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人变行动党媒体顾问——旺哈米迪的故事
早上11点18分更新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吉隆坡半山芭巴刹每天一大早车水马龙，市井小贩的叫卖吵杂声此起彼落。巴刹一侧，有座翻新的酒店大楼，正是行动党全国总部所在的位址。
建筑右侧三楼，是行动党重要幕僚的办公地点，也是中委会定期开会之处。现年78岁的资深领袖林吉祥也经常窝在这里写文告。
林吉祥办公室隔壁，就是党总部媒体顾问旺哈米迪（Wan Hamidi Hamid）的办公室。
旺哈米迪现年54岁，2004年加入行动党，2009年成为党工至今。期间，他辗转出掌党喉舌《火箭报》、党校民主学校（Sekolah Demokrasi）和亲行动党智库义腾研究中心（REFSA）。在行动党活动上，经常可见他的踪影。
去年，随着祖基菲里沙烈约满退休，一度盛传旺哈米迪将会填补《马新社》执行长的空缺。不过，出现一些反对杂音后，他最终也跟这个位置擦肩而过。
他曾是资深媒体从业员，从巫文媒体《每日新闻》，过档到英文媒体《星报》，也曾在《太阳报》、《新海峡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及网媒《马来西亚内幕者》（The Malaysian Insider）等服务。
在那个媒体受到严管的年代，旺哈米迪的正业是每天报道亲国阵新闻，下班后却游走于工会、社运组织之间。甚至，他在机缘巧遇下，协助筹创社会主义党，就连社党的拳头党徽也跟他有些渊源。
阅读反殖左派著作
旺哈米迪出生于槟岛双溪牛汝莪（Sungai Gelugor），自小生性内向，不擅长与同龄青年打交道。
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他接触世界的管道。中小学时期，他就通过年龄相近的叔叔阿姨的中学课本，接触到左派思想。
“我从小就喜爱阅读故事书。一些叔叔阿姨只是比我年长一点……他们是文科生，还留着文学作品。”
“我对他们的大马教育文凭（SPM）和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课本有兴趣。”
旺哈米迪口中所指的课本，是指当时教育部将左翼作家经典作品，作为中学的马来文学课本。这些作品包括印尼反殖作家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见下图）的《游击队家族》（Keluarga Gerilya，1950）、马来西亚左派作家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的《散骨》（Tulang-Tulang Berserakan，1973）和诗集。
《游击队家族》阐述一个雅加达家族投入反荷兰殖民者运动所受的苦难；而《散骨》则是乌斯曼阿旺担任警察的自传，叙述与马共、英国殖民政府打交道的经历。
他还提到，中三那一年，从学校图书馆借阅论及197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的《夕日石像》（Arca Berdiri Senja）。
这些著作面世时，正是左派运动、劳工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在马印两国风起云涌之际。为了遏制左翼势力，政府祭出政治和军事镇压，将左翼政党妖魔化，并与共产党挂钩。
此外，教育部为了遏制左派思想散播，还以作品深奥为由，把旺哈米迪从小爱看的左翼作品，从课本名单中剔除。
旺哈米迪感叹，“你想象一下，印尼《游击队家族》曾是大马教科书，攸关印尼人反抗荷兰殖民争取独立的故事。现在教科书没采纳这些作品了。”
当时他虽然只是小学生，但已能看懂这些作品，所以质疑教育部的理由。
懵懂少年爱上庞克
除了左派文学作品，旺哈米迪从小迷恋庞克（Punk）音乐，同样塑造其世界观。
庞克音乐在1970年代英美澳崛起，是一种推崇个人自由，反主流与反建制的摇滚乐分支。庞克不只是音乐，也被视为一种生活或生命态度，旨在反抗主流社会的价值。
有次，中学的旺哈米迪到邻居家中时，偶然接触到庞克和摇滚。
“我父亲是初级公务员，住在政府宿舍，不错的宿舍。我可能有点呆板，国小时不多朋友……中学时代到邻居家中发现音乐。
“我发觉自己虽然懵懵懂懂，却喜爱吵闹的摇滚。”
这时，旺哈米迪通过黑胶唱片，认识英美摇滚歌手，包括披头四、猫王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美国歌手比尔哈利（Bill Haley）及查克贝里（Chuck Berry）。
他的歌单也涵盖受到英美摇滚启发的马来西亚本土摇滚音乐——Pop Yeh Yeh。在槟岛邻里的婚礼中，甘榜DJ也经常会播放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Free乐团和皇后乐队（Queen）等乐团的音乐。
至于在槟城海峡另一端，北海澳洲空军基地电台传来另类庞克和新浪潮（New Wave）音乐，也为旺哈米迪所着迷。
去年，他才出版一本《庞克：重新检视》（Punk: Satu Penilaian Semula），叙述他与庞克那段解不开的情缘。
没想过当记者
中五毕业那一年，旺哈米迪由于成绩欠佳，只好北上玻璃市亚娄，到玛拉工艺学院（Institute Teknologi Mara）就读商业文凭。
尽管这所学院只限土著就读，但教员种族背景多元，旺哈米迪还曾修了基本中文课程。不过，他笑言自己从来没认真上课。而且比起学习中文，他更有兴趣了解少林功夫。
毕业后，正逢1987年全球经济萧条。他在1年半内寄出百余份求职信，却无人问津，加入失业大军。他迫于无奈下，只好改拿大马教育文凭（SPM），尝试在槟岛峇六拜工业区，找一份工厂操作员的工作，结果还被雇主嫌弃资历太高。
他南下吉隆坡找工，始终一无所获，只能跟中学同窗不时在中央艺术坊溜达，聆听诗人朗诗。有次，还碰上陆军士兵阿当（Private Adam）在秋杰路街头开枪扫射，流弹击毙一人，跟死神擦身而过。当时，吉隆坡市区草木皆兵，所有人提早下班回家，他们却准备到市区去。
他跟朋友嘲笑路人怎么也都放假之际，“巴士还经过一个火势转小的油站，消拯员正在灭火，我们也不懂。过后知道详情才吓了一跳，这是我干下众多蠢事之一。”
觅职失败后，他再度返乡，旺哈米迪的叔叔递来一张剪报，上面印着：“《新海峡时报》集团征召记者入门训练课程（Pre-Entry Training Scheme，简称PETS）。”
他对新闻业毫无了解，但叔叔认为他爱书写，就鼓励他申请看看。起初，他也抱着玩玩心态，就连应征时写题为“何以要成为记者”的文章时，也直接写“被叫到就来咯”，丝毫没认真看待。
没想到，他却成为了当年获录取的30名学员之一，在《新海峡时报》报社总部上了4个月的课程。事后，他才得知，报社内部当时分为两大阵营，一派认为记者是天赋的才能，另一派则认为，记者可受训培养。结果，训练派胜出，促成PETS课程的开办。
天赋派vs训练派
“PETS”在英文意指宠物，因此这批菜鸟学员,也被另一派戏称为“报馆宠物”。上课期间，他享受写作之余，还能让他将过去受左翼思维启发的社会关怀，化为纸上的记录。
“这个课程不只是玩玩，对社会有贡献……多少可以撰写工会等，包括政府拆迁贫民窟。”
旺哈米迪忆述，当年这些“宠物”学员，如今都是新闻界的“大腕”。他们包括《透视大马》总编辑嘉哈巴（Jahabar Saddiq）、英文财经报刊《马来西亚储备报》主编三苏阿克玛（Shamsul Akmal）及国际新闻编辑哈巴占星（Habhajan Singh）和曾在首要媒体任职的旺沙巴丽雅（Wan Sabariah Sheikh Ali）等。
迄今，他一直对当时的上司，即时任《每日新闻》编辑纳斯拉曼（Nash Rahman）心怀感激。
根据旺哈米迪，纳斯极力栽培菜鸟记者，也培养了旺哈米迪对新闻业的兴趣，之后一干就是数十年。
“纳斯拉曼原则很简单。你一大早如果没有采访工作，你就向主编建议要做什么。”
“如果你没建议，他就会给你不三不四的稿件，让你‘受苦’。”
为了避免做“不三不四”的稿件，他只好努力提出建议。有次，他鼓起勇气大胆建议，要访问时任旅游部长沙巴鲁丁仄（Sabbaruddin Chik），谈谈吉隆坡首个现代马来餐馆，没想到纳斯拉曼一口答应。
于是，这就成了这个菜鸟记者的第一篇封面故事。
后来，纳斯拉曼也转任《当今大马》马来版主编，如今已退休。
非马哈迪或安华派
离开《每日新闻》后，旺哈米迪决定转战不擅长的英文书写，进入《星报》任职。
他一开始并不适应《星报》英语环境，并为此自卑，直至编辑要他审批资浅记者的稿件时，却发现自己能力并不差。
“尽管我对英文能力没信心，但我已是资深记者，编辑台信任我，审资浅记者的稿件。”
“这些资浅记者平时讲起英语口沫横飞，但我看他们的稿件时，就发现英文不行。我才知道，自己可以很好地编辑。其实我的英文也不差。”
两年后，旺哈米迪跳槽至新创刊的英文报《太阳报》，出任政治编辑。1996年砂州大选，旺哈米迪为首的团队报道出色，《星报》高层召唤他回巢普通新闻组。
1998年，时任首相马哈迪开除副手安华，触发烈火莫熄运动，街头示威每日上演。
旺哈米迪说，当时《星报》内部也闹分歧。普通新闻组被视为是亲马哈迪阵营的建制派，而《星报》副刊组则被视为亲安华阵营。
“那些副刊组认为我们是国阵走狗，我们则认为副刊组是亲安华的蓬松组织，搞不懂任何现实世界。”
他和时任《星报》副刊组记者邱武英（Eddin Khoo）一来一往地讨论烈火莫熄时，两人才发现他们都不属于这两个阵营，对马哈迪和安华都有所批判。
邱武英是已故历史学家邱家金儿子。旺哈米迪说，“从此之后，我们成为密友至今。”
间接催生拳头党徽
1998年，左派力量决定成立新政党——社会主义党，准备向社团注册局申请，旺哈米迪还参与他们的创党会议，并间接催生社会主义党的“拳头”党徽。
“我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拳头获得灵感，但我不懂设计绘图，就要求一名朋友帮忙。”
“他从事艺术设计，手绘拳头。我向大家展示这个党徽，大家都喜欢。”
可是，旺哈米迪后来却觉得，拳头党徽的形象过于激进，一度建议改用其他党徽，“我尝试要软化，但他们都说不要不要换了。”
最终，他认为社会主义党路线过于激进而退出。当时，适逢美国911恐袭，令他重新反省左派思想的局限。
”左派好像不理会宗教政治和右派崛起。一直以来，我都阅读左派进步作品，从未阅读右翼作品，连阿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都没读过。”
“我决定读这本书。虽然我知道有人会指责右派，但这只是谈自由市场。”
随后，旺哈米迪转投新加坡《海峡时报》，曾经还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过活，甚至脱离媒体圈，投入澳洲最高专员署工作数年。
不过，他最终还是不敌大马媒体圈的召唤。2006年返回前东家《新海峡时报》工作，期间还加入行动党。
2004年大选，时任首相阿都拉负责领军的国阵近乎完胜，延续“国阵不败”的神话。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和时任行动党秘书长郭金福失守自身国会选区，而公正党仅保住唯一的峇东埔国席，在野党的前景黯然。
即便如此，旺哈米迪始终选择站在弱势的一方，继续徘徊在新闻专业和政党之间——正业是媒体人，副业是在野党的扶手。
“我的生活原则是，不会支持胜方。2004年大选，行动党选战成绩最糟糕，不是吗？我就参与……”
“其实，我在行动党不活跃。2006到2007年，我每晚都参与行动党活动，但没有直接参与，只是给予劝告而已。”
赋予闲职遭半冷藏
由于《新海峡时报》高层知悉旺哈米迪的“背景”，于是只是给他当个晚班编辑的闲职，“犹如处于半冷藏”。
2008年大选脚步声渐近，朝野政党开始积极竞选。有天，一名高层突然参与日常编务会议，点名要旺哈米迪重出江湖，率队报道选前新闻。
旺哈米迪趁获解放之际，还向下属“假传”高层指令，声称上司要摒弃过去只报道亲国阵新闻的路线，改为持平报道的方式，冀望能在主流媒体中，为在野党打开一些缝隙。
“我冒称获得绿灯放行，可以公平报道。如果你做政治新闻，确保你访问国阵后，也要访问在野党，要50对50才看起来公正。”
他甚至鼓励属下撰写在野党为主的新闻，也抛弃媒体过去一贯的做法——找大学教授写评论新闻，改为直接访问当时的在野党新秀刘镇东、阿米鲁丁等，聆听年轻政治领袖的声音。
巫统察觉民意风向不利他们，进而要求收紧报道空间，其中一名高层也出面要求旺哈米迪不要回槟城报道，反而应当前往玻璃市。
虽然旺哈米迪坚决留守槟城，但投票两三天前，媒体高层来电，以总社人手不足为由，要求他返回吉隆坡总社。他即时万般不愿意，也只好作罢。
“基本上，他们不要我在槟城。当时我已知道，国阵会在2008年败选……虽然如此，我只是写一篇专文，预测国阵将失去三分二州席，这样的报道也没法过关。”
308大选为大马政治分水岭，国阵首次失去联邦三分二多数议席，还丢掉槟雪霹吉丹政权，出现两线制雏形。
旺哈米迪向集团总编辑建议，开放报道空间，但总编辑有心无力，认为掌控《新海峡时报》的巫统不会同意。
他有志难伸下，选择离开报界，随后加入网络媒体《马来西亚内幕者》。但是，由于身体欠佳，最终从2009年开始在行动党总部工作迄今。
他先后在行动党宣传秘书潘俭伟和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下，出任《火箭报》主编，然后到刘镇东创办的亲行动党智库——义腾研究中心任职，负责出版等事务。
视社民主义为导航
旺哈米迪开玩笑地说，尽管有些厌倦，仍不得不再度参与编务活动。
“最后我还是要做不想做的工作，但刘镇东愿景更大。他说不要想到《火箭报》只是供华人阅读，也要尝试推动《火箭报》不只代表行动党声音，即代表马来西亚人民的心声。”
同时，他也创办民主学校，放眼争取马来青年的支持，打破行动党只是非马来人的首选政党。
尽管行动党在马来社群遭到妖魔化，不过，他认为，行动党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才是吸引他加入的主因。
“我选择行动党，因为它走社会民主主义路线。混合经济比极端市场和中央计划来得好。”
“若有人认为，行动党只是种族工具，麻烦照镜重新省思。只要困在种族框架，一切问题都难解决。”
“我没说，拒绝种族问题就可解决一切，但必须打破隔阂。”
“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中间路线……虽然有人说思想不重要，重要是务实。”
“不过，我不同意，因为我们必须有基本价值，以便执政后不会恋权等。”
对于旺哈米迪来说，社会民主主义犹如行动党的导航系统，引导它执政联邦后的政策方针，以便不迷失在权力角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