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漂泊无常的“潘大棠”——速写青年艺术家陈建泯
【今人物】“好吧，你们一直说华侨，那我一定要回马来西亚，把你们所谓的‘华侨’带给你们看。”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踏入双层排屋的室内，映入眼帘的首先是玄关处的一尊巨大佛像，把视线转向右方内厅，才是成排的木质书架，以及两张摆着电脑、书籍、画具的桌子。
飘着檀香味道的空间，叫人难以联想到，这是一名青年艺术工作者——陈建泯的暂时工作室。
不过，翻看他的个人网站，或许就能找到一些眉角——那是一副冒着烟的墓园场景。五年来，他持续以锡箔纸拓印的方式，将马来西亚华裔墓碑“运送”到台湾、英国的美术馆，再现大马华裔移民的历史。
今年30岁的陈建泯，刚刚从《台湾美术双年展》返国两个月，回到他成长的小镇——柔佛居銮暂居。
在那场名为“禽兽不如”的双年展中，他将一系列的英殖民时期华人墓地的石雕像带入美术馆，取名“像生秘境”（Paradise），回顾清朝时期下南洋的华裔侨领之身份地位，及他们对死亡的想象。
深蓝色灯光下，银色的兽形、人形雕像随意地摆放在地上，墓碑则悬浮在中央——这闪亮而诡秘的墓园，旨在呈现马来亚独立前的华裔侨领，如何以墓前雕塑彰显身份，以致百年后的今天，守墓的⽯像仍隐藏在墓地角落，守护亡者生前的地位象征。
仔细端看展场的“墓碑”，就会发现上头所刻的内容，其实暗藏不少大时代下的历史遗迹。比如，知名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之墓，就刻有“雪兰莪甲必丹”及“例授中宪大夫”两个勋衔——前者为荷兰及葡萄牙殖民马来亚时，所推行的“侨民首领”封号，后者则是清政府所颁。
考究古墓、纪念碑等历史墓地，讨论华侨／华裔南来马来亚的移民史，就是陈建泯现阶段作品的主旋律。而他所使用的媒介，就是闪着银光的铝箔纸。
这种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材质，成为他把墓园“搬”到美术馆，探讨和呈现移民史的破碎与脆弱的艺术装置媒材。
“因为我一直在漂移，所以我从自身的生命经验开始，好奇华人离散的脉络。这个脉络是非常破碎，而不是全面的。”
锡箔纸易毁与无常
历史必然的断裂性，对建泯而言，与用铝箔纸创作的过程相似——把崭新的铝箔纸包覆在墓碑或雕像上、修剪多余的边角，让拓印更服贴。一块墓碑或雕像，要以若干张铝箔纸拓印，再带回工作室，拼贴成完整的立体软雕塑。最后，以大型纸皮自制纸箱，运送到另一国度的美术馆展示。
“这个移动的过程，就像我们的身份认同，像华人、或其他不同族群一样，不停地在移动漂流。”
“我用这个材质跟身份认同和死亡做结合，也是因为我对历史的建构有所怀疑，我觉得历史是极度脆弱，而且是被建构的。”
柔软易碎的铝箔纸，碰上坚硬墓碑与沉重的历史记忆，撞出感性及诗意的火花。以如此脆弱的材质作装置，最大的困难非运输及保存莫属。
但是，这易于毁灭的“无常”状态，正是让建泯着迷的所在，也与他钻研16年的佛学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我就是要它难保存，最好是无法保存。我受到的启发，第一个是纸扎，纸扎做出来就是要被毁灭、烧掉的。可是这个‘毁灭’是我们所定义的。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它的任务是‘传送’。”
“第二个是受到西藏坛城沙画的影响。西藏喇嘛受到印度教沙画传统的影响，画出了坛城。在绘制坛城时，你要很用心，像把身体奉献出来地画，但画完就要把他吹掉，完全毁灭掉。”
“重要的是那个过程。我的作品受到佛教很深的影响，包括对于无常的探讨，所谓的物质状态没有永恒这一点。我也想用铝箔纸来反映这个意象。”
佛学思想不仅影响建泯的创作，也曾给他的人生带来一个急转弯。出生在佛教家庭，从小在寺院长大的他，原本对于只有“烧香拜拜、求东西”的宗教仪式不感兴趣。
直到初二那年，他与师傅到台湾参与7天的共修营，才发现佛学不仅是表面上的宗教仪式，也为人的心理状态、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套解释，以及实践的方法。
“当时我也到了一个崩溃点。在群体间不受欢迎，很极端、激进，觉得世界有绝对的好坏对错，同学不接受我的想法，我就翻桌。成绩也很差，家里快放弃我，说你要读就读（不然就算了）。”
“（共修营后）我好奇，如果尝试过这么规律的生活，会发生什么事？后来的改变很明显。我开始拼成绩，人也变得比较圆融，不会凡事那么绝对，毕竟佛教就是在否定这种二元论。”
就这样，他的叛逆期提早结束，从初中时期的后段班学生，跃升为校内美术与设计科的资优生。
曾梦想当个油画家
有趣的是，如今突破传统，以锡箔纸拓印制作大型装置的建泯，高中时期曾梦想当个油画家。
从居銮中华中学美术与设计科毕业，到台湾就读师大美术系后，他在大二那年，拿下师大美术系油画比赛第三名。
然而，一切却在因缘际会踏入台北艺术大学上课时，起了巨大的改变。那副引以为傲的得奖作品，在北艺大的第一堂课就被讲师质疑，激发他思考艺术的本质，继而从传统美术，走进复合媒材、当代艺术的世界。
“第一堂在北艺大的课，老师要我们把大一、大二的作品，做成一个投影片到班上分享。其他同学的分享都蛮不错的，看起来很有实验性、很前卫，我是最后一个，也是班上唯一一个师大学生。我的作品就都是油画、水彩、素描……”
“那堂课给我的刺激很大，我发现自己的作品还是这么中规中矩。我其中一副在师大拿到全系第三名的油画，老师看了就问，你们觉得这有必要画成油画吗？用照片处理的效果搞不好会更好？”
“这让我重新思考跨媒材的重要性——我那么辛苦画油画的原因是什么？在画那副油画时，我没想过这些问题，就是想要表现油画的工法。但工法其实不能称为艺术，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再加上传统媒介，不管西洋画或中国画，都有很强的民族或历史包袱，而锡箔纸是工业革命过后才出现的。与其用一个已被诠释的材质，不如用一个我能够诠释的材质。”
把“华侨”带给你们看
他第一次以锡箔纸拓印墓碑的作品，就是2015年的大学毕业个人展——取名为“潘大棠：想象家园”。“潘大棠”这个看似人名的词汇，其实是源自马来文“pendatang”（外来者）的谐音。
创作的初衷，是有感于留学异乡成为“他者”的融入不适，比如报名比赛及展览时因为身份而被拒于门外；也包括彼时大马出现华裔是“外来者”的说法等诸种因素。
惟最重要的课题，是建泯对台湾称呼部分海外华裔学生为“侨生”感到疑惑。
2014年，填写某张表格时，教官问他“侨居地”在何方？他愣了一下，还是往表格写下“马来西亚”。但“侨居地”到底是什么，与“国籍”有何异同，就一直在大学二年级的建泯脑海里碰撞。
“他们都叫我们侨生，可我是用外籍生申请入学的。那之后我对国族认同，或国族主义有了新的好奇和想像。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时不会特别去谈这个，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华裔。”
“因为这样的好奇心，我重新去读这个历史，去不同系所上课，听了些华侨与华人移民的课。”
建泯对身份政治课题的关注其来有自。他坦言，赴台升学前，对于国族、民族或民主等课题尚无太多概念。
首次启蒙是505大选，他与在台结识的一群大马学生一同返乡投票、拍影片，透过“投票”这一动作，体会到参与公共事务那热切的“仪式感”；隔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接踵打开他探索政治、历史与社会课题的好奇心。
“那时才发现，原来民众对司法、立法、民主这类不同课题是有发声表态的权利，不只是在事情发生后，以消极的态度面对。”
如此一来，他在进一步了解“华侨”相关历史后，付诸行动，将所学转化成艺术作品。
“我就觉得，好吧，你们一直说华侨，那我一定要回马来西亚，把你们所谓的‘华侨’带给你们看。”
“因为我是华裔，不是所谓的华侨，马来西亚已经独立了，我们应该是（居留在台湾的）马侨。”
于是，他回到故土，以锡箔纸四处“搜集”二战时期的“华侨”抗日纪念碑，走遍北、中、南马，奠定“潘大棠”个展的雏形。
这些刻着“华侨”字样，不少还以“中华民国”来纪年的纪念碑，反映出南洋华人在冷战政局下，与国共两党剪不断理还乱的大历史。
那一年，建泯在展览其中一个章节“侨的探寻”点出，“随着时间流动，华人的移民现象，已从‘侨’转变成‘裔’的形态。”
他也提到，这些墓碑与纪念碑，亦是不同时期国共两党在海外留下的历史痕迹，乃海外华人认同从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不断转向的缩影，“许多国家独立后，这些历史遗迹承载的记忆，也渐渐被淡忘……。”
享受当个“潘大棠”
实际上，“潘大棠”是建泯在台湾筹办的第三场展览。在那之前，他曾与数名旅台大马同学，共同筹办以505大选为题材的展览，透过影像记录、提出对国家大事的诠释与想法；并在隔年筹办旅台大马艺术系学生群展“过境”（Transit）。
他说，这些展览像是大马留学生或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自我介绍”，虽不尽成熟，却是在受到大马政治选举与台湾学生运动触动后，异乡学子“迫切想让台湾群众看到自己”的产品。
透过艺术表达观点、挑起讨论的欲望，没有仅止于年少轻狂。
在“潘大棠”以后，他持续移动。曾短暂回到马来西亚1年多，攻读英文课程，再赴伦敦金匠大学（Goldsmith University）修读艺术系硕士班，直到去年初因2019冠病疫情严峻，才回国完成毕业论文，并在10月受邀参与《台湾美术双年展》。
数年内，他延续“潘大棠”的主题，以《家园》及《祖先》为名，完成“移民的探索”三部曲，分别拓印国内最古老的义山——三宝山的部分墓碑；还找到曾祖父之墓，以家族四代的离散状态，讨论近半世纪以来的东南亚移民史。
从马来西亚柔佛、台湾台北到英国伦敦，兜兜转转，这个“潘大棠”，一当就是10来年。
回首留学台湾时，他从师大美术系辗转到其他系所，甚至跨校到台北艺术大学听课，接触政治、社会学、当代艺术等不同课题，又在校园中结识开启其艺术认知的当代艺术家姚瑞中，及其他旅台大马同侪，成就不少艺文合作计划。
惟到英国留学后，建泯直言，最快乐的时光都是走出校园、接触不同人群，体验异国的生活氛围的时候。比如，穿梭于各大艺廊及博物馆，“呼吸”知名艺术家的真迹；或浸泡在英国的酒吧，在这个社交重地接上英国的“地气”。
他强调，出国留学的重点，并非在校内等待灌溉，而应踏出校门，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及养分。“英国的教学跟亚洲很不同。台湾的老师可能会稍微安排你要做的事情，但在英国，你必须很清楚自己要干嘛。”
“如果一直等老师，基本上是浪费时间，老师不会主动给你任何东西，要嘛就是你一直提问，问到他头痛……养分不是从学校找的。”
“一个人消失”的自由
他旅英的另一乐趣，恐怕是享受“一个人消失”的自由，摆脱在台期间，曾经面对的群体生活、同侪压力。
“有时大家见你没跟大队做一样的事，比如搞活动啊，就会有点过度关心。去英国最开心的是，完全没人管我，我要一个人消失也行，大家都很忙。”
“但认真想找人讨论课题时，也有类似研讨会、座谈会可以参与；要社交喝酒也有机会，可以说是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同时可以有群体生活。”
在外漂泊10年后，我问道，这次回国，是打算安定生根了吗？
不肯定。尽管认为或需10年才能扎根，他仍保留了离开的可能。
“我一直在流动，在不同地方生活，一直会被当外来者，过程中会很想融入当地，但融入后时间到了又要离开。我一开始比较悲观，后来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我也不太喜欢待在一个地方直到所谓的永远。离开马来西亚十年后，我回到成长的居銮，有时大家也把我当外来者。我是蛮享受的，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重新花时间融入大家生活的步调，沟通的节奏……每个人都是外来者，大家都不断移动，重点是以什么目的生活在这个地区。”
“对创作来说，移动时不知道自己是谁、或想重新定位自己是谁，其实是必须保留的精神。当你很确定自己是谁时，就无趣了。因为艺术作品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不断挖掘可能性、对现有状态提出疑问，提供讨论的平台。包括‘根’是什么，我都觉得可以再讨论。”
期待在本地展出对话
谈到创作主题似较偏向华裔课题，他坦言，回到马来西亚这片多语的土地，要推广其作品，就得先克服语言问题。迄今，他还未有机会在本地展出墓碑拓印系列作品。
“的确有人说过我的东西很华人，我承认，这当然是各族群交流时的一个门槛。但我既想跳出同温层，同时也希望在同温层中深化这些课题。”
“不过，艺术创作的好处是，它是个媒介，我可以把想探讨的内容转换成视觉符号，不只是以文字去谈，那它触及的群体就很不一样了，比如我在美术馆发表，会进来的观众就不会只有华人。”
如今，艺术创作对他而言，除了表达个人情感，还须放到历史脉络下，或与当下社会或课题结合、与群众碰撞出对话和火花。
这也不难理解，何以建泯最终打消留在英国发展几年的念头，回到马来西亚——他作品中的课题原生地，走一步看一步。
“在一个不熟悉这些课题的地方发表作品，大家对它的批判或敏感度是相对不高的。我做马来西亚的内容，如果也在本地发表、做互动，可能面临的犀利问题或批判会更多，对我来说是种成长。”
“我很期待未来可以在马来西亚产生一些对话，不管是展览或不同类型的交流，都希望会陆续有来。我也蛮积极在跟本地不同领域的朋友，比如文化圈或文史工作者等交流认识。”
“……如果有天我觉得是时候离开了，不管是因为现实生活的打击，或处在消极的状态，我觉得都不是坏事，但现阶段是活力四射，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