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非反洋垃圾不可？访潘丽婷的素人抗争行动
【今人物】潘丽婷从此再也无法睡得安稳，入夜后就会跟塑料垃圾厂一样活跃，四处搜寻非法营运的证据。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入夜后，雪州巴生仁嘉隆村一带非法回收塑料垃圾的工厂机器开动，而村里空气弥漫一股难闻的气味。潘丽婷解释，这是非法业者掩人耳目的做法。
“空气污染很难抓。晚上工厂机器跑得最快，但你感觉不到，你奈我何？即使你闻到味道，你也找不到源头来自哪里。”
“况且晚上你打电话投诉，环境局也不会过来。”
潘丽婷自从发现此事后，晚上再也无法睡得安稳。于是，她让自己的作息变得和跟厂内机器一样，一入夜更活跃，四处搜寻非法业者营运的证据。
潘丽婷是瓜拉冷岳环保行动协会的代表。2017年杪，她与居民发现仁嘉隆社区内，隐藏着多家非法回收工厂。他们开始搜寻证据，四个月内鉴定了48家工厂。
她解释，塑料循环再生处理的难度简单分成三种：容易、难与很难。相较于容易循环再生的，后两种塑料垃圾更难处理，且会在循环过程中排放更多有毒气体。
过去，本地回收业者主要处理易循环再生的塑料垃圾。然而，两年前，许多非法业者陆续在国内设厂，回收进口的塑料垃圾，其中便有大量难循环再生级别的塑料垃圾。
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发现，大部分处理进口塑料垃圾的业者没有合法营运证件，没有合格的废物处理设备，且会将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随意丢弃、掩埋或公开焚烧，进而造成空气、土地与水源污染。
潘丽婷与居民当时向州政府举报后，雪州政府于2018年7月份开始取缔，查封了其中33间非法工厂。
然而，令当地居民无奈的是，当执法人员与媒体舆论不再关注洋垃圾课题时，非法业者就会悄悄地死灰复燃，持续在仁嘉隆营运。
近一年来，她与居民更发现非法回收电子废料（e-waste）与废金属（scrap smelter）的工厂在村子内设厂运作，令她感到忧心。
夜里搜证跟执法者拼了
采访这天，潘丽婷要到仁嘉隆附近探查，搜集非法工厂的证据。
一路上，她不断向记者悉数道路两旁的塑料垃圾工厂。见到被丢弃在路旁的衣物堆起火时，她赶紧下车灭火，灭不了火，又再拨电给消防局求助。
到了目的地附近，她熄灭汽车引擎，身手敏捷地躲进暗处，迅速往工厂拍下内部的作业情况。
“你看那一堆是电子垃圾，很多是电线外壳。看见了没？他们把电子垃圾热熔后，便直接排烟出去。”
潘丽婷说，每晚她都到工厂外搜证，有时候爬到篱笆上拍照，有时候进沟渠里取水。
问她怎么学会做这些事，潘丽婷说：“没有办法，我和环境局拼了。”
早在洋垃圾成为全国新闻焦点前，瓜拉冷岳环保行动协会便列出仁嘉隆的非法业者名单，其中也包括工厂地点。但他们一再向执法人员与地方议员投报后却鲜有下文。
后来，潘丽婷等人用航拍器拍下非法塑料垃圾工厂的情况，将视频上载到Youtube，才获得大马生态组织（PEKA）与绿色和平组织的关注。
“我们使用航拍器拍摄，才发现工厂非常大，里面堆满许多塑料垃圾，一晚便可以烧掉50公吨的塑料垃圾。”
在环保组织协助下，仁嘉隆洋垃圾的问题获得国内外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关注，迫使多家非法工厂遭取缔。
那一次的经验令潘丽婷开始意识到，居民必须放弃“政府会自行监督非法工厂”的观念，反而应该亲身积极监督，找到确凿证据来揭发非法业者，才能逼迫执法人员取缔。
返乡发现村子臭气难闻
潘丽婷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从小在仁嘉隆新村长大，就读华文小学、独中，1990年代到台湾升学，遇上台湾社会运动蓬勃的时代，但是潘丽婷当时的 “生活世界很小，不曾参与社会运动”。
辗转回到仁嘉隆老家定居数年后，她发现村子庞罩着难闻气味，因此意外地在家乡卷入环境保卫运动。
2017年年底，潘丽婷发现邻居每晚都受难闻气味困扰，恶心难受得睡不着觉；附近孩童则患上呼吸道疾病，不断出入医院求治。
“村子总是有很多烟雾，可是一驾车离开仁嘉隆就没有了。我觉得吉隆坡的空气比这里好。”
她开始跟进了解此事，更跑到排放难闻气味的工厂外考察，闻到工厂烟囱排出的塑料烧焦的异味，那时才意识到大祸将至：污染工业已进驻村子，非法业者在住宅区附近设厂回收塑料垃圾，甚至丢弃、焚烧不可循环再生的塑料垃圾。
潘丽婷与环保协会代表也到非法垃圾场视察，发现这些俗称“洋垃圾”的塑料垃圾主要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洲等高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2018年报告显示，高收入国家所出口的垃圾中，有90%最终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丢弃或焚烧。
根据绿色和平，过去，这些塑料垃圾大部分都运到中国，在中国境内回收，之后再用作生产用途。但在2018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禁止进口塑料垃圾后，大量入口到中国的塑料垃圾，便转而由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承担。
于是，大批塑料垃圾就途经全世界排名十二、东南亚第二繁忙的巴生港口，转抵马来西亚。
潘丽婷担心，非法回收塑料垃圾造成的空气污染，会导致仁嘉隆步上中国癌症村的后尘。
她自觉是村里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应该将知识化为行动，揭发村里的污染工业。
于是，她与前村长陈贞兴成立瓜拉冷岳环保行动协会，藉此平台组织居民，要他们成为耳目，搜集非法工厂的位置，也通过该协会募资。
受害者还是社运分子？
潘丽婷那天见到记者时，劈头就问：“你想把我写成社运份子，还是把我写成受害者？”
两年前，仁嘉隆村的塑料垃圾课题刚曝光时，她曾代表瓜拉冷岳环保行动协会在公开讲座上演讲。当时她还不习惯面对媒体发言，活动后还问记者：可以匿名吗？
两年来，潘丽婷接受超过30家国内外媒体采访，相当熟悉媒体运作模式，并懂得适时“配合”媒体记者，提高仁嘉隆环境议题的见报率。
“西方媒体一开始以为我是环保分子，我根本不是环保份子，我什么都不会。我说我是受害者。”
“我一开始讲话当然像个受害者，到我义愤填膺、很生气时就像个社运份子。我现在就比较明白这个操作了。”
接着，她又问了记者同样的问题，“你要把我讲成像社运分子还是像受害者？”
当记者反问她对媒体的期待时，她先是陷入一阵沉默，然后一连串地回应说：
“我希望你报道的是，我们的国家处在很危险的地步了。我们的法治系统没有办法有效杜绝走私、有毒物固体，没有办法杜绝非法工厂。我们的国家也没有完善的环境评估和执法监督系统，特别是对空气污染。”
在监督系统不完善的前提下，她不认同大量合法化回收业者，或是大量发出入口准证（AP）的做法。
无论如何，她倒是对媒体将她塑造成 “社区英雄”，感到些许无奈。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那样写，其实我不希望这样。我（的处境）会很危险。”
卷入运动后受死亡恐吓
2018年7月，希盟政府取缔多家非法工厂后，曾有业者放话，要潘丽婷与协会代表别再抗争，“否则会被人处理掉”；去年6月，潘丽婷的姐姐在家门外被泼了一身红漆，她相信这是来自非法回收业者的“警告”。
除了死亡威胁，潘丽婷经常到工厂外搜证，吸入大量有毒气体，让她的身体状况变差。
她形容，自己平均每个月瘦了一公斤，脸瘦得凹陷，连说话也没力气，无法说话超过5分钟。
卷入抗争运动后，潘丽婷的生活也天翻地覆，无法像从前一样，每逢周末安排去游玩、陪伴家人，甚至“连敷面膜、搽防晒油都没做了”。
“劳心劳力啊，我常常觉得我晚上会睡觉睡到一半死掉。”
“我晚上睡不好，头脑不断思考，有时候还会吓醒：我是不是应该再写信给谁？是不是应该勇敢一点去拉布条？”
面对眼前的困境，潘丽婷也动过搬家的念头，离开仁嘉隆之后便可眼不见为净，但她却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家乡受塑料垃圾污染。
“华人新村是很注重学校的，因为他们要保护这些小小的幼苗。像我爸爸死的时候遗产只有3万块，可是我告诉你，他3万块都捐给学校。”
在这种环境长大，她也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留根”、要保护下一代。
“我觉得很讽刺。你知道吗？我们华人捐钱给华小建礼堂、建活动中心，捐得理所当然，可是遭受这种危害时却明哲保身。”潘丽婷说到激动处，忍不住拍打桌面。
家园沦为癌症村的隐忧
也曾有人要求潘丽婷交给执法人员处理即可，别通过媒体把事情闹大，免得影响仁嘉隆“幸福村”的形象。
潘丽婷回忆这段对话，再次怒拍桌面：“哈咯，空气污染你可以妥协的吗？空气的份子很小，不像水污染。（水污染的话）我可以不吃鱼，可是空气污染的话，你可以不呼吸吗？”
回忆起两年来的抗争历程，潘丽婷有时候激动得挥舞双手，有时候夸张地模仿官员说话，有时候又怒瞪着眼，痛骂非法业者“王八蛋”。说到伤心处，潘丽婷又忍不住红着双眼，说自己“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潘丽婷不断上网查资料，了解塑料垃圾污染的严重性之后，便“因为知道得太多而寝食难安”。
绿色和平的报告指出，焚烧塑料将排放有毒气体，包括一氧化碳和二恶英（dioxin）。这些气体会损害人类的神经系统、扰乱内分泌系统、导致呼吸疾病、影响生殖能力等等。
但她从不敢告诉亲人与居民她的发现，总是轻描淡写，安慰他们已投报当局，相信当局很快会采取行动。
“你只要支持我的环保工作就可以了，但是你不需要知道太多。我叫你签名你就签名，我只要跟你说有毒，但我不跟你说有多毒。”
“我是为了我身边的人，我怕他们得忧郁症。人噢，知道了问题却不能做什么，心里害怕，是会生病的。”
“我病就好了，不希望他们也病。我还有一些勇敢的村民和我一起面对这个难题。”
对潘丽婷而言，即使面对威胁也无法阻止她的行动，因为事情就像个化学方程式一样：不同物质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必然会产生新的物质。非法工厂的存在必定危害居民，居民只能采取行动，才能阻止这个后果。
“在事实摆在眼前的情况下，我没有后路。如果我们没有站出来反抗，两年后这边不知道会有多少家非法工厂，我们还能活吗？”
“家庭里出现一个癌症病人就很够力了。我在村里有百多个亲人，如果我的村变癌症村，我活着还有意思吗？”
“我是被逼的，你明白吗？我当时认为，村子已面临灭村的地步了。”
“来一家，告一家”
去年11月，瓜拉冷岳环保行动协会获得隆雪华堂所颁发的公民社会奖。现在，仁嘉隆的空气比起两年前略有改善，潘丽婷的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
但对潘丽婷和居民而言，这场抗争还未结束。当地仍有非法业者在悄悄运作，空气中不时弥漫着难闻的焚烧塑料味。
每个周末，潘丽婷都接受国外媒体采访，要告诉垃圾来源国，他们送出来的洋垃圾正在危害大马本地居民。也有来自各州的新村居民联系上潘丽婷，说村内也出现塑料垃圾工厂，向瓜拉冷岳环保行动协会寻求援助。
仁嘉隆村居民则成为协会的耳目，每当闻到异味，便帮忙搜证举报。他们偶尔也会对抗争行动感到无力，感叹走私垃圾活动不绝，举报行动只是杯水车薪，无法阻挡庞大的塑料垃圾潮。
潘丽婷总会在这时候鼓励居民：“不要紧，你们看，起码仁嘉隆这边没事了。”
“你们做得很好了，大家的耳朵和眼睛要打开！工厂来一家，我们就告一家。”
虽然获得了公民社会奖，两年来也向当局揭发多个非法工厂，但她感叹，居民仍是孤立地抗争，政府没有主动执法，也不配合居民的投报。
“这些工厂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如果附近居民不报，这个灾难对我们真的很大。”
潘丽婷只能自勉做个“塑料蟑螂”，坚持不懈地收集证据，直到非法业者无法在仁嘉隆运作为止。
“我就是赶到你无法站立为止。连合法工厂，我们都抓到他污染的证据。”
“真的是一种很大的危机意识在推着我去做东西，我不是很伟大的人……我纯粹是知道我不站出来，整个村就完蛋。不止这样，还会像癌细胞一样传到整个马来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