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蔓延，医疗资源准备好了吗？
【无关养生】进入3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逐渐受控制，但瘟疫继续在中国境外蔓延，韩国、伊朗和意大利成为重灾区，欧洲和中东多国确诊案例继续攀升。
马来西亚于3月2日突然出现一个感染群体，新加坡也大约在同时出现一个感染群体。两国都在疫情于2月尾稍微缓和几天后，确诊个案又继续攀升。
【无关养生】进入3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逐渐受控制，但瘟疫继续在中国境外蔓延，韩国、伊朗和意大利成为重灾区，欧洲和中东多国确诊案例继续攀升。
马来西亚于3月2日突然出现一个感染群体，新加坡也大约在同时出现一个感染群体。两国都在疫情于2月尾稍微缓和几天后，确诊个案又继续攀升。
抗疫或进入减灾阶段
多数国家还在试图追踪、确诊和拦截病毒感染，但一些国家例如德国已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
在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依靠人群及物流大量快速通关的年代，没几个国家有中国的资源及政治能力，可以下令像武汉那般全面封城。意大利在3月的第二个星期疫情迅速恶化，也下令封城，在3月10日把封城令扩大到全国。
吉隆坡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航空线 ，再加上每天35万人来往新柔长堤 ，让新马两国在防疫上面对难题。全面切割交流是不切实际的做法，而用体温、症状及旅行历史来筛检过境的人流，无法完全阻隔感染人群的流动。
从科技层面，理论上可用快速试剂检验每一个移动的人，将呈现阳性者隔离，但现实里无法做到。无论是试剂的费用和供给、检验的人力等等，都无法全面供应，而迄今也还没研发出能够快速获得检验报告又能保有准确的试剂。
正如一些专家所言，当围堵（containment）已经不再有效，抗疫就要进入减灾 （mitigation） 的阶段。减灾并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减少资源错置，让瘟疫的灾难减到最低。
四大重灾区的教训
武汉、韩国、意大利和伊朗，从这四大重灾区的疫情，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在中国，重灾区（武汉）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比其他地区高出很多。另三个国家也一样，重灾区受到感染的人数最多，死亡率也最高。
重灾区都有同样的脉络，那就是拥挤的人群在相对封闭的场所，做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韩国大邱是一个教会爆发疫情，伊朗的爆发起点在什叶派的宗教圣地库姆，意大利则是老人院和疗养院。
同时，每个重灾区的医院里，不少医护人员和医院里的其他病患都受到交叉感染。
这些重灾区都被当局封锁，此措施的整体效果虽然值得商榷，无疑得以让其他地区有多点时间准备防疫 ，但在被封锁的地区却是恶性循环，导致受感染的人数直线上升。
钻石公主渡轮被封锁，导致游客及工作人员受感染，就是现实里的自然试验。
病患增加令医疗瘫痪
截至3月10日，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武汉）、意大利（伦巴底）、伊朗和韩国。死亡率最高的重灾区则是意大利、伊朗、中国和韩国。
截至3月10日中午，韩国的死亡率很低，主要是因为受到感染群体多是健康的年轻人，而且韩国是最积极做病毒检验的国家，因此确诊了很多没有或轻微症状的患者。
尽管如此，韩国大邱区依然出现病床不足的现象。超过二千名确诊病患无法进入医院接受观察及治疗 。所幸如前所述，韩国多数病患都是年轻及没有慢性病，因此许多可以在家里自愈。
意大利的死亡个案则是急速攀升，成为中国境外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国家。绝大多数的死亡个案都是非常年老及带有长期或严重疾病的老人，而意大利是欧盟里老年人比率最多的国家，也是继日本之后全世界最老龄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率的诠释需要注意，因为每个国家检验的条件及确诊人数不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无论意大利沦为欧洲重灾区的原因为何，意大利的情况让全世界敲响警钟。伦巴底是意大利最富裕的地区，但仅在两个星期内，病毒就击倒意大利的医疗系统。陡增的严重病患人数，导致病床、设备、人力、个人护具等资源的瘫痪。
这种情况带来恶性循环，导致感染率增加，更多前线医护人员受感染，也交叉感染医院里的其他病患。病患大幅度增加，就要消耗更多资源。医疗资源崩溃，死亡率难免大幅攀升。
伊朗长期受到西方国家制裁，资源本来就短缺，加上近几年政治不稳定，一遇上这类瘟疫，医疗体系马上溃不成军。
意大利最富裕地区的医疗崩溃，带出了医疗资源需求的陡增能耐（surge capacity）的重要。
2003年的SARS四大重灾区，即香港、多伦多、新加坡和台北也发生在地医疗系统崩溃，导致医院成了扩散疫情的热点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四个地区当年就已经有非常坚固及成熟的公共医疗体系。
廿年前的噩梦，让这些国家面对今年这场瘟疫有很好的准备。尽管这四个国家很早就开始传出确诊个案，但迄今都控制得住局面。
当然这些地区都没有面临类似今天四大重灾区的瘟疫海啸，他们的医疗资源会否在情况吃紧时跟得上需求，纸上谈兵谁也说不准。
事实上，无论一个国家有多少准备，在短期内碰上类似今日四大重灾区的冲击，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有能耐来应付。
减少医疗资源错置
马来西亚未来的几个星期将是关键时期，最近发生的簇群是否还来得及追踪及隔离，进而围堵疫情，将决定我们是否会进入大量的社区感染的阶段。
倘若围堵不成功，整个策略就必须尽早转入减灾阶段，到时候决定结果的将是医疗资源，即医护人员、个人护具、床位、隔离病房、重症病房、呼吸器等等。
当抗疫从围堵进入减灾，这场长期战役打的是粮草战，如何最有效的运用有限的资源及减少资源错置，将成为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
3月时，除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世界也在面临油价和股市崩溃，经济不稳定让全球抗疫工作雪上加霜。
马来西亚在二月尾更是上演了政治闹剧 ，在瘟疫蔓延时，政府突然倒台，两个星期没有内阁，也没有卫生部长，所幸稳定的官僚体系继续得以让卫生部监控及管理病情。
检讨要怎样的医疗体系
面对这场廿一世纪最大的公共卫生挑战，没有人可以预测接下来疫情的走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瘟疫总有一天会消失，但另一场瘟疫肯定会出现，也许会以我们更无法预测的规模对医疗体系带来挑战。
瘟疫过后，我们需要痛定思痛的是，国家最终需要何种医疗体系。我们看到美国纵然有最出色的科学技术及情报系统，但现实里支离破碎的医疗体系，导致抗疫表现一片混乱。
新加坡由上而下的防疫措施，配上权威政府的高效监控，是表现最为亮眼的国家之一，但也不免需要探讨个人的隐私权在瘟疫面前可以有多少妥协。
我们的公共医疗体系比美国健全，在监控方面肯定逊色于新加坡，更不太可能得以祭出武汉封城那种严酷措施。
马来西亚这次的防疫工作做得不错，但还有许多应该向外国借镜的措施，例如台湾在传递信息给予公众做得很好，韩国在积极追踪及降低诊断检验的门槛做得很成功，这些都是我们事后应该检讨的事项，以改善未来的防疫工作。
我们如今面对的大挑战，是公立医疗体系在平日其实已经过度操劳，资源捉襟见肘是常态。对公立医疗体系熟悉的人，大概都会同意医院，包括隔离病房及重症病床使用率已经处于饱和点，而人力、诊断及治疗资源紧绷是一直重复讨论的问题。
综合所有因素，基本上可做结论，我们没有面对医疗资源需求陡然增加的能耐。
在太平日子里，保留太多的备用资源，有时甚至可能会被批评为浪费及僱佣太多公务人员。但瘟疫来袭时，每个人大概又会将矛头指向政府准备不足，事后孔明指责有关当局不懂得未雨绸缪。
浪费与备用之间，那条界线其实很模糊。重点依然还是我们愿意投入多少资源在公共医疗体系，这其实是这几年来讨论医疗改革时不断提起、但又没有一个具体方案及方向的课题。
但愿这场瘟疫消失后，我们不会再度忘记今日的担忧，然后彷彿这是最后一场瘟疫，再度歌舞升平。等到下一场瘟疫来袭时，世界又再和今天一样，大家拿起手机散播无法确定的消息，跑到超级市场抢购卫生纸，然后回家登上社交媒体，大骂政府和卫生部没有未雨绸缪。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二十三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