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精神之所在

【生手的天真】

这些年来，“独立”（indie）一词已走向人们生活各个角落。从独立音乐和厂牌，到独立书店、独立媒体、独立出版社、独立杂志、独立空间……也有人将之统称为一种“独立文化”（indie culture）。

独立文化总带有DIY、反叛、进步、非主流的意涵，有青年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在 “独立”的对立面，往往是主流的、建制的、保守的、压迫的一方。

开创“反建制”运动

约十年前，本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各式各类的马来独立出版社和零星阅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林立，掀起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

引领独立出版风潮的几间吉隆坡独立出版社，如 Sang Freud Press（2008）、Dubook Press（2010）、Buku Fixi（2011）、Lejen Press（2011）、Thukul Cetak（2014）等等，主要推广大众文学和通俗小说，一些更以吸睛书名和大胆前卫的书封设计吸引读者，和国家语文局推从的文学语言标准大相径庭。

自2008 年开始的吉隆坡另类书展（KL Alternative Bookfest），就一年一度聚集了这些大大小小的独立出版社、创作人。

2015年，国阵正部署下届大选之时，国家干训局内部培训的投影片流传出来，内容指马来独立版社是影响青年下届大选投票倾向的“反建制”运动始作俑者。它也点名数家著名独立出版社和个人已成为青年崇拜的偶像，拥有大批追随者，将对政府带来负面影响。

国家干训局口中的“indie gang”除了涵盖作家和出版人，还有读书组织发起人和社运人士，显示由马来青年形成的独立文化生态圈，已让国家机构感到十足威胁。

变天后的“独立文化”

果然，国阵在2018年大选吃了败仗，但鲜少人论及马来独立文化运动在其中的角色。然而，同样值得反思的是，政党轮替之后的“独立文化”往哪里去？

今年2月，为期五天的大型“东南亚民主节”活动在吉隆坡最hipster的Publika商场举行，主催人为社运分子希山莱斯（Hishamuddin Rais），协办单位有雪州政府、希山的孟沙俱乐部（Kelab Bangsar Utama，前学运分子阿当阿迪亦是成员之一）、为街友提供食物的“街头厨房”（Dapur Jalanan）等非政府组织。

当时，彷佛马来西亚瞬间跃升为东南亚民主改革的楷模，社会上普遍仍沉浸在政党轮替的兴奋感中，以致首相马哈迪的改革者形象也为他换来“东南亚民主节”主题演讲人一角。更重要的是，参与筹划民主节论坛活动和到现场摆摊卖书和手作商品的，很多都是曾出现在另类书展的同一批“indie gang”。

于是，独立文化所标榜的非主流抗衡姿态，也随着政党轮替被收编入所谓的民主进步阵营。Indie gang不再是国家机器要警惕的反叛运动，而是和新阵营携手的利益相关者。当然，独立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内部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组织，且并非所有都买希盟政府的账。

但究竟独立文化秉持的“独立”精神，到底意味着什么？变天后，有者如鱼得水，有者意兴阑珊，或是对希盟政府嗤之以鼻。人们也都被逼着表态，以证明自己不依附主流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好些独立出版社却相继执笠。独立出版界的“龙头”Buku Fixi，其创办人Amir Muhammad也宣布淡出，另创电影公司制作低成本恐怖片，回归电影圈（他在创立出版社以前是“新浪潮”独立导演之一）。

所谓的“独立文化”，对青年还重要吗？若是，其内在精神是什么？这和公民社运团体当下的处境有些类似，人们仍然依循政党政治逻辑运转，以致变天后面对存在价值的困惑。

吉兰丹的独立出版

最近因协助翻译出版吉兰丹“黑白书店”（Kedai Hitam Putih）小志，拜读创办人萨伊迪（Zaidi Musa）的几篇文章，觉得着实有趣。黑白书店2007年底成立于哥打巴鲁，可说是Bersih世代的产物，亦是马来独立出版运动一员。

萨伊迪在哥打巴鲁出生，成长于关丹，中学时期也和许多青少年一样调皮叛逆，却也同时嗜读文学和历史书籍。中学毕业后，他没有继续升学而四处打工，到都城工厂工作数年后决定“返乡”，回到哥打巴鲁卖书。

他每周五早上在哥打巴鲁的知识广场（Medan Ilmu）摆地摊，所谓的“书摊”其实一开始只卖一本书——前马共领导阿布沙玛（Abu Samah）的传记，还有一些自己印制的T恤。后来他开了两次实体书店，皆因财务状况而关门大吉，最后还是回到街头摆摊。

他说，只要有买卖就是kedai，街头更能吸引原本不逛书店的人驻足观望，最后拿起一本书，甚至会买下阅读。他卖的多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历史和文学书籍，尤以左翼思想居多。萨伊迪在2015年转型为一人出版社，出版两地作家的诗集、小说、历史和思想著作，至今已有10本面世。

这家独立书店／出版社的特色，并不在标新立异，反而是其对自身历史的反思。萨伊迪撰文重访吉兰丹文化史，将当地独立出版史追溯到1910年代，且认为自己所做并非什么新鲜事，只是填补前人留下的几近荒芜空间，仅此而已。

他爱听老人家讲古（用当代术语叫“口述历史”吧），从中拼凑自己没经历过的吉兰丹面貌，回溯已被许多人遗忘的、伊斯兰党执政以前的吉兰丹。

返乡青年的实践

萨伊迪的“返乡”，和近年日本、台湾、中国等地城市青年返乡从事友善农耕、经营民宿书店咖啡馆的现象，虽似异曲同工，却有些理念和实践上的差别。

他在〈做生意〉一文开头就说，自己决定回到哥打巴鲁安顿下来，其实是被当地的做生意文化所吸引。这和许多青年把返乡视为回归淳朴生活、远离现代泥沼的想象不同。文中，他形容民众做生意的情形（推着摊车从四处聚合到市场摆卖），思考当地的文化生态和市场机制，如何使他找到自己能填补的空间——售卖批判思想书籍这一块。

如今，“独立”已成为理想青年标榜反体制的代名词，“做生意赚钱”更是要拒绝的铜臭资本主义象征。但萨伊迪毫不遮掩地常把“meniaga”挂在嘴边（当然有赚啊，他说），也没渲染自己的“贫穷”姿态（村上春树那“芝士蛋糕形的贫穷”）。彷佛做生意正是他最大的乐趣，他就要参与在吉兰丹的经商文化里，像个卖艺人一样向世人摆卖自己的拿手技艺和商品。

他经常分享在“生意”上结识的各种有趣的人，有的从顾客成为朋友，从朋友变成为其出版新书的作者；从他们身上，他又学习到什么——例如曾在70年代留学墨西哥的马来小说家、艺术史学者和画家Zakaria Ali，在当年仍未和马来西亚建立邦交的墨西哥如何自学西班牙文，最后将阿根廷小说家博赫斯作品翻译成马来文；又如社会主义党前主席Nasir Hashim这位康奈尔大学营养学博士，如何离开校园投身左翼政治，同时向华人中医学习针灸，发展出他自身对伊斯兰苏菲主义、太极、量子物理的哲学思考，也将之呈现在抽象画作中。

萨伊迪也特意飞到印尼，参观倾心已久的小说家Pramoedya Ananta Toer旧宅的图书馆，结识了作家两位亦写作的弟弟Koesalah Toer和Soesilo Toer，并和他们合作出版书籍。

黑白书店和作者之间皆有直接紧密的联系和友谊，而非一纸合约下的出版社和作者关系。这些“生意伙伴”其实都来头不小，却谦逊待人且诚心支持黑白书店，让萨伊迪深受感动。黑白书店对出版品的内容、设计、纸质等细节都非常讲究，丝毫不马虎。

然而，毫无意外地，出版生意面对的最大困境就是财务问题。每每要出版一本新书，萨伊迪就都得想尽办法、仔细盘算，好让经营了12年的书店仍能维持下去。

审视自我的历史印记

我无意浪漫化黑白书店和萨伊迪的实践，仅盼能藉此反思“独立”精神的意义。独立，也意味着主体性的建立。一个自足而不依赖的主体，一个自主、有能动性的主体，也应该是一个有深刻自省的主体。

2019年这一年，恰好是新加坡纪念莱佛士登陆200周年，举国上下有各种对殖民历史和独立建国的展览、论坛、表演等活动，激起不少历史思辨的火花。

我在一场独立杂志发布会上，听见几位年轻有活力的文化工作者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其中一位女性设计师说，告别殖民就如同和男朋友分手一样，痛苦的同时你还得想是否要剪掉头发，以示真正告别。

这个比喻，委实太浪漫了。要告别那在经济、文化、政治各层次上剥削自己的殖民者，却在情感上仍有千丝挂念，可见是爱得太错、太深。

对殖民权力和支配霸权的隐性眷恋，始终让“独立”后的主体受困于层层枷锁却不自觉，也意味着真正的独立尚未完成。这种眷恋感不一定显见，反而需要抽丝剥茧来检视，当中必会经历痛苦的自我批判与反省，且无法仅以姿态（如剪发）来宣示。

独立，亦并非为了建立一个标新立异的主体；反之，是不断审视印刻在自我身上的历史印记。从黑白书店的实践，或可大致摸索出一个“独立”的样态：无需矫揉造作地呈现一个反抗主流的主体，也不用诉诸自我陶醉式的纯真怀旧之情。

这样的独立，是朴实地对土地、人和历史的感受认识，并且愿意为此脚踏实地地耕耘和承担。

苏颖欣，独立研究者，关注文学、历史与文化。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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