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政府为了对抗2019冠病疫情,而广泛实施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后,目前已至少有两名政府高层领袖遭人踢爆,违反政府自身设下的条例。

今年4月,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诺阿兹米(Noor Azmi Ghazali)在没有保持身体距离下与主人家围坐共食。他之后为违反限行令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更在被控上法庭时认罪,遭罚款1000令吉。

最近,原产业部长凯鲁丁(Mohd Khairuddin Aman Razali)则违反回国强制隔离令,遭到罚款1000令吉。

两名正副部长虽然已公开道歉,但都拒绝辞职。凯鲁丁之后也出四个月的部长薪资给2019冠病基金。

不过,凯鲁丁的赔罪方式平息不了民愤。批评者点出,他的罚款额甚至比2100令吉的隔离费来得低。一些人则投诉双重标准,因为同样违令的平民百姓遭到重罚,包括面对牢狱之灾。

到底,是民众对政府领袖要求过高,抑或是他们达不到人民的期望?也许,我们可以援引其他国家的相似案例来做比较。

偶尔,社交媒体在揭露和施压犯错的部长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通常,当事人只会在政府首长要求下,才引咎辞职。

克拉克(纽西兰)

4月,纽西兰卫生部长克拉克(David Clarke)在该国“封城”之际二度违反禁令,而前往山区骑脚车和载家属到海边散步。

他一开始并没有第一时间辞职谢罪,而只是道歉,并自称是一名做出错误判断的“笨蛋”,以为就此能了事。

但纽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决定将他降职处置,但仍将其保留在内阁阵容中,原因是疫情当前需要卫生部长抗疫。

不过,该国的卫生部总监布鲁斐德(Ashley Bloomfield)的表现与光芒明显盖过了克拉克。

克拉克之后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最终在7月提交辞呈。

卡洛斯金斯利艾哈肯拉(加纳)

加纳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艾哈肯拉(Carlos Kingsley Ahenkorah)犯下了严重的错失,他在检测冠病呈阳性后仍然到处会见选民。

他在6月23日确诊后,于6月30日造访数个选民注册中心。

他在7月2日接受电台访问时对此直言不讳,辩称到访选民注册中心时都“格外谨慎”。

他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弹,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向他下最后通牒,若不辞职就遭革职。

最终,艾哈肯拉在7月3日辞职。

韦恩克里斯和赞恩德西尔瓦( 百慕大)

几天后,百慕大国家安全部长韦恩克里斯(Wayne Caines )和旅游及交通部长赞恩德西尔瓦(Zane DeSilva)出席一场派对的视频曝光,两人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了排山倒海的谴责。

由于参与的嘉宾在没有戴口罩下近距离跳舞,有关派对违反了社交距离条例。

百慕大首相大卫伯特(David Burt)“邀请”这两名部长辞职,并接受了他们的呈辞。

他在7月6日的声明中指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有关事件不代表政府过去几个月,为了确保百慕大安全所付出的努力。

“每一名公民都被逼针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交方式做出巨大的改变,部长也毫不例外。”

卡利里(爱尔兰)

爱尔兰农业部长卡利里(Dara Calleary)因为出席了一场高尔夫球协会主办的宴会,而跟凯鲁丁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惹祸上身。

8月19日,共有80人出席该项在一间酒店举行的宴会,而前一天爱尔兰刚收紧抗疫措施。

卡利里事后在推特上道歉,但仍然浇熄不了民众的怒火。他在隔天,即事发的第二天就引咎辞职。

爱尔兰总理马丁(Mícheál Martin)接受卡利里的呈辞,并形容其做法为“错误的判断”。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效仿卡利里。出席同一场宴会的欧盟贸易专员霍根(Phil Hogan)只做出道歉,而拒绝辞职。

凯鲁丁阿曼(马来西亚)

8月18日,行动党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点名质疑,种植与原产业部长凯鲁丁阿曼(上图)7月初曾造访土耳其,但回国却未按规定隔离14天,就于7月13日出席国会。

两天后,凯鲁丁强调,他曾三次接受2019冠病检测,但未回应违反隔离令的指控,只要求民众等卫生部的声明。

8月22日,卫生部证实凯鲁丁确实违反隔离令,并已在8月7日向其开出1000令吉罚单

1小时后,凯鲁丁发文告向全民道歉,同时宣布将捐出5月至8月的部长薪资给2019冠病基金。

不过,民众不满双重标准,而持续施压当局提控凯鲁丁。

引爆外界挞伐一周后,首相慕尤丁今天(24日)终于开腔回应。他声称,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因此他交由有关当局来执行透彻的调查,同时依法采取适当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