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检视“土著/非土著”的二分法
【今评论】点评社会与政经现象，给你观点
马来西亚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种族问题，是与“土著”（bumiputera）和“非土著”（non bumiputera）这两个词汇有关。自从它们引入我们的政治词汇和生活以来，就造成了种族之间二元对立、隔阂和两极化的问题。
我将在本文说明在国家团结摇摇欲坠下，许多政治观察员把这些问题当作是“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同时将审视”土著”一词的起源，探讨它如何演变成政治和政策建构出来的产物，并检视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角色和意义。
【今评论】点评社会与政经现象，给你观点
马来西亚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种族问题，是与“土著”（bumiputera）和“非土著”（non bumiputera）这两个词汇有关。自从它们引入我们的政治词汇和生活以来，就造成了种族之间二元对立、隔阂和两极化的问题。
我将在本文说明在国家团结摇摇欲坠下，许多政治观察员把这些问题当作是“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同时将审视”土著”一词的起源，探讨它如何演变成政治和政策建构出来的产物，并检视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角色和意义。
这个词汇在方方面面定义和范限了绝大部分大马人的生活，如今是否应该继续沿用？在提出半个多世纪后，它的相关性是什么？ 有无其他更好的替代词汇，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国族打造所面临的挑战？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思考和内省，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人们私下聊天的话题，惟至今仍受到压抑。现在，它们更强而有力地成为社媒开放空间的争论课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土著和非土著的分裂和二元对立的讨论，显得困难重重，原因是 “土著”一词如何出现，乃至于占据国家生活核心的相关研究相当匮乏。
目前，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官方声明或说明来解释这个词的起源，以及为何和如何需要“土著”一词，作为国家政策制定的主要推动力。
希望这次对土著和非土著问题的探讨，能够引起公开的讨论，帮助我们的领导人和公民社会重新振作，让这个国家走出种族和身份的死胡同。
土著主义（bumiputeraism）的起源
我们必须注意到”土著”是近数十年才出现的新词汇。马来亚独立和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的主要宪法和官方文件中，都没有提到这个词。
李特宪制委员会（Reid Commission）或柯波委员会（Cobbold Commission）的记录和文件也没有使用这个词，更没有提到在划分个人和社群的地位和权利时，需要区分所谓的“土著”或”非土著“。
反观，我们发现这些文件提及，马来半岛的马来人与沙砂原住民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他社群的合法利益。这些都是按照宪法第153条款所规定。
此外，宪法第160条款对马来人的定义是："信奉伊斯兰，习惯讲马来语，奉行马来习俗，并且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前，在马来西亚联邦境内出生，或者是此人的后代"。
“土著”一词的首次正式使用，可追溯到1965年6月举行的第一届土著经济大会。随后，在土著经济大会的建议下，人民信托局（MARA）法案在1965年8月提呈至国会，以取代乡村与工业发展局（Rida，1953年）时，“土著”一词才首次出现在国会议会中。
接下来的一次，也是在同一年的国会。议会记录摘录如下：
“（丹绒国会议员）林苍祐要求首相说明‘土著’一词是否有法律和宪法上的定义，以及1963年8月31日以后出生的大马公民，其子女是否也能享有土著的所有权利。”
“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议长先生，’土著’这个词没有法律意义，惟目前是指马来亚的原住民（natives）和婆罗洲的原住民；或换句话是指它实质马来亚的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如马来人、原住民（aborigines），以及沙巴和砂拉越人，如伊班人、姆禄人、马兰诺人以及所有这些领土上的其他原住民。”
“既然它没有法律意义，任何人都有权就此自称'土著'。那即便是葡萄牙裔欧亚人，也完全可以自称为这个国家的’土著’（bumiputera）；以此类推，只要他们不把英国当成家，英国裔的欧亚人也可以这样做。同样地，对于那些好几代都在这里出生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来说，只要他们不称自己为中国人，他们就有资格称自己’土著。所以，当然，除了宪法第153条款规定，国家元首应保障马来人和婆罗洲，即沙巴和砂拉越，各种原住民的地位。 ”
【编按】辩论全文见志期1965年11月13日的国会记录 Volume II, No.14；第2476栏。
期间，同样重要的是，一名伊党议员于1965年8月11日提呈动议，要求”修改宪法，以保障土著在政经济文教的权利”。此动议在国会经过冗长的辩论后，最终被政府拒绝。完整地重现那一次和之前的辩论，将会对我们这一代议员和其他政治领袖有所启发。
1978年10月23日，（前首相）胡先翁在国会答复中提到，根据《联邦宪法》第160(2)和161A(6)(7)条款，非巫裔穆斯林并不算是土著，因此将他们排除在新经济正政策之外。当时的提问是，非巫裔穆斯林是否涵盖在新经济政策所保障的“土著”之内。
这似乎是为了厘清新经济政策的目的，而试图给予“土著”法律上的定义。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裁决是否仍将非巫裔穆斯林纳入土著类别，以及其他社群，如原住民、葡萄牙裔欧亚人、泰裔大马人、仄迪人（Chitty）和峇峇娘惹的法律定位。
1965年和1978年官方反应的鲜明对比，凸显了“土著”一词经历了新经济政策前期，到新经济政策时期之间的演变，成为政治建构出来的词汇。
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人口普查还没有出现族群/种族的划分，一直到多年以后，“土著”一词才近乎悄悄地溜进官方文件。
另一个关键论点是，这个词最初主要适用于大部分半岛的马来人，而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则另有其他称谓。此外，落实新经济政策的前十年，马来西亚计划的文件中所采纳的字眼，是“马来人和其他土著” （orang-orang Melayu dan bumiputera yang lain）。
尽管众多国家利益相关者质疑“土著/非土著”的说法，但自此以后，国会或其他官方机构都不再检视土著和非土著的政治建构。
更令人惊讶的是，新经济政策在1990年结束后，”土著“一词再也没有受到检视。按道理来说，新经济政策结束后，总会有人期待要改善既有的土著分类及其对政策的影响，或至少将它恢复到早期的宪法条款，确保未来的蓝图要迈向非族裔（non-ethnic）或至“较少族裔成分”（less-ethnic）的方向前进。至于这件事为何没有发生，则有待解释和研究。
实质的政策建构
在追溯此政治和政策概念起源中，我们尚未能找出“土著”一词形构的明确理由。其一解释是，它是作为一种战略出现的，旨在确保与单独将“马来人”这个类别应用在国家政策措施相比，马来人在新经济政策的利益分配中，能够获得更可观和正当的份额。
“土著/非土著”二分法的批评者点出，扩大土著类别将提供基础，帮助马来人主宰经济和社会领域。
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时，马来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的46.5%。”土著“一词出炉后，土著占有的比例增加到56%。1991年，土著人口比例再提高到62%。
自此，这个发明出来的类别，成为我们衡量国内各个生活面向的重要和全新之参考点。
不仅是在收入、产权、执照和其他经济领域的份额，土著/非土著的分类和二分法，已经在政策制定上，成为具有实质和法定意义的决定因素和衡量标准。
后来，这种分类和二分法还延伸到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和生活层面，包括教育、选举制度、城市化、国家开支等不同领域，使其成为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政治建构。任何有关国家发展和团结的严肃讨论，都会把这个土著/非土著分类再度置于显微镜下再三检视。不过，鲜少有人质疑和挑战，这种分类和二分法无限延伸各个面向的作法是否合理。
林德宜，公共政策分析家，著有《挑战大马现状》（Challenging Malaysia’s Status Quo）。
本文译自作者林德宜发表于《当今大马》英文版的文章“Shining a light on the bumi/non-bumi dichotomy”，译者是实习记者梁慧善。大小标题和段落经本刊更动。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