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国苦苦维系一个家：乔依的限行1年记
“以前常常外食或打包，现在是买一只鸡回来，要仔细想怎么分配，才可以分7天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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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时，已经是傍晚5点半，虽然天未黑，但菲律宾裔家务工乔依（化名）却不敢步行回到才16分钟之遥的住家，反而宁可花钱，招来电召车代步。
这不是出于懒惰，而是恐惧。乔伊解释，交通繁忙时间往往有更多的警察临检，若遇上肯定要倒大霉。
受访当天，正是大马实施防疫限行令一周年的前夕。对乔依而言，这一年磨难不断，衣食住行都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疲于在异国苦苦维系着一个家。
而最大祸源是，她如今已沦为无证移工，不再持有合法工作证。
34岁的乔依来马当了6年合法家务工，即俗称的“菲佣”，她去年中之前，为阿根廷籍雇主佩德罗（Pedro，化名）打工。
停工两个月几乎断粮
乔依忆述，去年3月中时，佩德罗突然让她早点回家，并且准备一些食物。平时没有看新闻习惯的乔依这才知道，全国防疫限行令将开始实施。
起初，乔依乐观认为，限行令只会维持两周，但事与愿违，她和丈夫阿福诺（化名）此后停工了两个月。
限行初期的两个月，乔依的家庭收入瞬间归零，缴不出房租外，就连采购日用品与食物的钱都没有了。所幸，最终获得非政府组织如“我们的旅程”（Our Journey）与同乡救济，一家人才免于流落街头。
5月，限行令稍微放松后，乔依再次回到佩德罗的家工作，原以为难关已过，但1个月左右之后，更严峻的经济冲击连锁反应地来到她的跟前。
佩德罗任职于本地一家石油与天然气公司，但公司在2019冠病疫情重击下蒙受亏损，并于去年6月裁员。佩德罗丢掉工作后决定打包行囊，举家返回阿根廷。
佩德罗一走，乔依连带也霎时间失业，成为无证移工。这是因为根据1959/63年移民法令，一旦移工的工作有所更动，偏离准证所列明的任何条件，则工作准证形同失效，该移工也不再具有合法身份。换言之，移工更换雇主、职业、工作场所等都会沦为无证移工。
新工作薪水少掉一半
但所幸，毫无退路的乔依很快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佩德罗的邻居决定聘请她，只是所给薪水却大不如前，几乎少掉一半。
“许多雇主给的薪资不如以往高了……我昔日的薪水是2300令吉，如今只有1200令吉——工作量却是相同的。”
她补充，没有工作证下，她如今不能如往常般工作到傍晚5点，必须提前两小时结束工作，赶在交通繁忙时间之前，搭巴士回家，以策安全。
乔依也指出，虽然留宿在雇主家可以增加收入，或许拿到2000令吉薪水，但她家里的两个年幼孩子，却不容她这么选择。
恐惧使乔依足不出户
失去工作证，乔依与家人的活动范围剧减，只在住家、商场与雇主家三点一线移动，不能再四处闲逛与朋友社交。
乔依说，过去一年没有和任何朋友见面聚会，甚至连每周日到教堂礼拜的传统都无法维系。
“我们是外国人，偶尔会想家……你知道的，我们整个星期都在工作，需要享受玩乐一天，所以过去每个周日都会去Kota Raya或KLCC，但现在不能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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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较少出门，只是来商场买食物，去公寓打工就回家了。和以往不一样。”
乔依跟阿福诺、两名分别6岁与1岁的女儿4人就挤在租来的一间小房。
她发现，长期困在家中对孩子也有不良影响：大女儿玛丽（化名）不再到公园与朋友玩耍，整日盯着手机；小女儿尼娜（化名）出世后就一直待在室内，如今只要出外或见到生面孔就非常不安。
“我带小女儿尼娜到公园，她见到其他小孩，或到了人多的地方就会害怕，一要离开我的怀抱就会大哭。”
“所以说，限行令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变得不再一样。”
“没得吃就当减肥吧”
薪水减半之后，乔依过去一年无法储蓄、无法添购新衣服，只能用微薄薪水勉强度日，就连食物品质与份量也变差、变少了。
“购买的食物变少了，以前可能会买包菜和萝卜，现在只买包菜就够了；以前会买20令吉的炸鸡，现在只会买一片5令吉的炸鸡给孩子吃。”
“以前常常外食或打包，现在是买一只鸡回来，要仔细想怎么分配，才可以分7天来吃。”
她说，大女儿玛丽挑食，爱吃炸鸡和鸡蛋，甚至每餐都要求吃鸡蛋，令她担心孩子营养不足。
但她转念一想，自我安慰说：“那也好，我就不需要准备太多食物，只需要给她吃鸡蛋就好了，哈哈。”
乔依又指指自己的肚子，说生了第二胎之后就变胖了，“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家里没有食物吃也没关系，我无法吃就会减肥，哈哈哈。”
幼女换奶粉后泻肚子
乔依也说，就连给刚出生婴孩食用的牛奶粉也必须更换。
“她出世后就喝比较好的奶粉，大概每公斤53令吉；后来换成每公斤26公斤的平价奶粉。”
“起初一个月，她每天一喝了较便宜的牛奶就会泻肚子，当时我很担忧……”
所幸，乔依丈夫阿福诺去年10月找到新工作，能够帮补家用。
还要扛家乡亲属生计
对于乔依一家来说，自己在马来西亚的生活“过得去”并不足够，因为他们同时在负担着家乡亲属老少的生活开支。
乔依说，她家中父母分别患有腿疾与高血压，无法工作，全赖她每个月的汇款才能购买药物。
雪上加霜的是，上个月，乔依的侄子患上肺结核入院，乔依无奈把大部分薪资，汇到菲律宾家乡，替侄子偿还医药费。
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乔依，只剩下200令吉，唯有向雇主再预支200令吉，来应付孩子奶粉、尿片和日常吃喝的开销。
“我可以预支更多薪水，但到了发薪日，我就没有剩下任何钱了……我必须确保有足够的食物，特别是给孩子的食物。”
孩子求学规划打乱
除了张罗日常吃喝，乔依也正在烦恼大女儿玛丽明年的教育问题。
玛丽明年就到了上小学的学龄，但她在马来西亚无法到公立学校上学，私立学校却过于昂贵。
“我想在这里找她可以上课的学校……但我每个月只能负担300令吉，私立学校每个月的学费需要1000令吉。”
去年，乔依在佩德罗的帮助下，原本准备买机票把孩子送回菲律宾就学，不过这场疫情却打乱了她的规划。
“原本我们在等待菲律宾大使馆发护照，但疫情之前还拿不到护照；现在护照发下来了，限行令却开始了。”
之后，佩德罗失业后仓促回国，乔依也失去了帮她买机票、送孩子回国的援手。
待去年11月，疫情较稳定，乔依再次考虑把孩子送回国。不过，当时回国需要承担机票、筛检费、隔离费等等，费用高昂，乔依只好打消念头。
小心谨慎节俭度日
虽然孩子可能因此必须比同龄人更迟上学，但乔依别无他法，只能与家人在马来西亚小心谨慎且节俭度日，期待疫情尽快平复，边界也会重新开放。
“我想我们必须暂时待在这里，直到冠病疫情结束为止。”
“在那之后，我与孩子们会先回去菲律宾，而我的丈夫会留在这里打工赚钱。这样也比较安全，有人留在这里赚钱……过了一两年后，我会再回来工作。”
乔依说，玛丽听闻这个规划时流泪抗议，不舍得让一家人分开，但乔依为了兼顾女儿学业与家庭生计，也已别无他法。
虽然政府的“没有任何群体会受到忽略”保证犹言在耳，但对于乔依来说，她过去一年似乎只有靠自己和移工社群，在千疮百孔的生活条件里求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