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运到“绿色和平”拓荒牛：速写王佳骏
【今人物】他还记得面试主管当时问他，“每个在绿色组织工作的人都有被抓的风险，你准备好了没有？”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那一天，校园隔壁的霹州政府大厦喧嚣声不断，直升机更在怡保圣迈高国中（SMK St Michael）的屋顶上盘旋。
课堂里的老师必须提高声量，向他和一众中六生讲解必修课“基本常识”（Pengajian Am），但室外的焦躁不安，挑起了他对霹州政局变幻莫测的疑惑，以及对政治的好奇。
308大选，王佳骏追看大选成绩至深夜，见证民联拿下霹雳和其他四个州属；不过，民联接掌霹州政权还不到1年，3名民联州议员变节，退党并转向支持国阵，导致民联州政府垮台，触发长达逾1年的宪政危机。
十余年前那一幕幕失序的政治闹剧，让他和那一代青年对霹州乃至大马政局有一股强烈的感受，甚至说是一种时代催促的迫切感。期间，勤翻报章的他留意到一个媒体经常标签为“爱搞事”的异议学运组织——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简称学运，DEMA）。
他说，“2008年大选后，我一看报纸就看到这个组织。这班学生一直在外面‘搞事’、被打压，但是他们又好像有不同的声音。所以，我想要了解这种学生运动，很想继续了解。”于是，人还在怡保的他主动上网，到学运面子书留言表达加入的意愿。
2011年，他没考上第一志愿国际关系，决定到雪兰莪八打灵再也的拉曼大学攻读大众传播。恰好，学运会所“学运之家”就在附近，本来要找房子的他就自然地住了进去，尝试不一样的集体生活。
那年4月，他就读大学不久，巧遇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马，而拉大邻近的马来亚大学也在其走访行程中。学长揪着他们和“中国维权大马后援会”在马大东姑礼堂前，高举“欢迎温总理”布条佯装欢迎，准备伺机发动抗议，要求释放中国维权人士。
不料，温家宝抵达前夕，他们还没来得及褪去外衣，展示内里另一件印有中文单字的T恤，传达“释放艾未未”的讯息之前，一行13人就警察逮捕带离现场。
负责“艾”字的王佳骏当时也一同被捕，进到扣留所时心里还有一丝抗拒，“可是，被抓进去之后，又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们又不是杀人放火，顶多是被控‘非法集会’、‘冒犯政府’。”
他忆述，他前一晚还在努力做功课，想要搞清楚隔日示威是怎么一回事。运动场合上的学习，无法像课堂上的学习般循序渐进。每次的示威抗议都得在高压下来回恶补自己对所处社会和课题的理解。
“不务正业”难获理解
王佳骏是驻拉曼大学惟一的学运成员，重心放在课堂外，经常四处声援示威，到非政府组织实习蹲点，还会拿着《向阳花》民间选举教育刊物在校园里派发。身边的同学看在眼里，总认为他“不务正业”，做些政治人物才要做的事。
但倒是有一次，难得遇上了例外。当时，他跟其他学运朋友北上霹雳丹绒马林，声援被捕的学运领袖阿当阿迪，结果遇上校方和警方的对付，而第三次身陷扣留所。
获释后，他突然接到院长打来的电话，原以为会受到家长式责备和纪律对付，但另一端传来的声音却说，“佳骏，这是某某博士，我了解也支持你正在做的事……”。
王佳骏表示，这通电话令他印象深刻， “最后，院长用开玩笑的语气跟我说，记得最重要的是准时交作业，还有交学费。”
加入NGO走不同的路
毕业后，学运或社运友人许多都加入政党，或投入州政府体制任职，但他却一心想要加入非政府组织，填补建制吸收公民组织领袖后留下来的真空。
这有什么不同？“参加学运的话，学长姐会逼我们去参加非政府组织，了解工人抗争、人权，接触那些很不开心的遭遇。例如，我们参加人民之声（SUARAM），会听到很负面的警察暴力事件；去社会主义党的话，会接触到很多工人被逼迁或剥削的故事……可能有的大学生会不喜欢这个过程，认为‘我既然可以选择更好的生活，为什么要参加这些组织？’”
直面底层政治的真实生活，暗示阶级政治蓄积着结构不公的顽强，宛如向人赤裸裸地揭示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阶级向下流动的受害者。
另外，他也解释，政党政治和公民政治的根基和路数不尽相同。“政治人物的角度都是种族宗教，但是非政府组织讲的是阶级斗争。如果我们从阶级角度去看问题的话，可以解决很多种族宗教冲突。”
当时，绿色和平组织刚好找人，推动国内的反莱纳斯计划，王佳骏也就义无返顾地投入，成为该组织在本地的拓荒牛。他还记得面试主管当时问他，“每个在绿色组织工作的人都有被抓的风险，你准备好了没有？”
转眼间，王佳骏加入绿色和平组织至今4年多，从单打独斗到十人团队，专责东南亚区域的环境课题。他是大马绿色和平组织的发言人，主要推行3个计划：莱纳斯、洋垃圾以及东南亚棕油与森林。他每周至少有一到两次，要跟世界各地不同时差的同事连线交换讯息，而他的“办公室”就是“有网络的地方”。
无国界的环境灾害
前一阵子，洋垃圾和霾害的无国界环境课题白热化，使大马成为全球热议的对象。今年上半年，每月几乎有一两家国外媒体前来，每周得要应付两到三个访问，由他负责接待和牵线。他快速地数了一数，单是德国少说也有20多家媒体来马采访。
外媒采访的密度之高，的确成功向洋垃圾出口国和接收国施压，使洋垃圾的情况减缓了，但也一度让仁嘉隆当地居民自发的环境保护组织，以及雪州政府和市议会大呼崩溃。不过，王佳骏说，洋垃圾最近又有死灰复燃之势，开始转运到巴生、柔佛、双溪大年，需要长期的监督，并善用外媒的力量。
“之前，我跟社党的朋友说，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善用环境公害课题，把阶级抗争的问题主流化。”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加上繁杂的跨国生产供应链和消费模式，让劳动权益乃至环境灾害的咎责归属难以追究。以最近的林火为例，就让已跟进5年的王佳骏直呼，比想象中来得更复杂。
“森林大火、棕油、森林、泥炭地，跟全球供应商、银行都息息相关。”他说明，若要真正推动环境保护运动，就得从每个领域中揪出利害关系者。在国际上，他们得游说国家主权基金、全球最大银行从破坏森林的企业撤资；在本地，就要动员更多居民挺身抗议，让大家意识到这是全球课题，也是每个人的课题。
他说，“我们要的是全球污染工业者对公害负责任。”例如，绿色和平瞄准全球100家最大跨国企业，尤其是煤炭和石油业，“他们制造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71%。如果我们能够说服它们推动能源转型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
施压企业能更有成效
长期下来，国际社运组织者也逐渐摸索出较清晰的抗争路线。他说明，杯葛如棕油企业，并不是环境公害的解决之道；反观，会变相让另一大游说集团，如大豆油、玉米油业集团游说欧洲推动禁止棕油，趁机取而代之。大规模生产的单一商业种植模式，所衍生的环境破坏问题，如生物多样性和原始生态的破坏、水土空气污染等皆始终未决。
他指出，“杯葛是消费者个人行为，我们绿色和平没有号召人杯葛，是因为我们相信消费者有他们的权利——游说他们的公司制造改变的权利。”譬如，绿色和平拍摄KitKat短片，有意唤起消费者的消费伦理意识，理解其享用的巧克力，会破坏世界另一端的雨林和红猩猩的栖息地。同时，它也会号召同情的雀巢股东到股东大会施压，迫使雀巢回应。
又或，2017年，绿色和平号召志工和汇丰银行用户向银行施压，要求停止向毁林企业发放贷款。同年2月，汇丰银行发布不毁林、不开垦泥炭地、不侵害人权的融资政策，承诺跟毁林的棕油企业划清界线。
“这些公司很在意他们的形象，他们也想要赚更多钱。所以，我们要用这种点名羞辱（name and shame）的方式。我们可以支持你，但是你要证明你不再破坏森林。如果他们的形象受损，受到最大影响的其实是他们。”
“如是杯葛，就不能跟这些公司沟通。杯葛棕油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只要我们继续吃巧克力、冰淇淋、Shampoo，这些全部都有棕油，而且棕油是全球最有效、最便宜的植物油。”
不过，问题来了。哪个政府和媒体愿意揭露和得罪大财团？他说，“很多棕油公司都有份资助大媒体，每次若涉及公开名字的新闻，都会被过滤掉。”基于此，王佳骏的工作还包括思考如何善用国内外媒体的权力，分配不同的议题设定和框架策略。
“我希望媒体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把环境课题主流化。很多大媒体背后都有棕油公司资助，我们就会用不同的角度去调节这个课题。例如，从空气污染、PM2.5去切入，然后才慢慢提到这些全球棕油公司也要负责。在东南亚，破坏森林的主要是棕油公司，而在亚马逊主要是与大豆业有关。”
受害者无需论述说服
根据王佳骏，全球十大受环境灾害影响的国家，至少四到五个国家都是来自东南亚，如印尼和菲律宾，两地环境运动的动员和抗争能力也比大马来得迅速激进。
“（其中）菲律宾是因为台风会越来越严重。如果碳排放越高，会影响冰融化、海面升温、影响气流……所以，他们推动气候正义运动，要求这些最有钱的公司推动能源转型。”
“他们是直接的受害者，所以你不需要用论述说服他们。”每年都有菲律宾台风受难者失去家人，以致他们的动员能力非常强，也愿意采取更激进的抗议手段，“甚至绝食也没有问题。”
对他而言，大马环境课题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官僚执法。以仁嘉隆的洋垃圾为例，当地居民几乎取代了市议会、环境局的角色，替这些官家机构收集最前线的资料，“每个证据都有了，报告提呈后，执法却非常慢……”
仁嘉隆居民抗议洋垃圾问题，引起媒体关注后，许多政治人物和政党都想要介入，不过，居民想要聆听非政府组织的意见，辗转找到了绿色和平。
回想起初见仁嘉隆居民组织时，他笑说，对方看到他年纪轻轻、“好像一个小孩子”，本对他和绿色和平没有太大的期望。后来，在居民不屈不挠下，他们除了通过国际媒体施压，他还跟居民一起到纽西兰会见环境部长，纽西兰最终下令停止出口有污染的洋垃圾。
组织同温层以外的人
王佳骏目前必须承担许多琐碎的行政事务，但是他坦承自己还是比较享受组织抗争的工作。“我觉得我都是在走抗争的路线。以前都在搞学生运动，现在其实是把同样的论述和思维方式，用在不同的课题上而已。”
最近，最令他有满足感的事情，是凝聚了一班右派、亲巫统和伊党、住在东海岸一带的志工。他们虽然反对性少数、参与反ICERD运动，但是他们支持环境课题。他觉得通过环境课题的活动，可以让不同意见和背景的人聚集到同一平台，通过对话慢慢消除误解。
王佳骏点出，国内人权环境运动组织目前都由英语中产阶级主导，因此如何促使国内最大族群，即马来族群关注环境，是他所关切的问题。
据他分析，绿色和平的数百名志工可粗分为两类，一种是生活型行动主义（lifestyle activism），冀望通过个人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如减塑、搭公共交通，来改善环境；另一种则是组织型行动主张以（organisational activism），他们继续抽烟、吃肉、开车四处旅行，但是会帮忙动员组织。在他而言，这两种类型的参与者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游说生活型行动者，加入动员组织的阵营，扩大抗争和撼动结构的力量。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绿色和平也让他接触到一批完全没有参与社会运动经验的人。“这里有很多没有参与净选盟、莱纳斯运动的人。他们甚至问什么是催泪弹，我觉得这是新鲜的群众，甚至说是我们一直忽略的群众。”
蹲点、组织、动员是他这些年来工作的核心。“以前听学长姐说，社会运动要耕耘很久，去找一个地方蹲点，接触当地居民，了解他们的课题。”不过，他说，现今网络发达，许多运动都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和动员，组织者只需要用简单的语言，把诉求和课题做成懒人包，就可以达到动员的目的。
“我觉得两种方式都需要去做。一个蹲点，可能需要花上三年、五年、十年。现在，可能下个礼拜就要抗争，一旦讲好诉求，就可以动员了。不过，动员的时候，除非组织者的论述很强，不然，动员的过程还是会遇到很多阻力。”
改变力来自基层工作
王佳骏现年29岁，与他同辈的学运盟友陆续抉择不同的生命位置，如阿当阿迪如今已结婚生子，回到师训念书；而丹绒马林扣留所内认识的曼迪星（Mandeep Singh），从净选盟秘书处转进入体制，当起通讯部长哥宾星的助理。
眼看这些变化，他也开始思索如何平衡未来的生活。
他说，支持他一路走来的是家人的支持。还记得初次被捕时，他在警察没收手机前，还来得及给家人打了一通电话说，“我被抓了，不过不是杀人放火，是去游行罢了。”每天开着罗里从事报纸回收的父亲正好在忙，只说“好的好的，你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就好了。”
社运抗争者途中陷入忧郁，半途气馁离开是常有的事。不过，王佳骏倒是提到组织工作者经常忽略的是——自我肯定。“很多组织者都会有忧郁，自问动员不到那么多人，或者做不到大家想要的，是不是我做错了，是我的问题。”
对此，王佳骏以拯救砂拉越河流网络组织领导人彼得卡朗（Peter Kallang）为答案，后者最近荣获海洋基金会奖（Seacology Prize）时，勉励其他环境工作者道：
“我的劝告是，你要确保从基层做起。做好基层，当你有了足够的人去支持你所做的正确的事，你就拥有改变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