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控股研究机构资深顾问、资深经济学家佐摩质疑,颁布限行令是否是对抗2019冠病疫情的最佳方式,毕竟一些疫情相对受控的国家并未诉诸类似的手段。

“如果我们看其他国家的状况,不是每个国家都实施限行令或类似的措施,比如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寮国、印度的喀拉拉邦,甚至是中国。”

“他们都没实施限行令,或类似强迫民众留在家,不能出门一段时期的措施。”

“我有必要强调这点,因为公众倾向认为,这是控制疫情的唯一方法,即通过限行令或类似的措施。但事实上,其他国家使用了限行令以外更有效的措施,而之后我们才发现疫情已受到控制。”

佐摩是昨晚在题目为“2021年财案:迈向复苏”的线上论坛上,如此表示。该活动是由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主办,另一名主讲人为公正党加央国会议员诺阿敏(Noor Amin Ahmad)。

 指政府内部缺乏协调

佐摩(Jomo Kwame Sundaram)指出,马来西亚的经济衰退不是因为2019冠病疫情,而是政府采取封锁措施,比如限行令。

他说,假如政府有效地落实其他措施控制疫情,也许就没必要诉诸限行令。

他表示,这也是为何公众如今质疑,到底限行令是否能有效地阻止疫情扩散。同时,这也显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下滑。

“一开始,首相慕尤丁获得很强的支持,但对他的信任和信心已经大幅度下滑。”

“正因如此,虽然这是大马历来内阁规模最庞大的政府,而拥有超过70名成员,我们却发现,政府的左手似乎不懂右手在做什么。没有所谓的协调。”

依赖互联网延续教学

佐摩举例,韩国的一些政府部门互相协调,并参与规划如何让民众在不受危害的情况继续使用公共交通。

他说,政府其实能为马来西亚的教育采取类似的做法。但如今这一整代人已受到影响,因为他们错过了超过半年的受教育机会。

不仅如此,他点出,为了在疫情期间继续教学,马来西亚采取的对策非常依赖学生对电脑和互联网的运用。不过,马来西亚只有6%的学生能使用到电脑。

“所以,为何没其他的方式来确保孩子的教育不受耽误?为何不利用电视或电台广播呢?”

没有争取配合和支持

佐摩接着说,当局采取的对策似乎没有获得整个政府参与,同时也没有致力说服和争取人民配合。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人民的支持和合作,我觉得很多人会被抛在后头。”

他不忘以近期的居家工作指示为例说,这是另一项令人混淆的措施。

“州政府阶段的配合也非常重要。我们发现,就连国盟州政府也没有参与到讨论和协商,更别说来自(联邦)在野党的州政府,比如雪州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