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眼中的“外国势力”——韩俐颖是谁？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我常面对“干预人民私生活”的指责。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国家也无法取得现时的经济发展——你的邻居是谁？你如何生活？你制造的噪音丶你怎样吐痰或你所用的语言，都由国家决定对错。不要理会别人的想法。——李光耀
这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1987年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的一席话。2015年，李光耀与世长辞，不少网民，乃至大学面子书专页，都贴出此段经典访谈节录，向这名政治强人致谢。
在这个一海之隔的彼岸国度，个人若要追求民主和言论自由，其难度或可从这番话，以及人民对它的认同中稍作想象；又或者，从媒体人兼社运人士韩俐颖（Kirsten Han）的遭遇略窥一二。
现年31岁的韩俐颖，是东南亚网路媒体《新叙事》（New Naratif）的总编辑。《新叙事》由新加坡历史学者覃炳鑫主催，是一个结合长篇报道、文化评论、学术论文，并以漫画、影片和播客（podcast）为媒介的另类媒体。其所触及的课题遍布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地，有着立足东南亚的野心。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我常面对“干预人民私生活”的指责。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国家也无法取得现时的经济发展——你的邻居是谁？你如何生活？你制造的噪音丶你怎样吐痰或你所用的语言，都由国家决定对错。不要理会别人的想法。——李光耀
这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1987年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的一席话。2015年，李光耀与世长辞，不少网民，乃至大学面子书专页，都贴出此段经典访谈节录，向这名政治强人致谢。
在这个一海之隔的彼岸国度，个人若要追求民主和言论自由，其难度或可从这番话，以及人民对它的认同中稍作想象；又或者，从媒体人兼社运人士韩俐颖（Kirsten Han）的遭遇略窥一二。
现年31岁的韩俐颖，是东南亚网路媒体《新叙事》（New Naratif）的总编辑。《新叙事》由新加坡历史学者覃炳鑫主催，是一个结合长篇报道、文化评论、学术论文，并以漫画、影片和播客（podcast）为媒介的另类媒体。其所触及的课题遍布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地，有着立足东南亚的野心。
韩俐颖也是多产的作者，常在《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国际媒体撰文，揭露新加坡政府打压公民社会，呈现“亚洲模范生”现代化和稳定的另一面。
此外，她也投入新加坡社会运动，广泛地关注政治、人权、社会正义等课题。废死组织“我们相信第二个机会”（We Believe In Second Chances）就是她与友人在2010年所成立。2年前，她因为在樟宜监狱外举办烛光晚会，声援大马死囚峇布（Prabu N Pathmanathan），而遭警方调查。
2年前，《新叙事》成立后，韩俐颖就怀疑自己进入政府的“黑名单”。该平台在马来西亚和印尼注册为公司，主要透过订阅捐款、并申请海外资金维持运作，韩俐颖也因而屡屡被形容为企图影响政局、破坏新加坡利益的“外资势力”。即便，该平台题材多元，也并未主力报道新加坡弊端。
新国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后来直接点名韩俐颖，指她在一支视频中宣称新加坡不如香港，没有50万人上街游行，进而希望透过《新叙事》举办课程，改变新加坡人。
所谓的影片，实则是4年前，她在香港一场公民论坛的发言。彼时，《新叙事》尚未成立、香港也还没有爆发今天的大规模示威。
而她也在那场座谈上指出，上街人数并非测量公民社会成熟度的唯一标准。
可是，新闻一出，习惯安逸、崇尚法治的部分新加坡网民，纷纷挞伐她是“反政府人士”、“叛国者”、人身攻击她，更甚者则呼吁新加坡政府褫夺其公民权。
在大多新加坡民众自豪于自家政府清廉、国家富强的环境下，韩俐颖又是如何走向一条“叛逆”的道路？
游走舒服圈间的青年
令人惊讶的是，如今在前线争取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生活深受政治势力关注的韩俐颖，在求学时期，却从來不关心政治。
当时，她就像大多数新加坡人一样，认为政府管理卓越，社会体制公正不阿。即便17岁那一年，负笈纽西兰修读影像制作，对她来说也不过是从一个舒适圈去到另一个舒适圈而已。
“青年时期，我不是那么有政治醒觉的人。我过着相当优越的生活，出生在中产华裔家庭……当时我也支持人民行动党，认为新加坡在政府领导下良好运作，因为我没有经历那些困难的时刻。”
“我从前接触的流行文化、电视、电影，音乐等等也偏向西洋文化，所以去纽西兰非常好，没什么文化冲击……当时也没有追踪纽西兰的政治情况，纯粹享受生活。”
來自重视竞争力、生产力的新加坡，韩俐颖所面对的“文化冲击”，恐怕就是纽西兰的同学们都“不太努力”。
“从新加坡的学校到纽西兰，我在想为什么大学那么轻松，功课很少，每周只须去学校三天，剩下的时间要干嘛？所以我总是提早一周完成功课，其他人都在赶最后一分钟完成。”
“对他们来说我很努力，但对我来说像是度假，因为在新加坡，你很习惯每天充满压力，埋头苦干。”
新国人从不懂得上街
而韩俐颖的人生转捩点，出现在回国后的那年。
2010年，她在友人介绍下，获知一个叫《网络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的独立媒体正招聘影像处理人员，就此开启探寻另类历史的旅程。
“这完全是一场意外，不是因为我本来就关注政治，我（起初）甚至不知道《网络公民》是什么。”
加入《网络公民》后，工作需求和氛围使然，韩俐颖透过阅读，渐渐发现新加坡的另一面，进而开始质疑从前认知中的新加坡政府。
在此之前，在新加坡教育体制下成长的韩俐颖，从来不曾在课本上读过新加坡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1963年的“冷藏行动”和1987年的“光谱行动”。
“读到光谱行动，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曾未经审讯就扣留人，这对我来说有点震惊。”
“我曾经认为我们有民主，我们的法律非常公平，从来不会恶待任何人。”
“随着不断阅读，我才发现原来不是这样，也开始思考，既然我先前不知道这些历史，那我的国家里，还有什么是我所不知道的？”
或许正是这道疑问，带领原本政治冷感的她，开始热衷于探索课本上没教的历史。
她观察到，这两场针对社运人士及异议份子的大逮捕，不仅让大众对政治恐惧，也叫一整个世代的公民社会长时间噤声。因此，千禧年以后掀起新一波的公民浪潮，不曾从先辈那里继承经验或教训，做起事来往往需要从零开始。
韩俐颖进一步主动接触曾经的政治犯，期待新世代能够重新与不久之前的历史连结。其中一个组织，就是由一群前内安法令扣留者所组成的公民组织“功能八号”（Function 8），以及其重要推手张素兰。张素兰曾在光谱行动下，两度入狱。
“功能八号”的名称，取自让电脑进入安全模式，以修复系统故障、病毒等的F8键。顾名思义，该组织致力于推动民主转型，不仅在许多课题上发声，不时举行座谈及工作坊，也是大马自由影展在新加坡的承办单位。
韩俐颖忆述，在一次民间筹办的课程中，70余岁的张素兰和20來岁的大学生同桌而坐，谈及上街抗议。学生们纷纷挑明，上街不是新加坡人的方式，新加坡人从来不知道如何上街，也不愿上街。
张素兰一一反驳学生的观点，娓娓道来自己大学时期参与街头抗争、静坐反迫迁等事迹，让学生们惊讶连连。
“他们不知道，上街不仅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且在不久前就曾发生，这些事情在人们集体记忆里并不存在。”
“张素兰的故事让你发现，我们不是从来就不会这么上街，而是被灌输不能上街。”
韩俐颖认为，历史的重要在于建立集体记忆，若新生代能够了解社运前辈过去经历，才能避免想法受限，更好地判断抗争手段的可行。
而她自己，私底下也爱上倾听老一辈社运人讲述这些陈年往事。过程里，1950、60年代，那个学生运动、工会运动、反殖民抗争等公民社会蓬勃的新加坡，仿佛另一个世界，渐渐浮现在她眼前。
“我自己去见老左，我很有兴趣听他们说故事，很精彩。当他们诉说他们年轻时的新加坡，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不只是发展脚步不同，社会运动也是另一番风貌。”
当然，这些搜集回来的故事，有不少最终都成为《新叙事》上的珍贵报道。今年初，韩俐颖就曾采访左派组织老友会的聚会，并将现场录音制作成播客，期盼为年轻的听众讲述1950年代左翼反殖民斗争的历史。
无孔不入的国家机器
今天的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管理下，有完善的公交系统，人民组屋等惠民措施，加上经济表现优良，人民生计安稳。
而繁荣稳定的背后，是无孔不入的国家机器。如同韩俐颖所说，在新加坡，鲜少企业敢投资独立媒体——毕竟许多企业都是官联公司，抑或政府就是其主要客户，若资助像《网络公民》这类经常抨击政府的媒体平台，恐怕将受到政府迁怒对付。
有了安逸的生活，普罗大众自然对政府怀有“感恩论”，所以难以理解社运人士挑起公共课题的理由。
“人们会觉得，我们已拥有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你还不感激，怎么那么贪心……为什么你要去谈自由？自由好像是很抽象，很理想，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另一方面，模糊的司法边界也是以法治严明著称的新加坡压制异议的其中管道。
人权监督组织（HRW）曾在2017年的报告中点出，新加坡政府打压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方式，包括透过律法的模糊界限杀鸡儆猴。譬如，比如禁止“冒犯性”的言论，却未明确定义何谓“冒犯”。
如此一来，政府便可正当化压制异见，潜移默化地让安逸的人民抗拒讨论政治，害怕反抗体制。
韩俐颖的压力来源，正是这种藏在法治外衣下的压制。她不仅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法”，也须应对社会舆论及亲友的焦虑。
今年9月，尚穆根再次特别点名她，指新加坡有必要制定法律，打击企图影响新加坡政治和舆论的外国势力。她也发现，当局似乎有意“刁难”其英国籍丈夫的签证。
“政府尝试要对付我，但像你说的，他们用一种很安静的方式。”
“台面上，他们在媒体诽谤我，像最近就说我是外国势力代理人，告诉大众这个人不可信。”
此外，母亲也对她所做的事稍有抱怨，有时跟她说“其实，我们很幸运”。
“她担心如果我冒犯政府，她可能会遭到报复（失业），而这也不是全无可能，（虽然）我认为不至于，但她有这样的焦虑。”
没有人真正外于体制
有能力将人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政府，同时也有能力紧密监督人民。韩俐颖感叹，新加坡政府掌握了教育、媒体、住屋等众多领域，换言之，也具备许多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法，让有心推动改革的人们倍感焦虑。
“有些人因为政治因素失去工作，如果你是外国人，则担心失去签证，人民行动党可以让移民局不发签证给你，且一般不会告知原因，你只能怀疑背后有政治因素，而无法证实。”
“这形成一种焦虑，人们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卷入麻烦、不清楚麻烦会源自何处，到最后，最安全的就是什么都不做、不冒险，也建议你的朋友，孩子什么都不做，人们开始彼此监督。”
虽然韩俐颖自认已经相对幸运，站在一个难以受规范的位置——政府打压媒体的手段，通常是向其雇主或上司施压，身为自由业者的韩俐颖，因而少了一份失业的担忧。不过，她仍然没有逃脱体制的枷锁。
“我还是受到自我审查、政治焦虑的氛围所影响，法律只是因素之一，更大的限制是，人们害怕惹上麻烦的心理焦虑。”
“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还是受制度、法律、以及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所限。”
“虽然我们不为政府工作，可说是在体制外，但在新加坡，没有人真正外于体制。”
误打误撞踏上人烟稀少的社运路，韩俐颖如今已能淡然应对反对意见，处理内在的不适感，“在一个支持死刑、民主不是最重要的国家里，我反对死刑、支持民主，已经习惯大多时候人们都不认同我。”
回首来时路，韩俐颖笑言，自己也曾有“典型的新加坡思维”。
她点出，讲求生产力的新加坡人常将“快速”等同于效率，做事时往往忽略过程，只重视结果。
而她投入废死运动之初，也常因为倡议无法立即见效而深感无力。惟长时间投身公民社会及从事报道，让她抛开结果论，领悟“讨论”与“过程”的重要性。
“我现在认为，人们会因各种原因和焦虑而支持死刑。有时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讯息，那我就会尝试说明。”
”但你还是得面对那份不适感，人们可能不会同意你，可能无论你多努力都无法说服一些人，你能做的就是跟他们谈谈这件事，希望能刺激他们思考，但你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
“若要期待听了我的汇报后，每个人就会反对死刑，这是不切实际的。”
韩俐颖也以同样的态度，坦然面对生活安逸且对国家怀抱感恩论的民众——她坦言，感恩论难以反驳，而身为媒体人、社运人士，她所能做的只是激发人们思考，而人们终究须要自行发现问题。
乐见蓬勃的公民社会
谈及新加坡的公民社会进程，韩俐颖倒是乐观看待。她透露，近年来浮现的社会案件，已开始让新加坡人警觉问责制度薄弱、体制缺失其实与自己切身相关。
她说明，新加坡国民服役中心去年至今，爆出超过三宗学员死亡事件就是一例。几乎每个人、每户人家，都有一些亲友正在服役，人们于是意识到，只把问题丢给政府是不够的。
此外，亦有罕见的退休人士上街抗议，要求政府透明化公积金去向；以及大学生成功施压校方处理校园性骚扰案等等。其中，她尤其赞赏年轻人处理校内问题时，在没有社运前辈的参与下，有组织、且善用社交媒体扩散舆论的方式。
韩俐颖认为，这些迹象都显示，新加坡人已经意识到一些事情开始失控。“虽然他们不会认为应该换掉政府，但会觉得应该施加更多压力。”
除了台面上的事件，韩俐颖也预料，人民组屋99年的土地租借权，在未来将成为一大问题。
“新加坡是个年轻的国家，人们此前未曾提出这道问题，但我们现在50几岁了，有些组屋60年了，有人开始在问，接下来30年会怎么样。”
她期许，随着了解问责的重要性，以及政府缺乏制衡的后果，人们可以摆脱投票后就不理公共事务的“政治外包”习惯，“民主不只是5年投一次票，其他时候都留给政府。”
毕竟，这种结果论的思维路径，刚好与民主体系中的“监督制衡”原则背道而驰——若要有效监督政府，人们投下选票后，仍须花时间了解体制，持续推动政府问责。
“如果体制很弱，你换掉政党也不能保证另一个政党会更好。”
“外国势力”或被离开
人生总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难关。10年来，韩俐颖从政治冷感到身经百战，偶尔也仍有气馁沮丧的时候——最近一次，就是她被政治领袖贴上那张“外国势力”的标签。
“在媒体上，（我）这个人威胁国家的自由，代表外国势力干预内政，这让人非常挫败……我没做错什么，没做什么新加坡公民不该做的事，没有伤害我的国家……没有人能证实我的行为伤害国家，他们只是抛出一堆指控。”
“这让人非常挫折，因为我只是在做我有权利做的事，为什么你须要说成那样，但……”，断续而放慢的语速，以及那没有完成的句子，揭露了她对现况难以言喻的失望。
而她面对这些情绪的方法，是时时提醒自己，身为新加坡人该为社会课题发声、做些事情。因为，那些致使环境艰难的原因，就是她所要对抗的目标，“我想就是因为艰难，坚持才更重要，如果环境不艰难，那代表问题不是真的那么糟。”
生长自社经地位具优势的家庭，让她总是自认为是幸运儿，更因此负有某种使命感，期盼能尽己所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这些特定的位置允许我做想做的事，而我应该善用它”。
或许正是紧密地掌握新加坡的历史，以及社会脉动的现况，才能让韩俐颖在社运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上10年，且能正面看待时局的发展。
本只是好奇，脚步如此坚定的她，是否可曾有那么一瞬间想过放弃，或想停下脚步休息。那么，她是否可曾想过离开新加坡？
她则给了一个臆想之外、悲观而务实的答案：“有可能吧。”
“在一些情况下，我可能必须这么做，所以我接受我可能须要（离开）。”
“理想情况下，如果我不用（离开），我就不会离开，我想留下，但我可能需要（离开）啦，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