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白日梦”而起的恶梦：一探疫情下的移工政策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访谈这天，身材壮硕的阿布（化名）穿着比自己体型小一尺寸的T恤，衣服显得很紧且窄小。
阿布6月底受访时解释，在巴刹工作会接触许多油污，衣服坏得快，不时就要换新衣。
“每隔一个月衣服就不能穿了，要丢了换新衣。”
他笑笑说，“旧衣破得不能穿了，我也没钱买新衣，所以朋友借我，但他的体型比我小一号。”
20多岁的阿布是孟加拉籍移工，已在雪兰莪某个社区巴刹摊位工作了10年。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访谈这天，身材壮硕的阿布（化名）穿着比自己体型小一尺寸的T恤，衣服显得很紧且窄小。
阿布6月底受访时解释，在巴刹工作会接触许多油污，衣服坏得快，不时就要换新衣。
“每隔一个月衣服就不能穿了，要丢了换新衣。”
他笑笑说，“旧衣破得不能穿了，我也没钱买新衣，所以朋友借我，但他的体型比我小一号。”
20多岁的阿布是孟加拉籍移工，已在雪兰莪某个社区巴刹摊位工作了10年。
巴刹除了在限行令期间关闭外，当地的地方政府于6月初宣布巴刹重新开放时，却禁止移工入内工作，只允许摊贩聘请本地劳工。
如此一纸令下，阿布（见下图）等移工虽然持有在该巴刹合法工作的证件，却瞬间丢掉了工作。
在联邦层次，政府同样在逐渐放宽抗疫的限行令时，收紧移工政策，声称要以本地劳工优先，以解决抗疫措施所触发的失业危机，同时解决国内经济长期依赖移工的问题。
6月底，人力资源部部长沙拉瓦南表示，政府今年不会再批准各经济领域聘请新移工，而会要求雇主优先聘请本地员工。
“我们优先让本地人找到工作，同时削减职场的外籍工人。”
除了阿布原本工作的巴刹，目前受这项新政策影响的还包括吉隆坡批发公市，不过尔后，批发公市有约30名有证移工获准返回工作，直到工作准证到期为之。
地方政府更以疫病为由，禁止移工工作。《马新社》7月5日报道，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尔米玛丽安娜（Ermeemariana Saadon）解释，移工住所拥挤，使得他们成为染病的高风险群体。
她说，市政局决定“汲取疫情教训”执行现有法规，禁止移工到巴刹工作。此外，她也责怪雇主没有搞清楚聘请移工的条件。
“我们怎么活下去？”
阿布无奈地说，“我们有合法的工作准证，也做了检测，结果是阴性。那么为何不让我们工作呢？”
“家里冰箱里都空了，没有食材，我们吃什么？怎么活下去？”
他也表示，由于多个月未还房租，屋主已下达最后通牒——若这个月再不还房租，屋主就会把他和其他室友都赶出去。
所幸，关注移工权益的非政府组织派发粮食与物资，避免这些失业移工挨饿。
不过，阿布与同病相怜的同乡友人胡先（化名）虽然声声感激本地公民社会援助，但他们却更期盼自己工作挣钱，而非接受馈赠。
40多岁的胡先说，“我们不是要食物充饥……我们要自己工作，赚钱了才可以买衣服、还房租、给家用。”
本地搬运劳工不长久
政府禁止移工后，巴剎也开始招聘本地劳工，但是许多本地劳工犹如过客，难以长久，也导致巴剎的商贩抱怨连连。
不愿具名的蔬菜批发商陈先生6月底受访时便抱怨，许多本地人不习惯巴刹里的粗重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便离去。
“做一下就走了，我要不断重新找人。目前做得最久的也只有1个月。”
吉隆坡蔬菜批发商公会会长黄敬发当时也表示，巴刹搬运工人的流动性非常高，一开始有许多人来应征搬菜工作，但却吃不消搬菜的粗重工作，逐渐淘汰下，如今只剩下较年轻的本地人。
“之前50、60岁的人也会来找工，但慢慢淘汰了。现在来应征的人年轻化了，以20、30岁的年轻人为主。”
8月初，黄敬发再次受访时表示，上述现象并没有改变，一些来大巴刹内工作的人，做了两、三星期便离去，只有部分搬运工人继续留在巴刹工作。
举例来说，30多岁的廖鸿远（化名）与友人王龙胜（化名）经朋友介绍下，双双于6月到批发公市当搬菜工人，但两人做了10天便离去。
廖鸿远和王龙胜之前都是大马导游，自从中国政府1月底宣布禁止国民出外旅游后，便失去生计。
至于50多岁的丘立德（化名），他至今已在巴剎工作了2个月，算是留比较久的，他过去是家庭用品销售员，公司营运受限行令冲击，因此他在限行令放宽后，到批发公市搬菜。
“好逸恶劳”是原因吗？
从上述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不如政府所期待，这些从移工强制空出来的职缺，并未能自动地由本地劳工所填补，因而引发人力供需错置和脱节的问题。
移工所渴望的工作，却是大部分本地劳工不愿久留的工作，个中原因在哪里？答案是不是简单的本性：“本地人好逸恶劳，外劳能吃苦耐劳”？
廖鸿远6月1日受访时解释，放弃搬菜工作时，抱怨80令吉的日薪太低，与付出的劳力不成正比。
他解释，80令吉日薪扣除早午餐、汽油与停车费，每天所获寥寥无几。
“（搬菜工）真的太累、太辛苦了……做工是为了赚钱，但是（给的）钱都与（付出的）劳力都不对等。”
“不只是辛苦，他（给）的价钱不值得。如果只是辛苦，我们还可以挨。”
至于王龙胜，他也直言，纵使在巴刹搬菜10天，他依然入不敷出，因此选择花更多心思在寻找新工作。
丘立德6月1日受访时说，目前的市场条件不容许失业者挑剔，因此任何工作他都不挑剔。但是，询及未来规划时，他却寄望市场逐渐恢复，以便有别的就业选项。
由此看来，关键不在工作辛苦，薪资与福利无法满足个人和家庭基本开支的要求，才是驱使本地劳工离开巴刹工作的原因。
不但如此，相对于移工，本地人在有了离开的想法后，拥有更雄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支撑，足以应对转换工作所产生的成本和风险。
询及辞工后的打算，廖鸿远说：“吃老本咯。之前有存（一些钱）……我们做这一行就是要预防，之前MH370事件就经历过了。”
“找更好”背后的本钱
廖鸿远和王龙胜离开巴刹后，曾经尝试应征销售员、申请当电召车司机、到友人的店当临时助手，甚至尝试在路边开档卖榴莲等。
虽然找工作受挫，但他们仍愿意再尝试，包括已须向亲戚借钱度日的王龙胜，却没有回去巴刹搬菜的念头。
廖鸿远认为，虽然劳动市场黯然，但离开批发公市会有更多机会，“再找其他的东西做，其他行业再找一下。”
“（可能）做点买卖，（从批发公市）批一点水果出去卖。在网站、向自己的朋友销路一下，起码有个商机。”
除了上述的个人的社会和经济资源，如储蓄、人际网络、工作机会，政府政策也提供宝贵的“挑选工作”资源。
例如，2019疫情的经济重压下，廖鸿远和王龙胜都受惠于政府推出的贷款缓还半年措施，暂时得到一些财务喘息空间。公积金特别提领措施下，他们也可以从公积金户口提款应急。
除此之外，他们也受惠于政府救市措施，获得联邦政府与雪州政府分别拨款给导游的600与1000令吉的一次性援助金。
上述的社经与政策资源，左右了本地工人对工作“值不值得”的判断，也使得他们较能承受换工作的成本，即忍受一段较长的无收入日子，以期找到薪水、工作条件都更为优渥的工作。
简言之，他们比较有“本钱”可以挑工作，本地劳工若非实在窘迫，或许不会选择到巴刹搬菜，即便到了巴刹工作，也仍随时等待机会，去寻找薪资更高的工作。
所以，政府不能只是“赶跑移工”，还必须从工人或整体劳力市场角度来理解问题，并找到更妥善的方案，使得本地工人愿意接所谓的受脏（Dirty）、难（Difficult）、险（Dangerous）的3D工作。
换工对移工太奢侈
另一边厢，不若本地劳工，移工在国内并没有享有太多的社经政策资源，甚至政府政策反而形同他们的沉重脚镣，把他们牢牢地“钉死”在特定工作。
在上述的雪州社区巴刹案例，多达200名原本靠巴刹维生的移工丢掉饭碗，他们急于糊口，也无法回乡，部分胆子较大的毅然另寻出路，其他人则不时到巴刹外观望，期盼这政策哪天会U转。
阿布2010年离开孟加拉故乡，孤身寡人来马打拼，钱袋羞涩，如今就连要穿的衣服也需要向人借，更遑论有积蓄。
而且遇上问题，他也只能自求多福，或者依靠同乡友——但如今碰上限行期，他的移工朋友也跟他一样大多失业，根本是泥菩萨过河，无法借钱给他。
政府在抗疫艰难期间一声令下，阿布立即失去10年来所驾轻就熟的工作，尽管亟需新工作，然而他的工作证注明，他的雇主和工作地是雪兰莪社区巴刹里的摊贩，若他到其他地方工作，则将抵触法律，视为“不当使用工作证”。
“我害怕被逮捕……如果我们到别的地方找工作，就会成为非法劳工。”
这意味着移工与本地劳工并非身处相同的劳动市场。移工不像本地劳工一样，在获得法律保障下，可自由转换雇主。
尽管如此，阿布也无法选择离开马来西亚，因为离去意味着仰赖他的一家五口都会断炊。
“在孟加拉，一个儿子需要供养整个家族的人，家人都等着你赚钱……若我放弃工作回去的话，家人怎么办？在孟加拉也没有工作，那我宁愿在这里等待机会。”
若不工作就等同亏钱
可是，移工等待的成本高昂。阿布的工作准证即将到期，若未能在本月把钱补齐，即使他不找别的工作，他也将成为“逾期逗留”的黑工。
“我晚上睡不着，头疼。朋友向我讨钱，乡下的家人也向我讨钱，还有房租要还……所有事情卡住。”
“如果有工作的话，就没有这种问题。目前这种情况，死了更容易，死了就没人可以向我讨钱了。”
而胡先直言，只要一日不工作，他们便形同在“亏钱”。
“几个月前我就还了4000多令吉的准证费用，可是我如今却不能工作，对我来说这笔钱就亏了。”
挣钱压力更大，而社经和政策资源更少情况下，不难理解移工何以愿意留守酬劳低、工作条件差的工作。
批发公市外的“竞争者”
不但如此，政府的草率政策也触发预料之外的现象，部分失业移工选择做小买卖来维生，如在士拉央，少数移工就在批发公市外卖菜，成为本地批发商的竞争者。
据记者6月26日观察，许多外籍人士在靠近批发公市的路旁聚集，手上拿着几包蔬菜，每当有车子驶来，他们便一起趋前围在车旁，展示手中的菜，向司机兜售。若交易顺利，他们便直接把蔬菜搬到车后厢。
孟加拉籍移工祖利亚（化名）便是卖菜的其中一人。他告诉《当今大马》，他原本在批发公市工作，赚取60令吉的日薪，但自从市政厅颁布禁令，他只好在路旁自行卖菜，来支付生活开销。
“卖菜一天大概可以赚到30令吉……限行令后，吃都吃不饱，况且还需要缴房租呢？”
记者8月初再度走访，发现上述现象依然存在。黄敬发也说，外籍人士摆摊卖菜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以更隐蔽的方式交易。
根据当局4月的调查，士拉央一带的加限区有约1万6000名居民是外籍人士，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慕沙当时说这些移民大多在批发公市工作。
吉隆坡蔬菜批发商公会会长黄敬发指出，上述现象从6月初开始出现。
黄敬发担心，他们以更低廉的价格售卖蔬菜，若这些蔬菜转售给其他巴刹摊贩，将打击大巴刹批发商的生意。
而主流媒体把这个现象形容为“劳板抢滩”，跟本地业者抢生意，更质疑他们卫生习惯不佳，会导致2019冠病再次爆发。
然而，报道鲜少提及这些移工何故要冒着被逮捕的风险，违法到批发公市外做起小买卖。
“饿肚子总要找饭吃”
然而，蔬菜批发商陈先生却道出问题根源之一，即政府禁止移工与难民在巴刹内工作却没有妥善处理他们的去处，迫使他们不惜非法摆摊卖菜求存。
“你不允许他们进来大巴刹工作，你至少要安置他们嘛。你总不能弃他们不管。”
“他是人来的嘛，会饿肚子，有孩子要养，总要想办法。所以就去卖菜咯。”
陈先生发现，政府的政策似乎只着重于腾出巴刹的劳力活，却没有更多的后续措施。
“政府也没有去想（后果），总之我要请本地人，其他的（问题）你们自己去想，我不管。”
他担心，若对人数庞大的失业移工置之不理，恐怕会衍生出更严峻的社会问题。
“你不要他们（移工）在这边，那你就处理好，（不管是）让他们搬去另一个地方，（或）送他们回国。”
《当今大马》已针对以上现象洽询内政部与人力资源部，以寻求回应。
本地摊贩如雨后春笋
解决眼前断炊之际，做小买卖是最普遍的出路，就连大马国民也难免。廖鸿远离开了批发公市，6月底一度在八打灵再也的闹市摆摊卖水果，由于没钱租摊位，只能无证摆摊，而不断面对执法人员的驱赶。
“得空就卖一点芒果、卖一点榴莲……可是又给市政厅捉。”
“零经济收入，还要租么？没有钱租地方，肯定摆路边摊啦，摆路边摊又被市政厅捉。”
廖鸿远再次受访时无奈表示，自己丢了工作，找不到新工作，好不容易找到经营小生意的方式，却遭到地方政府干扰。
一周后，不堪执法人员屡屡取缔，廖鸿远放弃摆摊卖水果，转而面试工作，当个上班族。
“我没有卖了咯……天天给市政厅捉，我不要了，去找工作。”
《马新社》7月22日报道，失业率高攀之际，部分本地人也选择开档口，做起小买卖以维持生计。
“确实，自从限行令结束，而复苏限行令启动后，（吉隆坡）各地涌现许多的小贩。”
报道指出，联邦直辖区土著小贩协会主席罗斯里苏莱曼（Rosli Sulaiman）直言，公司裁员以削减成本下，许多人在限行令期间失业，导致隆市的小贩“如雨后春笋”。
罗斯里表示，隆市政厅体恤这些新小贩，允许他们申请暂时准证，以便可以立即开始做生意。
显然，政府和主流媒体在面对本地人的“小贩潮”时，采取比较包容的态度，鲜少给他们贴上“抢滩”、“抢生意”，甚至传染冠病的罪名。
不同于沙拉瓦南6月底的“全面禁止新聘移工”说法，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阿旺哈欣约一个月后向国会表示，政府将紧缩移工政策，未来“只有”建筑业、农业与种植业三个经济领域，可以聘用移工。
但没有变的是，他依然强调，政府将安排本地劳工填补其他领域的职缺。
“我们要让本地劳工来填补其他领域的职缺，这是我们削减外籍劳工方针的一部分（措施）。”
只是，从苦无工作的阿布和胡先、另觅工作的廖鸿远和王龙胜、心想离开巴刹的丘立德的案例看来，政府若持续这种“赶走—填补”的粗糙思维，则它不太可能取得预想的结果。
大马职工总会总秘书索罗门最近警告，政府大幅限制移工，却没有同时提高本地工人的薪资，是一种“自杀式”经济政策，或“忽视现实的白日梦”。
政府在2019冠病疫情紧缩移工政策，或许是白日梦，但它无疑是本文受访移工的恶梦，资源最少的他们却最先沦为牺牲品，无端丢失工作，没了生计而断炊，进退维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