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清洁工几番轮转，听丽塔细诉契约工命运
更新 【今人物】丽塔告新雇主变相解雇，不是因为她对这份工有所眷恋，而是想要证明工会能抗争胜利。
下午1点03分更新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2019冠病爆发之际，政府医院医护人员的辛劳渐渐进入媒体镁光灯下。然而，医院里仍有另一群人，待在暗处，以身犯险，只为确保病患及医护人员，时刻处于卫生的环境里养病或奋斗。
不过，这群无名英雄，现实中却是如同免洗餐具般的“契约工人”，命运轮转在不同的承包商手中——他们就是政府医院里的清洁工。
无论刚入行的新手菜鸟，抑或做了20年的资深员工，政府医院清洁工的薪资都整齐划一地落在法定最低薪资，即1100令吉之间。十年尤如一日。其余的津贴福利，则端视承包商的“良心”，无法可管。
去年年中，纪录片《当我们同在一起》（Bila Kami Bersatu）拍摄北马医院清洁工工会，讲述清洁工的生命故事。同年年底，逾百清洁工聚集布城卫生部抗议。那阵子，政府医院清洁工的挣扎短暂地浮现大众眼前，惟一切仍只是昙花一现。
新闻势头过去后，鲜少人知道的是，其中一名纪录片的主角，也是当初在卫生部外激昂的抗议者，最终仍逃不过遭到革职的下场。
她就是今年40岁的丽塔（Rita），霹雳一所医院清洁工工会主席。
育有四子的丽塔是一名单亲妈妈。四年前丈夫骤然病故后，她独自以千余令吉撑起一整个家。然而，究竟是什么让丽塔在肩负重担之余，仍毅然踏上工会之路，走上街头为劳权抗争？
2013年11月份，丽塔首度踏入政府医院工作时，幼子年仅3岁，长子也才12岁。
婚前，她曾在百货商场、工厂等地工作，然而成家生子后，顾虑到工厂一天至少须上班12小时，地点又偏远，无法兼顾年幼子女，丽塔随后决定转到离家较近的医院担任清洁工。
“一开始我其实是被迫出去工作，要分担家用。没有其他更靠近的工作了，工厂大部分也在很远的地方。医院清洁工作靠近家里，要送孩子往返学校，回家看他们也比较方便。”
刚入行时，她的个性缄默少话，鲜少与同事交谈。这与7年后的今天，谈及工人权益、工会组织的经验，即可滔滔不绝的丽塔，有着天渊之别。
工作7年加薪半百
其实，医院清洁工并非一开始就采契约制。如今的政策，是前首相马哈迪第一次任相时，于1990年代推动私营化计划的产物。
当时，政府决定将公务机构下，一些“服务性”或非专业的工作，如清洁、维修等，交给承包商承揽。换言之，承包商得到政府标案后，负责聘请而来的清洁工，则不再隶属于公务员的一份子。
想当然耳，2011年，丽塔就是以契约工的身份入行，而第一份合约，只做了两个月就易主。过去7年，这批清洁工辗转换过三家承包公司，间中只有一家曾在2015年为她们加薪50令吉。
每一次转换合约，新的承包商就将他们当作“新员工”重新聘请，意即早前累计的年假、医药费等微薄福利，都得重新开始计算。
“如果要买房子，契约工的薪水单也不好用，银行要贷款也担心，2年后要是你没工作了要怎么还贷。”
“我曾在一场会议上问过承包老板，为什么我们是契约工。他的答复是，契约制度是政府实行的，好让承包商有发展（maju）的机会，但我想问，所有承包商都想发展，那工人要怎么发展？”
与其他清洁工不同
丈夫过世后，丽塔选择排午班和晚班，争取早上的空档做家务、送孩子上学。然后，她就会踏入医院大门，在数个部门中穿梭，开始一天的忙碌。每天工作时间从下午3点到11点，或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7点，一周仅休假一天半。
“午班我们须要清理三个不同地方，像洗肾中心、婴儿病房等等，几个地点之间距离不远，大约1、200米。”
医院突发状况多，清洁工的休息时间无法定时。午休时间虽有一小时，但丽塔仍须随时候召——若有病患呕吐、血崩，或尿失禁等，而清洁工务必及时到场处理。
“哪边须要人手，院方就会来电叫我们过去，我们得及时抵达，否则就会收到警告信或投诉信。”
医院清洁工作就像一门专业，与银行、学校这些领域的清洁工作都不一样。丽塔描述，清理病患污秽物，其实也有严格程序须要遵守，先施放哪种清洁剂或粉末、使用哪一编号的拖把，都须要讲究。
虽然院方会为清洁工提供全套个人防护装备（PPE）以及手套和口罩，不过，这些配备只能作一次使用，而清洁程序往往繁琐，致使工人不时面对配备不足的窘境。
感染风险无处不在
由于经常身处满布病菌的环境中，清洁工若本身免疫力不佳，更容易病倒，轻则感冒发烧，重则集体病菌感染。
“我们不会知道病人患有什么疾病。可能他们有艾滋，肺结核等传染疾病，而我们清理的排泄物、尿液、呕吐物等，都会传播病菌。”
两年前，丽塔自己就曾“中招”，与数名同事一起染上带状皰疹，俗称“生蛇”。
“我记得那时是为一个洗肾患者清理，针管拔掉后，那个大叔流了很多血，满椅子都是，我必须清理它。”
“当时我也不太健康，有点咳嗽，所以很快就受到感染。”
“它蔓延到我的背部、我的手也受到感染，不能抬起。”
这场病，丽塔花了一个月才痊愈。而后遗症，至今犹在。“那次以后，我的皮肤就容易出问题。”
虽然公司每年提供200令吉的医药津贴，不过，那次求医过程，雇主不知何故并未承担任何医药费，仅要求丽塔及同事在所属医院就医。丽塔说，就连那一令吉的政府医院看诊费，也是她自掏腰包。
不过，一年区区200令吉的医药津贴，她无奈地笑言，“所以我们也不能病倒太多次。”
先生过世上司刁难
四年前，丽塔的丈夫发烧一个月后忽然离世，她在毫无心理准备下失去挚爱，被迫扛起一家五口的经济负担。
悲恸的情绪与现实的压力，让她面临心理创伤，花了些时间才从阴影中走出来。过程中，她的工作表现自然受到影响，上司虽然已知她的遭遇，却仍恶意撤换其工作地点。
“本来我在急诊室工作。他们看我手脚慢了，就说，你想要安静对吗，那你去学生宿舍吧。”
“医院附属的学生宿舍非常大，我得一个人打扫整栋建筑，没有其他同事。有时我们是透过跟朋友见面、交谈来转换情绪，但他把我调到空荡的建筑，增加我的工时，我的创伤因此更加严重。”
无论如何，在丽塔的抗议下，主管最终同意妥协，指派其他工作地点给她，惟也将她的固定工时改为轮班制，“他也知道我刚成为单亲妈妈，如果轮夜班，孩子没人照顾，但他还是让我轮班，我别无选择。”
日常不公埋下种子
总总不合理的待遇及刁难，就像一颗颗抗争的种子，埋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丽塔很快就意识到契约制度如何剥削工人，渐渐成为一个勇于“顶撞”上司的角色。对于不公的谩骂，她不再唯唯诺诺，反之是带头诘问上司，打抱不平。
“有时主管会全部工人一起骂，有次他说，你们全都离开医院到外面偷懒，最好全都出意外去死。很糟糕的用词，我就呛他说，作为领导你没有权利这么说话。这不公平，你必须点出谁犯了错。”
“同事常常觉得我很凶悍，但其实不是。2020年了，我们也要进步，不能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不问问题，雇主就会欺负我们，只要我们开口要求、开口问，上头也会怕。”
“如果你只是安安静静地，那就永远无法争取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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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抗争种子的萌发，让丽塔有机会直面体制、争取工人权益的契机，则起源自工会。
2016年，社会主义党（PSM）时任署理主席莎拉丝瓦蒂（M Sarasvathy）来到丽塔所服务的政府医院会见清洁工，讲解组建工会的情况。丽塔在友人的通知下，也前去听讲。
“当时莎拉丝说，工会的目的是要帮助清洁工，我们一直是合约工人，雇主没有给予合理的福利，没有起薪，所以她要我们加入工会。”
“当时工会还没注册，还不合法，但我们还是加入了。当然，上司也有抗议。所以我们就偷偷摸摸地去开会，过一阵子，工会才正式启动。”
在之后的会议里，平时无畏“顶撞”的丽塔，顺理成章地获得同事推选为主席。
说服过半同事入会
半岛政府医院私人服务支援者工会1997年就已成立，惟随后沉寂长达十来年之久。一直到2016年在社会主义党的发起下，才再度恢复运作。莎拉丝等人拉队到北马22家医院，向清洁工解释工会来由，拉拢会员，协助各家医院创办各自的工会。而莎拉丝本人，则身兼工会总会的执行秘书。
丽塔所服务的政府医院共有47名清洁工。她努力游说同事加入工会的好处，直到去年12月，说服过半清洁工加入工会，共37人。期间，其中一家承包商也遵照法律，同意每年给予一定天数的“工会假”，让工人召开内部会议或与工业关系局（JPP）协商。
丽塔开始在工会里与成员们讨论工人权益、契约工的窘境，也对争取权益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我们意识到，要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呢？我刚入行时才30岁，现在40了，如果一切没有改变，等到50岁，我的生活还是一样，还是买不了房子。”
“那我们为什么不争取自己的权益、要求废除合约制呢？很多工人都有这方面的醒觉。”
冗长谈判功败垂成
于是，经过数年不懈的会议及筹备，工会从2019年起，与时任承包商展开冗长的劳资协商，致力争取工人涨薪以及休假、津贴等基本福利。
双方终于在去年10月，签署劳资协议（Collective Agreement，CA）。在工会列出的43项诉求中，雇主答应了其中38项，惟不接受涉及金钱，如每年加薪的请求。
本以为一切快要尘埃落定，不料，丽塔与同事们却在去年年底，获悉他们将在今年再次转换雇主。这一次的承包商据称是隶属于一家官联企业的公司，负责承包北马四州政府医院的清洁服务。
丽塔说，新承包商还没正式接手以前，就开始介入工人的雇佣问题。他们先是要求清洁工填写求职表，还威胁不填者隔年不获续聘。换言之，这些工作多年的清洁工将归零成为“新人”。
她也称，新承包商事先声明“新人”将重新面对三个月试用期，不识字者则可能会遭解雇；而且不会承认工会此前与前雇主达成的劳资协议，也拒绝与工会谈判甚至要让工会“自动解散”。
终究难逃解雇一劫
2019年12月，在工会动员下，北马四个州属多家医院的清洁工两度拉队，南下到布城示威。丽塔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第一次去和工业关系局（JPP）和雇主谈判，雇主口头上答应了我们的诉求，工业关系局当时也承诺将和雇主讨论，但一周后仍无声无息。”
“所以，和工会讨论后，我们再次包了三台巴士下去，在卫生部前静坐抗议，要见（时任）卫生部长祖基菲里。”
谈起第一次踏上街头，来到布城示威的经验，素来坚毅的丽塔，心里果然完全不觉紧张，“我之前就是个问心无愧、据理力争的人，如果没做错事，我就不会害怕。”
那次，祖基菲里在数小时后终于出面接收备忘录，数名工会领袖也获准会见其秘书。根据丽塔，新承包商的雇主当时也在场，更信誓旦旦地口头答应废除契约制，让清洁工成为永久职员，且允诺不会对付抗议者。
最终，雇主撤销工人填写求职表、试用期和解雇不识字工人等政策。尽管如此，工人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还是发现公司削减了许多福利，如减少公假和假日、增加工时等，更遑论做到废除契约等空头支票。
而且，这封录取通知信，并没有发给丽塔及另外5名工人。其中4人，都参与了布城抗议。
这意味着，她们6人变相地被开除了。
除了工会没人会帮
截至采访期间，丽塔已经失业四个月。再加上2019冠病疫情爆发，原本还有份兼职工作的她，顿失最后的稳定生计。但是，她不曾埋怨因为工会抗议而丢了工作，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若工会的力量足够强大，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应得的。”
她也庆幸，失业后仍有工会律师协助，入禀劳工法庭，以期再次回到工作岗位。
而其他获得续约的工会成员，如今更捐出部分薪资，让失业的战友每月可获得200令吉的补贴。
“如果没有工会，我觉得没有人会帮助我们。”
由于雇主并未阐明解雇原因，她们曾向警局和工业关系局举报，惟至今不果。“最后，雇主只是说，我们不是他的员工，没有工作可以给我们了。”
迄今，丽塔坚信自己不被续聘，乃雇主打压工会，杀鸡儆猴的行动之一。毕竟，她所服务的政府医院共有7人参与抗议行动，她说，这让“主管当时非常生气”。
据她观察，自从南下布城后，工会就开始面临重重刁难，期间也有非工会的同事向上司通风报信，投诉丽塔等人在空暇之际谈论工会事宜。
她说，这些报信者，有些是为了获得更多加班机会、更易申请放假、或调派到轻松的地点等，而选择对雇主阿谀奉承。
“我们的班表、工作地点遭到撤换，被派到更难处理、经常接获投诉的地方，比如厨房。一般上，清洁工固定地点后，就不爱更换，那就像我们的家一样 。”
至于丽塔本人，一度更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随时候召，“有人没来我就要替补，把我当球那样踢来踢去。”
“可能主管知道我活跃于工会，想特意为难，让我知难而退，自己辞职吧。但最终他们也拿我们没辙。哈哈！”
“他曾问我，加入工会可以得到什么，我说可以得到应有的权利，他就不敢再跟我说下去了。但他会叫我的朋友别学我，否则就会丢工作。”
虽然过程颠簸曲折，但工会的成立，多少撼动了原本僵化的劳资结构，松动主管与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丽塔回忆，从前每每向主管申诉或要求权益，总是不了了之，更甚者会得到“不爽就不要做”的答复。
“工会成立后，领导会比较‘害怕’。工人投诉什么问题，他会说OKOK，我们会调查，主管做了不对的事，工人去询问，他也会说抱歉，我们会改正，要工人别向工会投诉——因为工会会发出正式信函，帮工人争取到底。”
想证明工会能获胜
捍卫权益的路上坎坷崎岖的同时，丽塔也从未放下肩头的另一个重担——身后一整个家庭的生计。
聊起子女，她总可以自豪地描述，四名子女如何从小练就独立生活的能力；然而谈到现状，丽塔仍流露一丝愧疚，“三子今年正备考高等教育文凭（SPM），其实我该送他去补习，但我现在失业了，没有这个能力。”
而正等待高级学校文凭（STPM）成绩出炉的二女儿，目前则在加油站打工，“她也会帮补家用，不过我也希望她把钱存起来。她要上大学了，但现在没工作，我也不能有什么准备。”
失去工作的这段日子，除了等待法庭裁决，也随着工会成员，继续奔波于各处，分享自身的遭遇，为劳权发声。此外，对经商有浓厚兴趣的丽塔，也继续经营网络生意——打从前两年还在医院工作时，她就透过电子商务平台，贩卖一些衣服杂货用品。
至于医院的工会活动，则已暂时停摆。“因为我没有上班了。现在我要去见他们。他们也还会害怕，我因为工会而受到对付，他们也怕同样遭殃。”
这一路走来，于丽塔而言是无尽的疲惫，“当然会累，不曾有不累的时候，但生活的挑战仍要继续下去。我还有4名孩子，母亲近来也跟我同住，负担增加到了五人。”
问到这期间是否考虑过转工，她坦言，母亲建议她开个小摊，一同制作及贩售传统糕点维生，惟基于成本考量，一切还未有雏形。
不过，目前的丽塔，无论如何仍想回到医院清洁工的岗位上。不是因为她对这份工作仍有情感眷恋，而是因为上诉得直，才算是抗争胜利的象征。
“如果我们的案子在劳工法庭胜诉了，我当然还是想要回到医院工作。”
“但我可能不会待太久，因为这份工作的收入不够。”
“只是我认为这个斗争必须继续，我想证明，工会能够获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