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行家到市议员，林马惠拒当旁观者
【今人物】林马惠拒当旁观者，从银行家摇身变成市议员，致力鞭策槟州政府的地方治理，最近更把这些经历撰写成书。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阔别10年，经济学者林马惠在今年1月推介他的第三本书——《地方民主被否决？》（Local Democracy Denied?）。正如其生命轨迹的蜕变，该书不若前两本著作般，写百姓未必有感的宏观经济、企业所有权和金融危机，而是娓娓道来他担任市议员的心历路程与观察，深入浅出梳理槟岛市政厅（MBPP）运作、问题与挑战，感觉更“接地气”地贴近市井民生。
他在推介礼和访谈上，重复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的名句：“旁观者对工作不中用，玩乐时又惹人厌”（A spectator is useless at work and a nuisance at play），宣示拒采旁观者和局外人的姿态。
3年前辞去市议员一职，明明可安享晚年，林马惠却甘之如饴牺牲退休生活，时而马不停蹄地公开演讲，时而隐身幕后“闭关”写作，试图凭藉不同的方式介入社会议题。对他来说，传播知识来启迪民智是一份使命感。故辞职不久，他就萌生写书的念头，唯进展未如想象中顺遂。
“有人问起我在市政局的点滴，他们对我说的故事十分着迷，问为何不写下来？”于是，他从2016年起动手写一两个章节，约30页。尔后有感课题太沉闷，打算作罢，“通过简单的写法，让对金融一窍不通的读者理解复杂深奥的概念，是我的拿手本领。唯我只是写研究文章的学者，非一名擅长将趣闻轶事化为文字的作家。”
灵光乍现下，他想，何不干脆邀请记者访问及合著？但苦寻两年，始终不见有人感兴趣。2018年12月，他决定不再假手于人，同时接洽到对地方政府历史颇有研究的前槟城研究院分析员郑至健，协助撰写历史的章节。
《地方民主被否决？》的诞生过程，让林马惠学习如何成为更称职的作者。他感激，部落客阿尼尔涅多（Anil Netto，下图右）为提高该书的可读性，提供宝贵的意见，“他读草稿后劝我重写，每一章用故事开头来吸引读者。他也建议，叙述我的人生旅程，纵使我不确定，读者是否有兴趣知道，我是如何从银行家摇身一变成为市议员。”
他笑言不写长篇大论、深涩难懂的“巨作”。理想篇幅为100页左右，每章顶多10页，讲求精简。《地方民主被否决？》全书13章146页，只专注处理几个重要课题，从历史切入、先回答何谓地方政府的大哉问，再论其功能、组织和权限、跟州政府之间的关系、财务、规划、执法和固体废料管理等领域。他不讳言，其中几章读起来，依旧严肃得枯燥乏味。
尽管每篇文章都具批判性，林马惠自认无意“唱衰”槟州政府，一心只想通过鉅细靡遗的分析，发掘问题的根源，解决方案和前路。
不为批评而批评
虽然大半生都担任大学讲师和银行家，且足迹遍布全球各国，林马惠较广为人知的是，代表槟城论坛（Penang Forum）担任市议员期间，曾不余遗力地鞭策政府在地方治理、交通规划和填海开山方面的施政，并迎来两极的评价。敢怒敢言的形象令他深获公民组织和环保团体的赞誉；另一方人士却对他嗤之以鼻、咬牙切齿。
面对“盲目反对发展”、“闭门造车”、“光说不练”和“妖言惑众”诸如此类的批评，早习以为常的林马惠不以为然地说，不必费时应酬政党的网军。
“槟城论坛的讲座偶尔吸引到六七百人出席，前来聆听的七八十巴仙骑墙派会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们被我们举出的事实、数据和论述说服，之后越来越活跃及担任志工。我认为是好迹象，我们不是只为批评而批评，一切均以数据和科学为基础。理智者会认同我们。”
“而且，我们（槟城论坛）也跟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如‘槟城山坡观察’（Penang Hills Watch）。是我们提供资讯给州和地方政府，这是他们而非我们的本份，我们分文未收。”
他提醒，槟城论坛初期也跟政府在交通蓝图上合作，直到对方与发展商为伍而渐行渐远，“所以，说我们只懂批评根本是一派胡言，我们不是隔岸观火的旁观者。”
事实上，林马惠也不是社运“菜鸟”。《地方民主被否决？》对他早年在美国深造和马大任职的岁月均有所着墨。时间回溯至风起云涌的一九六七十年代，他曾投身反越战示威和声援草根人民的行动，政府镇压华玲抗争时，他更与时任人民社会主义党（PSRM）总秘书兼著名左派学者赛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法律系讲师古迪亚星（Gurdial Singh Nijar）等一起被捕。
出版了第一本著作《马来西亚百大企业的拥有权与控制》（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100 Largest Corporation in Malaysia）和度过几年教学生涯后，不甘停留在局外远程观察的他毅然转换跑道。放弃了收入丰渥的教职和相对有保障的舒适圈，他一头栽入金融业，从理论走向实践，亲身见识资本主义的运转逻辑，从中获取宝贵的第一手经验。
不得不提的是，1970年代末飞往美国执教前，他早在学界、公民社会和政党之间穿梭游走。除了活跃于槟城消费人协会（槟消协），也长期为总部设于槟城的第三世界网络供稿，进而结识已故前槟消协主席莫哈末依德里斯（Mohamed Idris）、现任主席慕希丁（Mohideen Abdul Kader）、第三世界网络前主席兼经济学家许国平（Martin Khor）、律师拉惹穆迪（T. Rajamoorthy）、大马自然之友主席美娜拉曼（Meena Rahman）和颇负盛名的学者林德宜等。因此，就算身在海外30年，他回国后很轻易就调适了在马来西亚的状况。
告别服务廿多载的金融界及在2007年获得日本财团的亚洲公共知识分子学人奖金，是林马惠人生的两大转捩点。在奖学金计划下，他花8个月的时间在印尼、泰国、菲律宾和日本四地，专心研究银行与金融危机。接着，于2009年完成第二本书《无处可藏：亚洲金融大危机和挑战》（Nowhere to Hide: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and Challenges for Asia）。与此同时，他在国阵执政槟城末期受邀加入槟城研究院的前身——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所（SERI）担任董事。
回国不久，正好遇见突如其来的政治海啸。民联上台后，他拨电联络老友槟州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他说：来，来。结果，我被邀请到光大，第一次见到时任槟首长林冠英。”
“我跟他说，民联政府新手上路，知道的东西或不多，可能遭到有敌意的公务员刁难。我们有一班支持民联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他们愿意免费提供意见。结果，他们接受了。”
据他忆述，新政府对旅游、交通和房屋课题展现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集结约10个人，跟槟州政府联手催生槟城交通理事会。直到2010年，槟城论坛发起历史性的模拟选举投选市议员。他在国民醒觉运动推荐下参选，最终获委任而开始6年的市议员征程。
失望无心推动改革
林马惠直言，踏入市政厅前未抱有任何期待和幻想，“政府常被认为官僚低效，事实果然如此，毫不意外。”
“就算槟岛市政厅据说是马来西亚最好的地方政府，由于我要求甚高，觉得仍远低于水平，尤其换政府后，明明有绝佳机会大张旗鼓去改变。依我6年的经验来看，上层没政治决心去改变这个系统。”
市政局“每月只拖一辆车”，是他心目中最典型的例子，《地方民主被否决？》的第六章详细记载了此课题。事缘2016年，林马惠在槟城论坛与林冠英的对话上告知对方，市政厅数年前推行拖车政策时只有1辆拖车运作，一个月内只拖了一两辆车。而且，曾有执法员一个月内多达12天没出外巡逻，呈上投诉名单后没被对付。但市长事后出示记录，指市政厅平均每月拖500辆违例停放的汽车，导致林冠英怒批林马惠撒谎，且要求道歉。
林马惠感叹，市长和首长对拖车状况一知半解，故不相信他的数据，甚至不明就里地形容他是骗子。
“市长单凭最新数据，断言拖了500辆车。若你翻查纪录，初期确实只拖1辆车。经过我跟他们共事三四年后，才达到五六百辆。是我协助他们从零到有，设计出一套管理资讯系统、如电子表格、组织和监督他们的表现、每隔两周跟市政局秘书一起会见职员。”
“我接手时，市厅每月才拖1辆车。我跟他们合作后不断施压他们，巅峰时期达到600辆车，唯这仍低于我的标准。我要每个车队平均每天拖5辆车，10队的话每天应该拖50辆，1个月拖至少1500辆。”
“你需狠狠鞭策民众，让他们害怕。民众接收到讯息后，拖车数据自然会跌。你不激励或惩罚他们，为何不改交私人公司负责？若担心滥用，就确保每个拖车队有一名官员陪同，再给他们奖掖，如每拖一辆车获得50令吉等。如此一来，你将看到效果。但他们说不，这其实在说，他们根本没兴趣。”
虽然，他乐见槟岛市政厅最近设立一支有70名纠察员的新交通纠察队，但仍盼当局能加强效率，因为根据槟首长曹观友或市长尤端祥，市厅现如今一年只拖4000多辆车，换言之，每个月平均大概365辆。眼睁睁看着数据跌了一半，他无奈说，当权者对提高效率仍然漫不经心。
另一个令他费解和不敢恭维的是，市厅的闭路电视形如虚设。相对于警方通过拍摄超速照后发传票，他质疑，为何市厅不善用闭路电视鉴定违例司机，然后亲自取缔或通知警方发出罚单。若法律不允许，又为何不修改条例？
“我到访过控制室，他们只坐在那儿盯着银幕，什么事都没干。市厅花数百万令吉在数千台闭路电视上，有作为吗？根本碌碌无为。他们无非要当好好先生来获得选票，对加强执法毫无兴趣。”
林马惠自认任内已尽心尽力，可惜孤军作战，无人肯“帮腔”点破问题和向权力说话，“我是唯一愿意开口的。”不过，他承认，众多市议员甚至是职员私下蛮支持他，“我严厉，但不爱夸夸其谈。会议上被我批评的高管深知，我是摆事实讲道理。第二，我不针对个人。即便我是林冠英最大的批评者，他仍尊重我而7度委任我。我不曾人身攻击他，我攻击他的政策。”
“私下有市局职员和高层说，嘿，林博士，感谢你道出这一切。他们会私下告诉我这些，但上层的政治决心呢？最上层的人士若不屑，底下的人为何要在乎呢？因此，我把70％至80%的问题归咎于管理层和政治领导。”
比退休前更加辛勤
改革总是难一步到位，尝试在体制内推动改变后，林马惠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躲在家中笔耕，以另一种方式倡导他念兹在兹的地方民主。在那段日子里，他每天起身喂狗、照顾花园和处理家务后，就从早上11点或中午12点左右开始写作一两个小时。午餐和小睡片刻后又继续执笔几个小时，晚上则彻底远离桌子。
“我一周7天都工作，退休后比退休前更辛勤。”他认同地质专家甘钻萍的说法，写作颇讲究纪律和考验定力，偶尔甚至陷入天人交战，“每当我要去某处时，心中就嘀咕，或许我不该去，因为我有书要写。”
有别于打网球或骑脚车等消遣，他一点都不享受写作，“我不享受，我之所以做，是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做、有讯息要传达，要完成一项任务。我很想下个月跟脚车队友结伴到纽西兰骑脚车，但我告诉自己不能去，我需要写另一本书。”
他不隐瞒，为写作而牺牲寻乐的感觉简直糟透了。何况，《地方民主被否决？》的版权税悉数捐给非政府组织，他一分不收。不过，他自豪地说：“我发稿给策略研究中心出版社的张永新老板后，他隔天就答应出版。”
随着《地方民主被否决？》渐渐引起民众关注，林马惠不排除翻译成中文版。毕竟，除了泰勒（Taylor, W. C.）1949年出版的《马来亚的地方政府》、北方大学讲师彭秀女早期针对地方政府筹资的著作和前市议员吴万励的文章合集，有关地方民主的书籍屈指可数，中文出版物更近乎零。
恢复选举非万灵丹
他希望《地方民主被否决？》带读者走进现实日常，从中了解地方政府如何影响生活，学习索讨更多参与权。
相比选举，他对参与性（participation）更感兴趣，“选举非万灵丹，特别是如果沿用简单多数选举制，岂不几乎回到原状和浪费时间。行动党无疑将横扫所有议席，应声虫依然在政府内。除非你用比例代表制，小党至少有更多机会。”
即便未恢复地方选举，他相信，现有法律下仍有提高参与度的余地，如公开市厅会议记录、让民众列席和参与会议、推动更多参与式规划和财政预算等。
“这一切，他们都可以做到。但他们不会去做，除非人民要求。”
因为，根据他的经验，政治人物只回应三样东西：金钱、选票和法律。
“金钱嘛，我们没有，发展商有。我们有票，但每5年才用一次。第三是法律，我们正派上用场，比如告他们上法庭，但很烧钱。”
“其实，选民有权提出要求。我的愿望是，读者能写一封半页或一个段落的信件给曹观友。说我读了林博士的书籍，法律说了这些，但为何我们没被赋予这些权利，然后我们要你这样做……你能否想象，如果他突然收到1000封这样的信，他就被逼醒来了，不是吗？你甚至不用踏出家门，只需贴上60仙的邮票。”
有义务教育民众
全球掀起民粹主义浪潮，对于政府以民意基础为挡箭牌，推行交通蓝图等开发计划，林马惠点出，由于缺乏阅读和思考，普罗大众难免被错误观念的蒙蔽。正因如此，标榜进步的政府有义务教育民众。
”他们搞错重点，说需轻快铁、泛岛大道和大道，浑然不知这将鼓励驾车。特别是低收入群体（B40），拥车将耗掉你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收入。与其每月花七八百令吉在汽车的保险和折旧等开销上，若有好公交和50令吉或100令吉的月票，你就省下700令吉来花。难道这点也看不到吗？”
对于民智未开，他归咎政府耍把戏回避教育民众的义务，“最大的责任莫过于在政府身上，他们散播错误的讯息。”比如轻快铁，他批评，政府夸大有4200万个乘客量，反观他早在几年前估计，幸运的话只有800万或1000万。
“结果，政府现才后知后觉地改口说700万。你何必要花数百万令吉，让顾问公司告诉你呢？我早在几年前告诉你了。”
与其教育民众，他正色狠批，庞然的政府未传达正确的讯息来捅破迷思，“如果我是首长， 我会在每场演说中告知民众，公交的重要性及公交如何影响气候变迁和你的荷包。这是一个好领袖和政治家该做的，不是说给你免费大道。天啊，这是什么鬼话，到头来你只会增赐鸦片让他们对驾车着迷上瘾。这是愚不可及的行为和荒唐的政府。”
接下来，除了到马大举行另一场推介礼，林马惠准备走入大专学院给讲座，也盼政治学老师使用《地方民主被否决？》作为课程教材。与此同时，他正着手写下一本书，即《无处可藏：亚洲金融大危机和挑战》的续篇，谈论下一波金融危机。
看似游刃有余，他仍喊苦说，”写作是件呕心沥血的苦差”。话虽如此，他始终不愿置身事外，他笃定不当一名旁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