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分析研究显示,去年沙巴州选一周后,该州共出现2979宗2019冠病新病例。随后疫情蔓延至大马其他州属,促发1741宗新病例。

总计而言,大马全国总共有4720宗新病例与沙巴州选有关。

去年沙巴州选的投票日落在9月26日,选举结束后沙巴及数个州属随即落实条限令(CMCO)。

从9月26日到10月12日之间,沙巴州发现的新病例高达70%乃州选所致。这个数值在每个县有所不同。

例如,在仙本那县,高达95.7%的病例是州选造成;斗湖则是79.5%,拿笃则是96.7%。

新加坡的研究团队近日公布研究结果,估计上述期间,大马全国其他州属约64.4%的冠病病例都是沙巴州选的蔓延所致。

换言之,沙巴州选间接导致全国其他州属出现1741宗新病例。

若以大马全国来计算,从9月26日到10月12日这17天之中,沙巴与其他州属总共有4720宗新病例与沙巴州选有关。

沙巴州选相关的新病例,主要集中在半岛的主要城市地区,如八打灵县、吉隆坡、柔佛。

不过,沙巴以外的114个县,同个时期也是病例增加,亦是沙巴州选所致的溢出效应。

研究摘要写明,“我的分析证明,这项评估并非建基于既有的流行病学趋势、监督举措和/或预防政策。这项评估突显出,某地区有许多群聚活动,就可能扩及成为全国疫情爆发。”

“因此,即便社区传染不多,且维持距离守则,仍然必须谨慎考虑放宽群聚的限制。”

电脑模拟数据

这项研究是以电脑模拟方式,研究马来西亚3月22日至10月12日的冠病数据。10月12日是吉隆坡、布城、雪兰莪及沙巴重新落实条限令的日期。

这项研究的团队主要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NUS Saw Swee Hock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目的是以沙巴州选为研究案例,探讨群聚如何造成冠病疫情爆发。

这项研究报告刊登于《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期刊。这是同行评审的计算生物学(Computational Biology)期刊。

研究者点出,全年沙巴州选前,6月10日至9月26日之间,马来西亚每日新增的病例数量约为16例。

至于州选结束后到落实条限令前的17天之中,大马每日新增病例约为190例,其中大约154例出现在沙巴。

 去年7月29日,前沙巴首长慕沙阿曼策动议员跳槽变节,拟推翻民兴党为首的原任政府。时任沙首长沙菲益随即寻求解散议会,触发闪电州选。

州选前风险低

这项研究引述多项新闻报道推论,沙巴在州选前的冠病风险虽然不是零,但风险甚低,因民众多遵守戴口罩、维持身体距离及检测体温等措施。

不过,研究发现,毫不限制人数的户外群聚活动,以及最多可有250人的室内群聚活动,增加冠病传播的风险。

“此外,前来助选的政治人物、他们的随行助手、集会参与者,据称在活动时都疏于遵守安全距离及戴口罩等规则。”

“虽然政策很快改变,开始限制政治演讲限30人,不过冠病强大的传播力及累积增加的传染风险已足以导致选举后该州的确诊数字增加。”

联邦政府当时允许因选举理由而跨州移动,加上疫情爆发后没有即时限制跨州移动,从沙巴返回各州的人进而触发各州的新疫情。

政府决策迟缓

去年,卫生部在9月20日鉴定大马迎来第三波疫情,但政府迟至9月27日才规定从沙巴返回其他州属州的人士需隔离。

首相慕尤丁承认,沙巴州选与第三波疫情有关,坦言当时防疫政策慢半拍。这波疫情一直持续至今。

沙巴州选落幕后,数名国会议员逝世引发补选,砂拉越也将在今年迎来州选。政府以避免选举为由,在各区域颁布紧急状态。后来,今年1月11日宣布全国紧急状态。

疫情持续恶化,大马政府在今年5月数次缩紧防疫政策,昨晚则宣布6月1日至6月14日落实“全国封城”。惟砂拉越不跟随此措施,仅在今天开始实施限行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