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检察长的权力有多大
【合理怀疑】
据报道，继前首相纳吉继子里扎摆脱司法追究之后，沙巴前首长慕沙阿曼也甩掉所面对的46项涉及伐木特许经营权的贪污及洗黑钱控罪。
根据了解，检控单位主动要求要让被告释放但不等于无罪（DNAA，dis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n acquittal ），以便被告仍可以因此罪继续被起诉。但是吉隆坡高庭最终给的裁决则是释放并且无罪（DAA，discharge amounting to an acquittal）
这一而再再二三的舞弊案摆脱司法追究，让人不禁好奇总检察长的权力有多大？
【合理怀疑】
据报道，继前首相纳吉继子里扎摆脱司法追究之后，沙巴前首长慕沙阿曼也甩掉所面对的46项涉及伐木特许经营权的贪污及洗黑钱控罪。
根据了解，检控单位主动要求要让被告释放但不等于无罪（DNAA，dis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n acquittal ），以便被告仍可以因此罪继续被起诉。但是吉隆坡高庭最终给的裁决则是释放并且无罪（DAA，discharge amounting to an acquittal）
这一而再再二三的舞弊案摆脱司法追究，让人不禁好奇总检察长的权力有多大？
酌情权受法律约束
根据联邦宪法145（3）总检察长拥有提控、启动或终止任何提控程序的酌情权。
首先，无限制酌情权（unfettered discretion）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在1979年Pengarah Tanah dan Galian Wilayah Persekutuan案，联邦法院就曾说过无限制酌情权是个自相矛盾（contradiction in terms）的说法，因为每个法律权力都必须有法律限制，否则就是独裁。
为适当的目的行使酌情权是一项严格要求，并且不能够不合理地行使酌情权。换句话说，每个酌情权都不能不受法律约束。所以在不当使用的情况下，法院有责任干预。
虽然该案件是在探讨土地执行委员会的权力，但笔者认为这一看法适用于所有酌情权，包括总检察长的权力。
然而，针对总检察长的权力，有一系列的案件都是认可总检察长的绝对权力，法院在许多案件都曾判定总检察长在针对起诉谁，不起诉谁，和起诉什么罪行上的决定上是不能受到司法审核的。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如果酌情权会遭受司法审核，那么在总检察长每次决定不提起、进行或中止某项诉讼时，都可能需要将其理由通知法院。而且政府也能为总检察长的决定上在国会负责，但这不该由法庭来干涉。
豁免司法审核，但不代表豁免民事诉讼
虽然说以目前案例来看，总检察长的酌情权是不能受到司法审核，但这检察酌情权并不代表能够转化为检察豁免权，因为两者概念不一样（whether the principle absolute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translates to absolute prosecutorial immunity）。
高庭在2015年Dato' Pahlawan Ramli bin Yusuff案中在分析了一系列英国、加拿大、新加坡、印度等案例后判定：虽然公诉人通常享有检察豁免权，但在特殊情况下，检察官的行为受到不正当目的或动机的影响，即滥用或歪曲刑事司法制度，或当检察官退出其宪法角色并不再享有豁免权。在这种情况下，民事诉讼是可以针对检察官的。
所以，倘若作为检察权监护人的总检察长在行使其检察酌情权时，不是出于其宪法目的，或者基于不相关的考虑行使酌情权，或者非法行使其酌情权，或者酌情权出于某些不当目的而被滥用，那么法院有责任向因受到该决定受屈的个人提供协助。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案件里，起诉人是遭受到检控官恶意起诉，所以起诉人向检控官索偿。但如果面对的情况是总检察长不起诉，那么谁才有起诉总检察长的法律地位（locus standi）也是另一项难题。
检控司和总检察署的分立
其实追根究底，问题或许还是在于将检控司（Office of Public Prosecution）从总检察署（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分立的必要。现阶段的总检察长同时也是检控司长。
总检察长身为政府的法律顾问，让总检察长兼任检控官，则存在利益冲突，因为政府就像是总检察长的“客户”。如果律师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他的“客户”是否应该被控，那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要求总检察长“独立”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总检察长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是以政府利益为先。这也就是为何这样的改革非常重要。
前任政府在竞选宣言建议总检察长将由国会议员当中受委，他也将出任部长，其职权是政府的法律顾问。对于检控长一职，这将由无党派的法律专才担任。这样一来，检控长将拥有自主权和检控权，并能在无需顾及政党政治利益的情况之下秉公办事。
笔者也认为，革职联邦法院法官的方式可以延伸到检控长身上，以保障其职位，确保独立性。因为如果只让这两个机构分立，但任职和革职方式很大程度由首相决定的话，那么这样的改革意义也不大。但似乎这项分立计划目前来说也还是遥遥无期。
唯有分立检控司和总检察署，人们才能对司法找回信心，信服于检控司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所作的决定。
法律界有一句出自于英国案例的经典判词，即“公义不但必须彰显，而且必须在众人面前彰显” （Justice should not only be done, but should manifestly and undoubtedly be seen to be done）。
如果没有分立这两个机构，就算总检察署如何地去解释和合理化该决定，这所谓的公义，就算存在，也不能彰显。
陈祖豪，现任执业律师。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