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殴打之外，尼籍保安的其他困境

下午3点29分更新

尼泊尔保安人员遭殴打的影片疯传掀议，惟移工权益分子指称，肢体暴力只是这群移工群体所面对的劳动困境之一。

每天工作12小时、无加班费、限制上厕所次数，加上举报雇主滥权施暴等重重问题的交互作用之下，或许导致移工面临健康问题和稿死亡率的原因。

2016年，马来西亚总共有386名尼泊尔移工死在马来西亚；2018年则有322人。

根据《喜马拉雅时报》（The Himalayan Times）引述尼泊尔大使馆提供的数据，2018年有高达198人死于酗酒及打斗；43人自杀；另有39人死于肺结核、肝病、骨痛热症或“突发性猝死”等等。

根据尼泊尔政府的劳动迁移数据，2018年共有38万2651名尼泊尔人在马来西亚工作，其中20.6%为保安人员，而制造业领域则是最大宗，占总体73.4%。

根据数据报告，2018年至2019年期间，前往马来西亚工作的尼泊尔公民人数锐减，是因为当时两国正在处理双边合约的技术问题，而暂时禁止尼泊尔人到马工作。直至2019年9月，双方才重新开放聘雇申请。

这份尼泊尔劳雇与社会安全部门的报告也指出，马来西亚是尼泊尔人到海外工作的第五大引进国；居于卡塔尔、阿联酋长国、沙地阿拉伯及科威特之后。

报告称，尽管尼泊尔移工数量较其他四个引进国的更少，但是从马来西亚返回的尼泊尔移工提出残疾索赔申请的却是最多，从2008至2019年间共有563宗。

过去的十年间，到马来西亚工作后死亡的家庭补偿申请也是众多国家最高的，共有1456宗；死亡原因最高的是三大原因是“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330宗）、自杀（240宗）及“非自然原因”（231宗）。

肢体暴力已是“常态”

雪兰莪州反贩卖人口理事会(MAPMAS)成员阿都阿兹（Abdul Aziz Ismail）受访时点出，恶劣的劳动处境可能是尼泊尔移工死亡数字居高不下的原因，特别是保安领域。

由于整体环境纵容保安公司不受约束地剥削及欺压，甚至违反合约，因此保安人员的工作环境才如此恶劣。‘’

阿都阿兹此前曾处理超过30宗有关外籍保安人员的相关案例。他发现，马来西亚的外籍保安人员经常是由“第三方”代为管理，这些人经常任意差遣他们，但却不受法律责任义务的束缚。

他续称，当保安人员提出质疑及投诉，又或者要求休假及按照聘雇合约获得加班费时，第三方公司的主管使用暴力来压制异议，而这已是国内的“常态”。

“这样的模式间接地让他们（第三方公司）有权依照他们要的方式意愿去管理保安人员，而这些公司却没有任何责任义务，这些公司总是能脱身。”

关注移工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南北倡议”（North-South Initiative）执行长阿德联（Adrian Pereira）及“妇女力量”（Tenaganita）执行长葛若琳（Glorene Das）受访时也称，外籍移工尤其保安人员遭殴打事件很常见。

阿德联受访时说：“如今网路疯传的那支影片，其实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尼泊尔保安人员遭殴打的影片了。”

限制上厕所次数

阿都阿兹指出，许多主管单位都不愿支付加班费，也不愿增聘人手来负责不同的值班时段，因为这将会增加营运成本。

他续称，有些公司不依照保安人员执勤的时数缴付薪资，而他认为这已构成不法扣薪的行为。

尼泊尔政府此前制定了马来西亚雇主聘用尼泊尔移工时，必须遵循的系列聘雇条款。

其中包括，每周不得工作超过6天，而每天时数上限为8小时。此外，这些移工每年至少必须获得8天年假、14天病假及60天的住院假期。

《当今大马》此前采访了一名曾在马来西亚担任保安的尼泊尔人桑托斯（Santosh Sapkota）。他2016年至2019年之间曾于马来西亚工作，遭殴打虐待后已回到尼泊尔。

他在马来西亚工作期间，曾经完全午休地工作长达一个月，而每天工作12小时。他向上司申请休假反而挨打，后来到大使馆申诉后再遭上司及另外数名男子群殴报复，伤势严重缝针后住院三天。

桑托斯已向尼泊尔政府及尼泊尔驻马大使馆申诉。惟尼泊尔大使乌达雅（Udaya Raj Pandey）否认他的说法，并反过来质疑他为何时隔一年后才向媒体申诉。

去年刊载于《尼泊尔流行病学期刊》（Nep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的英国研究指出，尼泊尔移工告诉研究员，他们每日工作16小时已是习以为常之事。

这份伯恩茅斯大学（Bournemouth University）所做的研究写道：“担任保安人员的尼泊尔移工经常投诉，说他们一天只获准去两次厕所，因为雇主没有聘请其他保安接替，他们只能喝较少的水。”

除了面对工作时间长及薪资计算不公之外，阿都阿兹也指出，即便聘雇合约说好雇主会提供免费住宿，但最终许多尼泊尔移工都被迫自行承担住宿费用。

由于不少第三方公司会违令没收移工的护照，而尼泊尔移工担忧反抗管理层会让自己沦为无证移工，因此他们在重重威胁之下只能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

由于重要的证件遭雇主扣押，这些保安人员即便遇到暴力或不公，也难以到警局投报。

“他们施压这些移工，让他们认为自己无处可逃，如果向政府投诉工作签证就会遭注销。”

近期《半岛电视台》纪录片中受访的孟加拉籍移工，因为提及马来西亚政府在限行令期间取缔移工之举，最终也遭吊销签证，并将在近期遣返回国。

债务束缚难以脱身

许多移工飘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工作，都必须支付高昂的中介费用。这也是外籍保安人员经常被迫忍受恶待的另一个原因。

阿都阿兹指出，许多尼泊尔籍保安人员开工前，都必须支付7000令吉到9000令吉的中介费，即便这笔费用并无明文列入聘雇合约之中。

这些远渡重洋前来谋生的外籍人士，通常都是家中的主要收入来源。保安人员的每月薪资介于1200令吉至1800令吉之间。

然而，他们来马工作后必须先偿还这笔高昂的债务，才开始有余钱寄回家乡。

阿都阿兹说，“由于必须先解决债务，他们在这里工作时，间接地收到债务的束缚。”

遭中介抽佣“转手”

根据现有的聘雇合约，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尼泊尔籍人士不得在合约期间更换雇主。不过，阿都阿兹指出，这种由第三方代为管理保安人员的模式，在马来西亚非常普遍。

葛若琳受访时也分享了相似的观察。“尼泊尔移工方面，我们曾经发现好多移工是以园丘工人的身份被带进来，后来却被外包去从事保安工作。”

“他们不知道（这是违法的），这些中介人只是告诉他们，这很平常。所以，最终他们经常落得难以伸张正义，也难以解决困境的处境。”

目前，马来西亚允许聘用尼泊尔籍移工的领域为制造业、种植业及私人保安领域。2019冠病疫情来袭之后，人力资源部曾声明有意进一步限缩，只允许建筑、农业及种植业聘用外籍人士，惟私人界聘用外籍人士是否受影响则仍不清楚。

阿都阿兹指出，由于不同领域可聘雇的移工数量限制不同，部分公司会聘用超过自己所需的移工数量，再交由“第三方”去派遣这些“多余的移工”到其他公司，甚至不同领域的公司上班。

这些协助派遣和管理移工的机构，则会从中抽佣。他指出，他曾经遇过一名最初是霹雳一家制衣厂工人的尼泊尔人，最终却被派到吉隆坡担任保安人员。

促打造良好就业环境

阿都阿兹、阿德联及葛若琳都吁促，人力资源部及移民局应积极取缔和惩罚，对付违反聘雇合约或对移工施暴的公司。

阿都阿兹也强调，移工课题与管理制度的贪污腐败息息相关。

2018年，《当今大马》与尼泊尔的调查新闻中心（Nepal CIJ）合作，曾揭露大马和尼泊尔两国的数家公司和政府机构，从2013年9月至2018年4月期间，涉嫌非法向60万人收取高达50亿卢比（1亿8500万令吉）的费用。

阿德联则呼吁打造一个更透明的制度。“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条规及调查行动，已监督这些保安人员的劳动环境……劳动局究竟如何监管保安领域目前都还不清楚。”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就只能兜兜转转回到原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领域需要改革。”

前述的期刊研究报告建议，马来西亚应该保留妥善的记录，同时确保尼泊尔移工逝世时深入细致地验尸，才能厘清尼泊尔移工在马来西亚高死亡率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