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念岛屿】

从事华人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寺庙不只是烧香拜拜祈求神明庇佑的地方,它也是潜藏族群历史印记的角落,踏寻地方史迹的研究者都不会绕过这地方的。

寺庙藏历史,这无他,华人早年从原乡南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头谋生,或有组织血缘、地缘会馆的创建,也有业缘性组织,甚至于人到异地谋活路,成为会党一员也是常有的事。

只是,在不少的地方,这一类社会性组织都比较迟出现,反而是人到异地,信仰先行,为原乡所奉祀的神明建庙,将香火延伸过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现象。人家说“有海水处就有华人”,而有华人处就有庙,这是普遍的历史现象。

带着原乡的神明移动

制度性宗教之外,华人民间信仰的神明,有些带有原乡的地域色彩,某一神明的香火在某地存在,其背后往往就是相关信仰者存在的历史信息。

早期交通不便利的年代,这也是另一种“望乡”,即南迁的人带着原乡的神明移动,他们的年代没有Whatsapp、微信、line等等跨地域的即时通信媒体,神明的香火成了他们与千山万水之外的家乡日常链接的渠道。

在这种背景下,庙与人们日常生活所建立的密切关系,远不是今天的我们所能想象的呢!

甲板的观音古庙

地方族群历史的信息站

人以群分,民间信仰的庙宇也是,对历史研究者而言,这里头能挖掘的信息不少,其中千丝万缕而错综复杂,就暂且按下不表了。

只说地方上有了庙也有了乡团组织,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后者固然是代表着某一群人的社会性组织,但不表示庙宇就没有了功能。

更何况,在就马来西亚的普遍情况而言,经过了二战的沦陷,很多的华人会馆基于沦陷时期对日军统治的恐惧心理,即使不为战火焚毁,当时的主事者为了安全起见,也会将重要的中英文历史文献完全焚毁,以免招惹麻烦。

这样,致使现在的会馆主事者在面对研究者的征询时,除了迭代相传的口述,往往拿不出相关的战前文件来核实史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庙宇就成了地方族群历史的信息站了。

端洛何仙姑庙的文物一瞥。

从文物查核历史年份

很多地方上的人士都指出,日治时期尽管残暴对待华人,但庙宇文物是来得比较安全的。相对于会馆文物的大量流失,庙宇文物的幸存量,往往是比较可观的。

以我们目前在霹雳近打区端洛老镇的观察为例,当地有六家华人乡团会馆,而华人移民大多是锡矿开采时代移入的,理应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之间的事,但是,现存的六家会馆都无法出具相应的历史文献,有的几乎都是战后复会的年份,这与华人社群在当地的活动极为不相符。

但是,如果我们到端洛何仙姑庙(顶端大图),就能找到相关华人群体的捐献文物,广东增龙人、花县人、会宁人等等结为群体来为当地华人核心庙宇捐献文物的历史印记,都刻烙在香火袅袅的何仙姑庙里,留下了不灭的历史痕迹。

这样,你能说庙宇不重要吗?华人到了异地,既盖庙奉祀神明,也建会馆团结族群,两者即使同时出现,在历史的缝隙里,后者遗失掉的历史印记,庙宇往往为之保存了下来,留下人与土地链接的纽带。

所以,历史调研者每到一地,都要走庙勘察,也对一些地方的老庙重修工程忧心忡忡,担心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在修庙的过程中被抹去,这是无以弥补的损失呢!

(2019年12月13日完稿)

*《从寺庙发现历史》是台湾学者卓克华的书名,不敢掠美,谨此说明。


杜忠全,槟城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私立大学中文系,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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