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上诉庭法官马永贵指出,随着反贪会抛出前首相纳吉的相关录音,纳吉的一马公司相关案件审讯可能因而延长。

马永贵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表示,这些录音与纳吉的SRC国际公司汇款案、一马公司案及窜改稽查报告案皆有所关联,而反贪会此举可能构成 “妨碍司法审理”(sub judice)。

他也指出,由于纳吉律师团队目前正考虑起诉反贪会与反贪会主席拉蒂花,此举可能让案件展延。

另外,他补充,若控辩任何一方要求将这些录音纳为案件呈堂证据,那么案件审讯亦可能延长。

两案例显示可采纳为证据

询及窃听纳吉通话录音是否合法,马永贵举了两项案例,指非法途径获取的证据亦曾获得采纳为呈堂证据。

他举出的两个案例是:1986年联邦法院在“蓝利可吉(Ramli Kechik)vs 主控官”的案件裁决;以及2006年上诉庭在“哈纳菲(Hanafi Mat Hasan)vs 主控官”的案子。

马永贵解释,纳吉律师团若发现录音有利,预料会向庭方寻求将部分录音纳入为辩方的呈堂证据,进而拖延案件审理。

“这可能会拖延案件审讯,这是我所能想到辩方申请将部分录音纳作证据的合理原因,倘若录音有哪些部分是有利于他们的话。”

“这样一来,(法庭)又会有一轮的程序,以裁定这些录音是否可以纳入正在进行的案件中。……我认为,能够继续审讯才是最重要的。”

惊讶反贪会突然公布录音

马永贵也感到惊讶,反贪会竟然会选择此时此刻公布录音。

他担忧,此举可能会招来反效果。

“急着现在公开是为了什么呢?如果反贪会认为这些证据能作为现有案子的证据,他们应该早就提出来了。”

“到庭上证明它的内容,是否真实与关键,这样对所有人都公平。”

与此同时,前高庭法官赛阿末(Syed Ahmad Helmy)受访时也质疑,反贪会此时公布录音的动机。

“我在旅途中,尚未有时间听完所有的录音。不过,从媒体报道看来,公布这些录音并不合时宜。惟反贪会主席可能有合理的原因解释为何在这个时刻抛出来。”

“若有人认为此举妨碍司法审理,那么他们可以寻求法庭方来裁决。其他人则可以等到现有司法系统的下一次裁决。”

除了两名前法官之外,律师哈聂夫(下图)及蓝卡巴也认为,反贪会公布录音的行为实为堪忧。

蓝卡巴昨日发文告指出,反贪会此举不恰当且令人遗憾。“我有必要指出,拉蒂花不该这样做,因为这等同于令卷入录音的人士面对媒体审判。”

涉公共利益可以公开录音

大马律师公会宪法委员会副主席林伟杰则在推特指出,他不认为反贪会的举措不当,因为他认为这并非只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攸关公共利益的事务。

“反贪会为何需要向媒体播放录音?为何不援引为呈堂证据就好?因为这攸关最高的公共利益。当警察向媒体展示毒品、枪械或是罗斯玛的包包时,这些不也是呈堂证据吗?这是同样的道理。”

“这并非低阶的移民局官员打给警察谈及掩护假护照案件,而是首相在政府的最高阶层涉嫌滥权,还有与外国领袖涉嫌违法勾当。公众有权知道这些。”

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全国爱国者协会”主席阿沙德(Mohd Arshad Raji)则发文告指,若本就出现的媒体审判来做比较,反贪会公布录音后造成的媒体审判不足为道。

“我们知道拉蒂花公布电话对话录音,可能妨碍司法审讯甚至是违反法治。若与原有的情况相比,这一波新的电话录音没有增加什么媒体审判。”

他也提及,首相马哈迪在反贪会召开记者会前对此并不知情。

他赞扬,这象征着反贪会已经是独立执法机关的好现象。

反贪会在1月8日抛出牵扯纳吉9支录音档案,指控纳吉跟少数前朝高官涉嫌泄密、掩盖罪行、妨碍司法公正等罪行,进而震撼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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