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新加坡防假信息法：勿忘赛先生
【青红皂白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根据巴黎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新加坡今年排名在151。早在2010年，新加坡的排名一度比马来西亚略好，但近五年的排名都未高过150。
上个月，又公布了“假新闻”法案草案，任何部长将有权认定何为有违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而不及时更正或撤下假信息的网络平台，可能被罚款100万新元。任何人蓄意散播假信息来影响大选，也可能被罚款5万新元，判监5年。
一些专家与公民组织人士非常关注“防假信息法”（POFMA），认为该法律很模糊，赋予政府的权力也太大，国内外有数十名学者也很快就联署致函教育部，指出法案里的定义很宽泛，需要确保学者不至于被判触法，否则将导致学术研究裹足不前，因为何为“事实”，在自然与人文学科里是可以不断论证或推翻的。
但一般新加坡国民对于新闻自由的课题似乎反应比较含蓄，4月28日在芳林公园发声关注“防假信息法”的集会里，就未见人潮汹涌。反观爱将新加坡捧上天，又获得总理李显龙赞赏的知名旅游博客Nas Daily，早一个星期获准在植物园举行粉丝会，就吸引到二三千人前去。
近两年年来对抗网络“假信息”的法律，其实西欧国家也有，只是关注点和作法或许略有不同。但新加坡国民“莫谈国事”的氛围，由来以久，或许真要回顾一下百年来的历史了。
【青红皂白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根据巴黎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新加坡今年排名在151。早在2010年，新加坡的排名一度比马来西亚略好，但近五年的排名都未高过150。
上个月，又公布了“假新闻”法案草案，任何部长将有权认定何为有违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而不及时更正或撤下假信息的网络平台，可能被罚款100万新元。任何人蓄意散播假信息来影响大选，也可能被罚款5万新元，判监5年。
一些专家与公民组织人士非常关注“防假信息法”（POFMA），认为该法律很模糊，赋予政府的权力也太大，国内外有数十名学者也很快就联署致函教育部，指出法案里的定义很宽泛，需要确保学者不至于被判触法，否则将导致学术研究裹足不前，因为何为“事实”，在自然与人文学科里是可以不断论证或推翻的。
但一般新加坡国民对于新闻自由的课题似乎反应比较含蓄，4月28日在芳林公园发声关注“防假信息法”的集会里，就未见人潮汹涌。反观爱将新加坡捧上天，又获得总理李显龙赞赏的知名旅游博客Nas Daily，早一个星期获准在植物园举行粉丝会，就吸引到二三千人前去。
近两年年来对抗网络“假信息”的法律，其实西欧国家也有，只是关注点和作法或许略有不同。但新加坡国民“莫谈国事”的氛围，由来以久，或许真要回顾一下百年来的历史了。
百家争鸣的旧报章时代
新加坡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它是以华族占多数，却长期在英帝国统治之下取得经济繁荣。从殖民地体制脱胎后，英语继续成为主要工作语言，也成为维系多元文化社会的媒介。可是，新加坡华人虽然在娱乐文化方面早有以英美为尊的倾向，说到社会思想方面，反而始终没有像港台那样形成追求“西方”民主自由的风气。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新加坡人在两百年以来，除了拜金主义之外，压根儿就没有文化价值观可言。单说这里的华文报章，远在网际网路发明之前，就曾有过百家争鸣的气象，自五四之后的二十年代以来，至今还保留着英文报章所没有的文艺副刊传统。
从1881年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的创刊，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已经陆续出现过大约二十家华文日报。从战后的1945年，一直到1984年新加坡报业控股成立的“大一统”时代，也曾经出现过二十多家华文报章。
《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后，当时成为报业控股执行主席的，是后来当上总统的纳丹，他在七十年代曾是保安与情报司司长。
八十年代对本地报章的监控，一般人或许会追溯到执政党1981年在安顺区的失利，让工人党的惹耶勒南成为新加坡独立以来第一名当选的在野党议员。但其实早在1974年， 新加坡政府已经铺路，修订《报纸与印刷出版法令》，后来陆续修改，内容包括发行报纸必须每年向政府申请许可证等等。
一起轰动事件，在更早的几年前发生：新加坡政府引用内安法令，在1971年5月2日凌晨，逮捕《南洋商报》的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及公关郭隆生。
政府文告指说他们主持的报章，“一方面炫耀着共产主义，同时又借着语文和文化问题鼓起种族和沙文主义情绪”。文告也说，报章不但指责政府压制华文教育，还把政府说成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这些相信是国外组织在制造麻烦。
五四运动的历史精神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周年纪念。从中国政治的角度来说，五四代表的是一场反帝国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从新马华人历史的角度来说，它也开启新文化的启蒙，指引新兴文学的方向。诚如陈独秀1919年在《新青年》里所说，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就不得不反对旧礼法、旧政治；拥护“赛先生”（Science），就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但对于当时的英殖民政府来说，他们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五四效应，却是抵制日货还有学生运动的骚乱，自此也对华校生存有戒心，开始管制。而到了1930年，在经济萧条的影响下，新加坡华文报的文艺副刊，不免以反映人民疾苦为己任，一些报章的言论也招来文字案，编辑被令解职或离境。
半个世纪后的新加坡，中英文两大教育源流大融合，华校浓缩为少数的特选中学，阅读华文报的年轻读者群自此逐渐减少。现在就算有激进的“华校生”出来谈政治，对当政者构成的威胁也相对有限。如今要再提起鲁迅所说的“吃人”社会，大家还会有什么体会吗？
假信息时代的恐惧
西方各国近来立法对付“假信息”，并非出师无名，但也仍有争议。德国方面，2017年选举以来，反对默克尔总理收留百万难民的极右派，特别渲染一些涉及穆斯林难民的犯罪事件。德国立法对付这类煽动种族情绪的仇恨言论之后，却也被认为有矫枉过正的弊病，妨碍网上的言论自由。
法国去年也立法对付假信息，来由又是2017年大选之时，显然有来自俄罗斯的假信息来源，在干预选战。大家自然不会忘记，美国川普选举的胜利，更被认为存在俄罗斯干预的效应。
但无可否认的是，川普的上台，最终也是由于选民对国内就业问题的忧虑，而倾向保护主义。同时，现在立法对付假信息的西欧国家，向来都有独立媒体，为新闻自由提供起码的保障。
至于新加坡，假如官方媒体似乎一味报喜不报忧，那么接下来大选的结果，还要看执政党有什么实事求是的新方案出台，来解决目前的民生问题了。
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