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心灵空间的分割
【青红皂白黄】
华文源流的知识分子，曾有两度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社会里领风骚。
首先是五十年代，华校生的文娱活动特别蓬勃，除了强调思想健康和关心大众以外，“中学联”等组织也在争取马来亚自由独立的旗帜下，积极提倡三大民族的团结与奋斗。美术方面，又有南洋美专校长林学大，鼓励南洋青年融汇各族文化风尚，推动社会思潮。
到了八十年代，戏剧大师郭宝崑不但对华文话剧做前卫实验，启发不少中英文剧场的后起之秀，还在1990年创办“电力站艺术之家”，成为闹市里大放异彩的多元艺术中心。
正当新加坡的艺坛受到疫情冲击，南洋艺术学院和电力站两个具有历史性的组织，似乎都在三月初同一个时候被“整合”了。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青红皂白黄】
华文源流的知识分子，曾有两度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社会里领风骚。
首先是五十年代，华校生的文娱活动特别蓬勃，除了强调思想健康和关心大众以外，“中学联”等组织也在争取马来亚自由独立的旗帜下，积极提倡三大民族的团结与奋斗。美术方面，又有南洋美专校长林学大，鼓励南洋青年融汇各族文化风尚，推动社会思潮。
到了八十年代，戏剧大师郭宝崑不但对华文话剧做前卫实验，启发不少中英文剧场的后起之秀，还在1990年创办“电力站艺术之家”，成为闹市里大放异彩的多元艺术中心。
正当新加坡的艺坛受到疫情冲击，南洋艺术学院和电力站两个具有历史性的组织，似乎都在三月初同一个时候被“整合”了。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文化空间又被消失
新加坡为了塑造国际大都会的文明形象，吸引外资和外来人才前来扎根，二十余年来不惜投入重资本，建设滨海艺术中心、国家美术馆和其他大小博物馆、剧场，也将一些旧建筑翻新来供不同艺术团体落户。
然而，众多艺术团体长期依赖政府所提供的经费和活动空间，民间自身的人力与财力相对贫乏，官方的资助也不免间接成为监控的机制，甚至是变相的审查和检禁。
电力站艺术之家（The Substation）是新加坡首家独立运作的当代多元艺术中心，在三十年来，为艺坛孕育不少当代艺术家、中英话剧团、问鼎金马奖的新进导演、另类摇滚乐团等等。一些公民社会的讨论，也曾在这里举行。
去年，国家艺术理事会却以这座位于亚美尼亚街的旧建筑需要翻修为由，表示将来预料有新用途，部分空间需要挪出给其他团体，电力站在今年七月份必须迁出。
另外，还有三家以创新为理念的戏剧团体也宣告逼迁，长期以来所租用的空间都要归还给艺理会，分别为跨文化戏剧学院、必要剧场、42新剧中心。
上星期二（3月2日），电力站董事会发布文告，宣布了一项决定：有鉴于将来无法掌控剧院、画廊等等必需设施和空间，难以独立运作，唯有在七月之后永久关闭。新加坡艺术界为之哗然，纷纷建议另行寻求出路。
另一方面，艺理会和电力站也闹了一回合的口舌之争，前者忽而为电力站宣布关闭表示遗憾，忽而指说其实问题皆因电力站“在财务方面愈来愈不可持续”。后者在3月5日反驳说，若以滨海艺术中心作比较，那里一年亏损可达5000万新元，政府却不惜提供超过亏损数额百分百的租金补贴；至于艺理会提到电力站花在薪水和人力的费用比率过高，近三年都“超过150万新元”，事实上是每年平均逾50万，以11名员工来计算完全合理。
网上为电力站声援的文艺界人士，一方面缅怀这里曾为许多年轻艺术家提供表演平台和磨炼机会，一方面也批评艺理会这种以经济效益作衡量，而罔顾民间艺术生态的做法。
有的也指出，新加坡的百万富翁已不计其数，单是亿万富豪现在都有25位，为何连这么一个小小的艺术空间都无法支撑？
图一：电力站艺术之家将在七月逼迁，目前举行最后一次的“九月艺穗”，以当代艺术家唐大雾的表演作开幕。（黄子明摄）
气氛不再的花园城市？
“翻新” 二字，对新加坡的艺术团体来说，似乎已成为重新洗牌的一种公式。
五年前，四马路观音庙斜对面，1988年设立的史丹福艺术中心宣布即将翻新成为“传统艺术中心”，七家表演艺术团体却因而被逼迁。
图二：2007年的史丹福艺术中心面貌（取自维基百科）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是巴斯卡艺术学院，二是郭宝崑所创办的实践剧场。前者早在五十年代、新马提倡民族融合的岁月，就曾以印度舞蹈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郭宝崑则在七十年代因剧作题材涉及阶级斗争，而在内安法下被拘留四年半。
图三：电力站艺术之家的创办人为已故戏剧大师郭宝崑（右上角），七十年代曾在内安法下拘留四年半。（黄子明摄）
史丹福艺术中心刚花700万新元翻新时，新闻报导强调国家要大力支持传统艺术，这里的排练室将提供给不同团体共用，驻留的艺术家也能在此推行国际化合作，还有店铺、餐厅吸引来客等等。最后，进驻的有几家华乐与戏曲团体，一家兼具传统和现代特色的马来舞蹈团，还有一位鲜少听闻的印度舞者。
但以笔者所见，这里自两年前开幕以来，除了装潢得连洗手间都特别精美，总体跟以前最大不同，就是排练室的隔音系统特别好，以至中心除非是有特别的演出场合，都显得特别静悄悄。
以前敞开着门窗，中乐西乐的音符四处飘扬，走廊后院尽是青少年在勤练舞步的热闹气氛皆已不再。感觉只像医院那样庄严，少了一份欢声笑语，又像是保安严密的公寓一般，住户一年到头尽可不相往来。
很反讽地，电力站上周在宣告即将关闭的同时，又正是最后一期“九月艺穗”的开幕。笔者也前去一睹年长的当代艺术家唐大雾，在电力站门外所呈献的表演《在风中闪烁的茶叶》。
只见他在儿子唐在的电子音乐伴奏下，拾取地上一片片不明形状的木板块作为工具或玩具，时而像儿时骑木马般地摇动，时而舞动起像锤子般的诺大一块，仿佛在锻炼体魄，时而望着中间被掏空的一棵树干，若有所思。
图四：当代艺术家唐大雾为“九月艺穗”开幕所呈献的表演。（黄子明摄）
由于疫情关系，观众一再被现场人员提醒着要保持距离，也只能在贵宾席四周远望。这更令人怀念起九十年代的电力站，特别是剧场和画廊隔壁的花园，一度是供人表演和流连的多元露天场地。
无论是诸如唐大雾等人不著文字的行为艺术，或是年轻摇滚乐团震耳的旋律，包括不少喜欢前卫文化的马来青年；无论是北京人艺演员前来说书，或是当地粤剧演员和观众交流，这里只有树荫来陪衬人们宽阔的心怀，没有传统和现代对立的隔阂。
就如人们认知里的电力站，就是供人实验与创作的自由空间。大家爱引用创办人郭宝崑说过的一句话：A worthy failure is more valuable than a mediocre success (“一场有意义的失败，比一回庸俗的成功，还来得有价值。”）
这场表演也令人不禁联想起，郭宝崑曾在八十年代写过一部舞台剧《傻姑娘与怪老树》，剧中的怪老树有讲不完的故事，代表着过去的文化记忆与价值观；但它始终抵不过铲泥机的逼近，最后是和新设计的景观融为一体。
电力站前的亚美尼亚街现在已改成步行街，还模拟福康宁山一带，早在十九世纪莱佛士时代的设想，打造成小型花园。但景观再美，人们也念念不忘电力站花园里过去一片自由的天空。
惋惜的是，自从花园在2005年租给某某有政治关系的社会名流所联办的酒厅，艺术活动的文化气息也随即从这个角落消失。
图五：电力站的花园曾是多用途的表演场地，2005年却租给酒厅。（黄子明摄）
新加坡要办艺术大学
正当大家还没弄明白电力站所面临的噩运，又有一项天大的好消息来冲喜：新加坡教育部上周（3月3日）宣布，将由八十年代创办的拉萨尔艺术学院和历史可追溯至战前的南洋艺术学院（原为1938年创立的南洋美专）建立联盟，成立新的私立艺术大学。
以新加坡自身的社会环境来说，念完艺术大学能有什么出路，不免会有人质疑。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消息，也不便过早评论。笔者最关注的，倒是将来几所学院的课程，是否着重于技艺的训练和以商业为考量的文化管理，而对人文教育方面又是采取什么态度。比如说，现在年轻一代对过去新马华人美术的文化遗产，究竟能够如何去认识和诠释呢？
单以南洋美专来说吧。最近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先驱画家张荔英的画展，张荔英是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女儿，曾在巴黎学美术，五十年代经槟城辗转到新加坡定居，而在南洋美专执教多年。
结果到访者发现，整个特展的现场连一个字的华文解说都没见到，连张荔英的名字都只有“Georgette Chen”的英文版本。这是刻意的去华化，还是国家都惯性地节省中译开销呢？有点莫名其妙，但事情多少反映了通晓中文或双语的人才未在艺术界受重视。
假如中文都成了障碍，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应该通过什么渠道来理解南洋美专创办人林学大在1955年所提出的六大纲领呢？比如“融汇各族文化风尚”、“反映本邦人民大众需求”等等？还是说，年代久远的历史对新加坡已经不重要？
华校生的价值观只剩华文
新加坡独立以前，跟华校生有关的一段历史，是一般博物馆或国民教育都轻笔带过的。最近，又有历史记忆不动声色地被撤走了。一对见证过五一三学运时代，位于金炎路的门柱，突然被南侨中学“认领”了，就这样脱离了历史的现场。但那个年代搞过活动的华校生，老的都老了，一般民众也就无动于衷。
以张荔英的例子相比，如今能令新加坡华社群起捍卫的，显然只有华文“尊严”的一个问题。跟南洋美专有关的一些文化史，也没多少人有本事公开讨论了。
这里反正再也没有像林学大或郭宝崑那样的知识分子，提倡各大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非英语语系的华社只有安分守己，死命捍卫华文，从其他族群的眼光来看，或者再也没有多少跨文化，普罗大众的贡献了。
也许随着新加坡文化设施的发展，商业价值的主导地位会更加巩固，而容许新加坡人超越文化鸿沟的艺术空间也将继续退缩。所谓的多元社会，不免也仿若回到殖民地时代，那种贫富悬殊和各自为政。
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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