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尤丁未惩违令副部长，黄进发叹国会更形崩坏
国盟二副部长违限行令惹议，却未见首相慕尤丁出声谴责。双威大学政治学者黄进发认为，这样的现象与越来越败坏的政局和国会体制有关。
黄进发也是选举改革委员会成员。他今日在《当今大马》英文版发表专栏，从国会制度角度，细谈“为何慕尤丁没有开除违法的副部长？”。
国盟二副部长违限行令惹议，却未见首相慕尤丁出声谴责。双威大学政治学者黄进发认为，这样的现象与越来越败坏的政局和国会体制有关。
黄进发也是选举改革委员会成员。他今日在《当今大马》英文版发表专栏，从国会制度角度，细谈“为何慕尤丁没有开除违法的副部长？”。
他点出，慕尤丁自称是全民首相，却没有训斥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诺阿兹米及乡区发展部第一副部长阿都拉曼。
他认为，即使慕尤丁没有开除两人，大可要求两人多捐出一个月薪酬，为违反限行令负责及表达个人强烈不满，这样慕尤丁可能获得民众加分，在民众眼里是个有权威的人。
黄进发续称，霹州大臣阿末费沙若也同样对付违法的霹州行政议员拉兹曼，肯定会取得同样效果。
“就算这只是一场秀，为何慕尤丁和阿末费沙不做这个政治上正确的事情？”
“答案不在于慕尤丁和阿末费沙缺乏原则和领导力。（首先，如果他们是有原则的领袖就不会背叛选民。）”
“真正的答案是：我们的国会制度，比2018年之前还要腐败。”
西敏寺国会的职责
黄进发表示，其实奉行内阁制的国家无法完全“分权”，马来西亚的选举制选出立法委员时，也间接选出行政委员，形成立法和行政“权力交融”的局面。
“在这层面上，国会就是首相的‘选举学院’。如德国和日本，他们的首相或总理是由国会议员正式委任。”
他说明，国会下议院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即“信任和供应”的制度要求首相下台，包括提呈不信任动议、拒绝信任动议或拒绝财政预算案（供应法案）。
他续称，国会的其他功能还有以辩论和提问制衡政府、通过或提呈法案及立法。而国会成员则透过政党分成三大派，即内阁行政成员、执政党后座议员及在野党议员。
他指出，在实际操作上，部长和副部长在集体负责的原则下，必须与政府站在同一阵线，而后座议员及在野党则必须制衡监督行政机关。
大马国会做了什么
黄进发说明，在2018年之前，执政党牢牢控制国会，不需任何修订就通过每项法案，也不曾有过不信任动议。唯一一次政府所提呈的信任动议，是1976年在时任首相胡仙翁的时代。
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任和供应”制度荡然无存，直到2008年公正党领袖安华策动30名国阵议员跳槽时，才点醒了“选举学院”的功能。
他直言，马来西亚国会根本没在立法，除非有部长撤回法案，否则每个政府法案均获通过，更不曾有国会议员的个人议员法案获得提呈辩论，除了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355号法案。
对此，黄进发认为，马来西亚的立法过程更像是行政功能，由总检察署负责操作，而不是国会。
他点出，唯命是从的后座议员、受控制媒体、党派人士和软弱国会特委会的组合，导致国会根本不能制衡政府，因为监督政府不只是让在野党议员提出问题和离席抗议。
“那么，我们大部分国会议员实际上可以做些什么？如果他们的政党控制着联邦或州政府，那么他们就能提供选区服务和要求选区发展拨款。”
比2018年前更衰落
黄进发接着分析说，2018年政权轮替后，马来西亚的国会状况曾基于两个原因出现扭转的局势。
第一、希盟不仅受到在野党监督，内部也四分五裂，以致发挥了真正制衡的功能。第二、鉴于希盟许下的竞选承诺，国会和其他制度开启了改革。
“我们不再有一个强势政府，这是件好事。但是，前首相马哈迪向往无党派政府，到慕尤丁更形狡黠的胜利，却造成过激的伤害，进而衍生了一个历来在政治上最脆弱的政府。”
他说，结果国会沦为首相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
"正如希盟竞选宣言的主要作者旺赛夫所说，执政党需要一致的竞选宣言，但国民同盟没有。"
"在没有一个共同的施政理念下，是什么把支持慕尤丁的113名国会议员凝聚在一起呢？或者，是什么让在2月23日集合在喜来登酒店，力挺马哈迪留任至2023年的131名国会议员站在同一阵线呢？"
“除了权力还有什么？若非担任部长、政府机构或官联公司主管所带来的福利、声望和和知名度，或能够为选区的委托人提供政治恩庇，那还会是什么呢？”
他认为，既然国盟完全是个靠分赃来维系的“婚姻关系”，慕尤丁无法成为所有大马人的全民首相。
“他首先必须是支持他的113名国会议员的首相，他们互相牵制和依存。”
“如果慕尤丁惩戒诺阿兹米（团结党）及阿都拉曼（巫统），他们可以对他展开反击和报复。届时，马哈迪或安华会不以拯救马来西亚之名来欢迎他们吗？我们的很多读者不也会欢呼唱好吗？”
“有别于纽西兰，我们的政治容不下荣誉和尊严。这已超出了慕尤丁的控制范围。”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