期，身体还是虚弱，于是听取同事建议，去一趟纽西兰打工旅行，希望可以接触大自然，多多劳动，养好身体。

绪庄决定陪伴秀玲经历这一段休养之旅，于是跟着递上辞职信。那段期间，董总和华教运动开始闹出许多风波，从华小董校风波、董总首席行政主任不续聘事件、董总行政部人事大地震、2008年新纪元风波、增江北区华小董事会纠纷、关中申办批文与统考事件等等，深远影响组织乃至华团华社。

他俩回马后，发现董总更不一样了，两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涯规划也不同，准备开始组织家庭，就再也没有回去。

在回应董总风波的具体分歧时，本来说话就深思熟虑的绪庄，一再谨慎地表明：“这样的风波有其复杂的面向，没有办法简单陈述。有一些脉络很早已经潜伏其中了，需要更细緻地讨论。”

其中，他以争取关中申办事件为例，尝试简述其中分歧。

“大家要选择不同的立场：你是要接受政府给的这张执照吗？还是要选择反抗这张执照呢？从华教的发展脉络来看，各有各选择。有的人觉得，你接受了不就是选择妥协了吗？那你就是吴三桂，开放边疆让清兵入关。但也有的人觉得那是一个尝试，你尝试了，开的就是一个新局。”

“不过，这些都是未发生的，是你的观点预测。你没办法说谁对谁错，那都是出于你的观察。”

关中事件一直备受争议，从政府批文与变种独中、能否报考统考，延伸到董总争端的焦点。教育部当时提出的其中条件是，关中是一所私立中学，且须以国家课程和考试为准。

支持者认为，关中虽以“关丹中华中学”的身份成立，但至少能让彭亨或东海岸华人子弟从此多了个升学选择；反对派认为，倘若接受国阵政府的献议，则可能从此使独中变质；也有人则认为，关中问题不纯然是申办新独中的问题，而是参杂了当时董总内争的因素，有人借此课题打造自身的捍卫华教形象。

其实，根据绪庄的叙述，关中事件的类似分歧也曾出现在救救白小运动——要不要接受原地开校，但不是学校原名？这种困局经常也跟外在力量给予的有限选择，偏离民间原来诉求有关。

但他认为，组织内部长期有无建立一套民主机制，让不同的观点可以相互竞争和加以验证，也十分关键。

“过去几十年，内部民主机制因为外在压力，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发展。很多时候，因为外在压力更大，大家很快就达成愿意接受的共识，就往前走了。但问题出现以后，也就失去了平衡的可能。”

他所指的“外在压力”，是指国阵政府长年的政策打压。面对外来压力，所有大小团体都会自觉地把分歧放在一旁，一切以大局为重，毕竟打倒共同敌人最重要。

“当你用更大的目标去套着更小的分歧，长时间下去，这种小分歧没有得到抒发⋯⋯所谓，‘打烂牙齿往肚里吞’，久了以后，其实就会累积成内在压力。你越多事情没有讨论，几十年来的差异就默默埋下。（分裂以后，）这种差异就会被放大。”

2007年是董总风波的分水岭。在他看来，2007年以前，大家许多立场方向一致，即使内部出现分歧，多与工作观点不同、立场策略取度平衡有关；直到2007年闹出董总风波后，大家就开战了，过去再好的团队也在一夜之间撕裂。

“这个分裂非常深远，从上到下，从组织到个人；这个分裂维持整整10年，我们可以说是组织的停滞发展期。”

“当然，我从外观察的个人评论会对组织不公平，可是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分成——他们要么就积极一点，希望自己所支持的那一方会获得关注；至于那些不想要继续争吵下去的就站远一点，一旦距离维持得远一点，参与度就会冷却。”

“我们就像那种长年在边疆打仗的人，回来上京城的时候，才发现京城不一样了，那种感觉就是士气受挫。“

过去这些年，绪庄和秀玲鲜少在任何公共场合讨论这些，因为涉入其中的各派人物都是他们过去经常开车载到各地巡迴汇报的伙伴，一生都为教育奉献。绪庄形容，他们不过是组织里的小兵卒子，即使理解组织整体的方向立场，但对于各派人物过去至今的恩怨分歧，则未必能掌握得那么清楚。

话虽如此，受询及董总风波后的反思时，绪庄还是能迅速地回应：

“灾难后要怎么重建？怎样把过去的遗失的那十年找回来？”

“其实，组织是有生命的，有个生命周期，如果不是壮年，就是进入老年。所以，组织这时候要不断前进。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哪里？这个时代如果关心教育的年轻人会在哪里？”

哪里是前线？

可是，在网络分流、议题分众的时代，大台还重要吗？

绪庄和秀玲身边许多朋友都是教育创新的个体户，认为大组织没有发挥空间和号召力，宁可选择在各自战场里实验。不过，绪庄认为，大组织始终有自己的使命——推动公共基础教育改革。

他主张，大组织不要忘记自己的公共责任，否则那些没有文化和经济资本的社会基层——无法让孩子在家自学（homeschooling）或上国际学校，就会一再受到忽略而处于弱势。

2010年，绪庄和秀玲成立社区关怀工作室。他们靠那后来渐渐成形的十人团队，把一年的工作行程排得密密麻麻——每周两小活动书展，每两三个月一场大型讲座。他们是停不下来的人，长时间到全国各地跑动，逗留在雪州家里的时间并不多。他们将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边工作也见朋友，跟同事孩子四处吃百家饭、住百家房。

这是他俩选择如何将自我与社会连结的方式，也是他们最想要保存下来的积累。

2007年从纽西兰回来以后，他俩发现，即使种种风波把大家弄得四分五裂，但他们与各地组织共事过的生命经历，原本存在于各个社区的教育和组织问题，一件也没有少掉。

绪庄说，“我们好几年的经验累积，或是用真实生命走出来的东西，如果就这样放掉，那是浪费了前面五年的积累，浪费了组织资源，浪费了我们个人生命的投入⋯⋯你说要拥有它，其实不容易，但要让它消失是很快的。你只要让它消失三年，所有的人就没有过这种合作经验、没有聚合的场合、那种习惯和话题就没有了。我们比较想要把这种东西保留下来。”

比起议题倡议组织，他们更有意识地选择把推广教育和阅读，作为重新走访与组织社区的手段。

绪庄提到，“学运期间，我们关注很多议题，劳工、性别、环保和人权。可是你要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基础资料、背景和脉络去思考，所以你要怎么去开展？所以你要调动积极性、能够促成改变的……谈教育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所以从教育切入，是我们最方便的途径。”

“透过教育，我们可以谈更多课题。谈自我成长改变是为了什么？为了更美好的世界。什么是更美好的世界？环保、性别互相尊重、多元开放，这些议题就能够谈得开。”

2008年308政治大海啸以前，整个社会还是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氛围。他说，很多人会避开不谈所谓的敏感话题，社会也长期缺乏对各种议题的背景认识与思辨，因此如何让“圈外人”接触和关注，是让这些议题生存的条件。

“后来，我们再加入阅读，阅读也是为了个人的反思和成长……现在的人不阅读，不关心教育，最直接的是他不关心自己孩子的教育，也不关心自己的学校社区变化，你怎么期待未来的社会有人去关心和经营，变得更好？”

议题倡议途径没有好坏，关注相同议题的团体合作起来，反而更容易达成共识，对外推广也更为顺畅，但绪庄担心，若组织团体只剩下这种途径，就是只剩下同温层。所以，他们选择“反其道而行”，希望在不同地方组织和培养愿意接触与关注各种议题的人。

绪庄坦承地说，这些想法都是经过十年积累，才慢慢打磨出来的。

社区关怀工作室每到村镇社区办书展讲座，赚了一些小钱后，就会想要投入资源实验和开发新的社区，一旦发现活动项目亏钱，他们就会像发现新大陆般欣喜，“这就说明这个地方有问题——例如人的连结方式、做事情的方法、议题的操作，要从中找出原因。”

绪庄说，“你一定要投入资源、办过一次活动后，人的经验才会成长，社区里面的讯息网络才可以得到疏通⋯⋯当你越做越顺畅时，人们就会获得赋权。其实就是这个点，我们觉得很珍贵，才去做这个工作。”

这是绪庄和秀玲对“投资、赚钱和亏钱”，乃至社区组织的见解。

相较于过去在学运、董总较为“前线”的位置，他们又如何看待社区关怀工作室现在介入社会的位置？

绪庄后来通过书面补充回复，“如果说推进议题冲击体制的这端是前线，那么相对的，组织动员集结共识这端就会像是在后防的准备。当我们在参与各种议题运动的时候，我们对如何有效连结基层和动员参与是有感觉到一种迫切性，因为参与的人远比期待的少。这样的思考连带让我们关注如何为前线做好更多的后防准备。”

他的回应，其实也在反问：什么是前线？哪里才算是前线？

“就我们看来，不是挂着议题的就叫前线，而我们看似的前线其实更早前也是从人的觉醒开始起步。 ”

“我们是带着一种对制度缺失的改革期待而出发，也在奔赴我们的前线路上，只是看起来还没有很尖锐的抗争课题，而是在有机建构的过程中。 ”

“相对我们目前参与的教改运动（暂且称呼这个方向的努力），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参与的团队，借由我们的行动思考和组织策略，孵化和加速其他人/团队的参与 。当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慢慢拉开，这场运动所能解放的力量将辐射在各个议题上。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希望促成政策和体制上的改革。”

我似乎能慢慢了解，他们的工作伙伴兼社党全国财政苏淑桦为何会用“宁静的革命”这几个字，来形容这两个“卖书人”在用一种看似不起眼的组织方式，在推动着这些大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