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大选：新加坡危机论述的局限
新加坡第13届大选尘埃落定，人民行动党在93个国会议席中囊括83席，以61.24%的总得票率蝉联执政，比上届69.86%的民意下滑8个百分点，不但没有收复在野党掌握的阿裕尼集选区（Aljunied GRC）和后港单选区（Hougang SMC），还丢失了新划出来的盛港集选区（Sengkang GRC）。
李显龙仍要交棒
开票工作甫结束，总理李显龙随即于凌晨4点半招开记者会，感谢选民给予政府明确的委托，不过坦承大选成绩没有预期中理想。
李显龙认为，这个结果表示人民行动党依然获得选民广泛的支持与信任，愿委以重任，但不能否认有一些国人因担忧疫情影响生活和生计而产生情绪，即使希望人民行动党执政，却也乐见国会能有更多元的声音。
新加坡第13届大选尘埃落定，人民行动党在93个国会议席中囊括83席，以61.24%的总得票率蝉联执政，比上届69.86%的民意下滑8个百分点，不但没有收复在野党掌握的阿裕尼集选区（Aljunied GRC）和后港单选区（Hougang SMC），还丢失了新划出来的盛港集选区（Sengkang GRC）。
李显龙仍要交棒
开票工作甫结束，总理李显龙随即于凌晨4点半招开记者会，感谢选民给予政府明确的委托，不过坦承大选成绩没有预期中理想。
李显龙认为，这个结果表示人民行动党依然获得选民广泛的支持与信任，愿委以重任，但不能否认有一些国人因担忧疫情影响生活和生计而产生情绪，即使希望人民行动党执政，却也乐见国会能有更多元的声音。
李显龙总结，本届大选攸关执政党领导层的交棒，为此在多年以前就开始做第四代接班人的部署，孰料今年遇上全球疫情并引发公共卫生及经济危机，乱了布局。但他向国人保证，政府将尽全力妥善处理问题。
他并表示，决心将完好无损、运作良好的新加坡，移交给下一个领导团队。
工人党的保卫战和新城池
正如李显龙所言，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意料之外的危机，而在危机中举行大选，便是博奕。选前执政党打危机牌凝聚选民，在野阵营无不审慎悲观，坊间更有人民行动党有可能囊括100%席次的传闻。
工人党受缚于种种安全措施的规范，最起码要打赢阿裕尼5人集选区及后港单选区两场守土保卫战。
然而开票结果显示，工人党在本届大选中不但顺利守住既有6个席次，并且一举拿下盛港集选区这个新城池，一口气赢得10个国会议席。
此外，工人党出征的东海岸集选区（East Coast GRC），以及由前进党竞选的西海岸集选区（West Coast GRC），分别以得票率3.41%及1.69%的微差落败，很足以说明新加坡民心思变，已蔚成反风。
工人党在两个既有选区的得票率均有提升，跟对手的支持率拉开距离，显示其根基趋稳，不再是险胜状态。阿裕尼集选区得票率为59.93%，比上届提高8.98%；后港得票率61.19%，上升3.50%，唯盛港得票率52.13%，未来仍需经营。
选后不少分析指工人党在盛港胜选，应归功於年轻选民和首投族，而工人党比其他政党更擅于操作网路宣传也发挥功效。
此外，工人党新推的明星候选人亦起了关键作用，他们既有行动党新人的精英背景，却没有行动党精英的僵化与样版化。以林志蔚為例，他充满喜感的脸、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结合高超辩才，产生自然的幽默效果和令人折服的辩论典范。他的“空头支票论”赢得广泛共鸣，他的名言“it warms the cockles of my heart”（温暖我的心）更虏获大眾的心，尤其年轻选民。
选民不确定性高
不过，盛港告捷无疑有上述因素，但这些分析并不能充份解释在野党胜选的原因。新加坡基本上没有城乡差异，选民分布不论在种族、世代和教育程度上均无显著差别，唯阶级和贫富的矛盾有加大趋势，这一点从各在野党均提出拒绝新移民的人口政策可见一斑。
因此，选民结构年轻化即使在盛港有其作用力，也不能解释其他同样支持在野阵营的传统选区，更不能说明各选区之间对朝野支持度的极大反差。
这正是新加坡选情难以预测之处，选民的投票行为不确定性高，也相对情绪化，比起政治认识和认同，更取决于外在环境和国内议题的作用。正如贸工部部长陈振声在其外洩的录音档所言：危机能挽救行动党。
守土成功和盛港报捷对工人党而言是一次信任投票，同时给执政党带出十分明确的讯息。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的法律纠纷没有产生离间效应，选民用选票否决了政府对工人党的能力质疑和道德指控。
与此同时，选民也对辣玉莎留言风波清楚表态，拒绝任何试图操弄种族情感和宗教情绪的手法。合理怀疑，选前执政党那些穷追猛打所起的反效果，很可能在投票时转换为最佳助攻。
恐冲击王瑞杰的接棒
本届大选工人党虽然没有攻下东海岸集选区，但该党派出的年轻团队迎战副总理王瑞杰所率领的原选区班底，以46.59%得票率高票落败。
不少分析指出，东海岸集选区靠王瑞杰才得以保全，但他作为第四代领导层的接班人，仅以53.41%得票率低空飞过，是继西海岸集选区51.69%之后第二最低。
这个几乎垫底的成绩对王瑞杰个人而言，无疑是狠打了他一记耳光，意味著他有可能不是不可替代的总理人选。
前进党的潜力和前景
前进党是本届大选另一个不容小覷的在野党，选前挟李显扬入党的声势创造了不少话题。前进党新成立于2019年8月，由前行动党议员陈清木担任秘书长，首次参加大选，即派出23名候选人的庞大阵容，人数比老牌在野党的工人党更多，显得有备而来。
尽管前进党没有赢得任何席次，但它在各选区获得平均约40%的支持率，成绩斐然。陈清木自己领军出征的西海岸集选区，得票率高达48.31%，仅以1.69%微差败给人民行动党所派出的双部长守土阵容，使执政党支持率从上届的78.59%应声下跌了26.88%，赢得十分惊险、狼狈。
前进党初试啼声即发挥潜力，日后可望与工人党及民主党结为反对联盟。不过该党过於仰赖陈清木与李显扬组合的化学作用，不是持久之计。
陈清木年事已高，而李显扬出於家族内讧及受害形象的号召力，未必能在下届大选持续发酵，届时他所召唤的李光耀时代精神效应也会下降。
前进党不能单靠这张王牌，否则前景堪虑，很可能出现泡沫化危机。李瑋玲在今次大选期间出奇安静，值得前进党殷鉴。
前进党的前景亟需通过未来两名非选区议员的问政表现来检验，与此同时，前进党亦必须严肃思考其政党定位，如何摆脱行动党身世，扮演监督政府而不仅止于监督行动党的角色。
集选区的反扑
本届大选，在野党在东海岸及西海岸两个集选区大有作为，执政党布局稍有不慎，很有可能一口气再丢10个议席。
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 GRC）是新加坡独特的发明，1988年6月正式生效。按照集选制，一个选区可派出多人共同角逐国会议席，一旦胜选，全体当选。
集选区的原意为保障少数种族参政的机会，因此每一个集选区的竞选团队，必须有至少一人来自马来族、印度族或其他少数族群。集选区的规模和议席经常有异动，从最初3至4人角逐一个集选区，一度扩大到5至6人。
本届大选经选区重划后，划出11个5人集选区、6个4人集选区，以及14个单选区。相较於上届大选，选区由29个增加到31个，议席亦从89席增加到93席。
集选区以保障少数种族参政及节约市镇理事会经营成本为名，行选举不公之实，对资源不足的在野党阵营尤其不利。执政党在集选区制的庇荫下，长期掩护大量单凭个人是无法胜选的候选人进入国会，再利用时间加以培植、锻鍊，使其茁壮，在野党却没有这样的便利和资源。
以人力部部长杨莉明为例，选前有舆论认为她须為本地客工宿舍疫情失控负起政治责任，但她以“没有遇过任何一名客工要求道歉”来回应，亦不认为本届大选是对她个人的公投。
这正是问题所在，集选区选制很难落实个人问责，杨莉明如果到单选区单打独斗，结果可能大不相同。不过集选区挽救了她，在对手过於羸弱的情况下轻松连任。
成也集选，败也集选，纵横了32年的集选区在2011年首度出现反扑。当年大选，由刘程强领军的工人党团队以54.71%得票率赢得阿裕尼5人集选区，击败时任外交部部长杨荣文率领的团队，并历3届顺利守土。
本届大选工人党再攻下盛港4人集选区，勇挫行动党派出各级部长组成的华丽队伍，使工人党在东部的政治版图进一步扩大。
最佳败选：非选区议员制
非选区议员（Non-constituency Member of Parliament, NCMP）可以说是人民行动党政府最傲慢的发明之一。
根据新加坡宪法，如果在全国大选中没有产生或过少在野党议席，政府可邀请若干得票率最高的“最佳败选人”（best losers）加入国会，成為非选区议员。
非选区议员规定以6人為上限，但实际并没有凑足。这个制度自1984年引进，同年大选后实施，但所有受邀人士均拒绝就任，至1988年才有李绍祖以败选人身份接受委任。
2016年，国会修宪将非选区议员人数上限增加到12席，试图在本届大选中营造一种不投票给在野党也能送心仪的候选人进入国会的假象。
新加坡在野党阵营一直到晚近两届大选才终於开窍，坦然派员出任非选区议员，利用一届的过渡时期，将有潜力的新人送入国会历练。
某种程度上，非选区议员已经成为在野党新人的练兵之地，也是人民行动党必须为其自信与傲慢而付出的代价。
由於本届大选工人党已攻下10个反对席次，因此非选区议员所剩的2个名额将落入“最佳败选”的前进党手中。选前陈清木已清楚表明将不接受非选区议员职位，最后改由该党的助理秘书长梁文辉及副主席潘群勤出任。梁文辉在记者会上表示，行动党设计了非选区议员，如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民主党的“原罪”
本届新加坡大选的成绩，对执政党而言是未如预期，对在野党阵营却有严重折损，包括工人党在东海岸部署的5人优质团队，以及民主党的两员大将。
民主党出师不利，秘书长徐顺全博士以45.2%得票率在武吉巴督单选区（Bukit Batok SMC）落选，党主席淡马亚则以46.26%的支持率在武吉班让单选区（Bukit Panjang SMC）败北。
两人均有超高人气，前者是长期奋战的在野党悍将，后者为传染病学专家、国际传染病学会候任会长。两人在选前都身负重望，最终铩羽而归。
不过，对徐顺全长期蒙受污名的经历有所了解的人，就不难理解他个人、他的党以及他的同僚所承担的政治“原罪”。
历届大选，外界对徐顺全的污衊和人格攻击就像口诀一般复制、剪贴，彷彿新加坡选民都记忆力超强，从未忘却他自从政以来的种种“劣跡”。
危机可以载舟，亦能覆舟
前面提到，新加坡大选经常受内外在因素影响，选情两极，胜负难料，个别候选人的选前气势和开票结果不成正比，各选区之间的得票率悬殊，也增加了分析的难度。
不过综合而言，新加坡政府藉全球疫情的危机意识，想在本届大选中取得强力委托，虽然蝉联执政，结果却不如预期。
新加坡选民清楚地向政府传达了一项讯息：危机可以载舟，亦能覆舟。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著有《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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