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战略空窗期下的马中关系
【每当变幻时】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将出席四月底在中国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是他重返首相一职后第二次访华。
在希盟政府质疑前首相纳吉援引中资解决债务，以及马中之间多项合作停摆之际，马哈迪四月访华之行被视为是善意姿态，也将是会上备受注目的外国领袖之一。
两国关系经过一年的调整期，预料今后希盟政府将开启新时代的马中关系，即在战略与经贸问题上分离，对中资则採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策略。
【每当变幻时】希盟政府能让马中关系顺利过渡，是因为北京目前处于战略空窗期。
【每当变幻时】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将出席四月底在中国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是他重返首相一职后第二次访华。
在希盟政府质疑前首相纳吉援引中资解决债务，以及马中之间多项合作停摆之际，马哈迪四月访华之行被视为是善意姿态，也将是会上备受注目的外国领袖之一。
两国关系经过一年的调整期，预料今后希盟政府将开启新时代的马中关系，即在战略与经贸问题上分离，对中资则採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策略。
开启新型马中关系
过去一年吉隆坡新旧政权转移，希盟政府对中国在马来西亚的重大政商利益，重作检讨和整顿，旨在清理纳吉留下的不当纠葛，可谓两国建交以来最特殊的一次。
前政府的旧包袱不斩断，新关系就无法开展，其中东海岸铁路的存续是两国高层外交的关键指标。近期吉隆坡发出讯息，东铁有望在中国同意削减工程费用后重启，据知中国从坚持到软化，最终可能達成协议。
若能跨过东铁这道关卡，就可为两国新阶段的关系扫除一大障碍。马哈迪出席一带一路论坛，意味着纳吉时代的马中关系宣告结束，正式开启希盟时代的马中关系新页，或可称为新型马中关係。
希盟政府的新型马中关系，有何特点？相信马来西亚将利用中国面临的战略空窗期，在对华政策上，一方面採取战略与经贸上分离的原则，另一方面对中国资金在此间的影响做风险评估，施行“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两手策略。
习近平面临内外考验
希盟政府能让马中关系顺利过渡，是因为北京目前处于战略空窗期，而马哈迪有效运用了这个机遇。即使马哈迪上台后中止了若干中资项目，在东铁工程上陷中国于被动，对柔佛的森林城市项目也带来压力，但北京仍然没有转趋强硬姿态，双方依然保持沟通，实源于中国当前处于战略空窗期，吉隆坡的策略不能说不成功。
中国在冷战结束后，提出和平发展的方针，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上2001年后美国战略重点是在反恐，使中国掌握到成长的战略机遇，在这段期间全力发展经济。
随着美国从反恐重心转移回来，也在歼灭伊斯兰国后逐渐抽身，重新把战略转移回传统安全，包括重返亚洲遏制中国崛起，北京就感受到战略机遇期逐渐结束。
习近平上台后，扬弃韬光养晦，以及未如西方预期进行体制改革，使美国对华政策全面改观，不会因川普能否连任而改变，这些剧变都让北京突然遭遇战略的空窗期。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任内最具战略企图的对外经略，但近五年来过度躁进，决策粗糙，连续在多国引发政治争议。
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已削弱一带一路能量，对极欲争取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而言，极须保住既有的一带一路成果，否则在党内外就面临战略空窗的窘境。
攸关东南亚地缘政治
希盟执政后，重新审视纳吉向北京倾斜的不对等关系，马哈迪敏锐地掌握到中国战略空窗期的压力。这段期间，马哈迪在外交博弈上採取主动和强势，表面上反覆和矛盾，实质是先发制人升高筹码，利用北京领导人战略上处于脆弱的时期，重新为马中关系再定位。
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当前处于不利环境，无法容许失去在东南亚属于中等强国的马来西亚。地缘上中国在东边面对日本、韩国和台湾所构成的亲美阵营，在西南则是印度，中国至今仍在努力通过缅甸和巴基斯坦抵达印度洋。而在西北，中国有新疆民族问题。
因此南海与东南亚在中国地缘政治上攸关重要，马来西亚恰好位居马六甲海峡航运线的有利位置，与中国也有南海领土争议，更在北京积极参与的东盟对话机制上扮演一定角色。有论者认为，中国一旦失去东南亚等于失去海权优势，退回只是陆权国家，不是没有道理。
面对战略空窗和海权地缘的双重需要，中国纵使对希盟政府上台后，将北京在马来西亚苦心经营的政经佈局提出挑战，也必须从外交理性和长期利益上审慎回应。况且，中国如果反应过激，即使不将马来西亚推向美国，也会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心疑虑，为美国提供战略空间。
事实上，马哈迪长期与中国有接触的经验，接受和适应中国在本区域崛起的事实，更宣称认同一带一路。希盟政府与中国的博弈是局部和有限的，谨慎地划定战场，对中国核心利益不作挑战。
站在中国角度，现阶段没有必要失去这位东南亚最资深的领袖，也避免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声势，在降溫之后不至于再受重挫。
战略与经贸上的分离
与马哈迪上次卸任的2003年相比，中国如今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有不同面貎，马哈迪也必须重新思考中国的角色。在新型的马中关系下，预料马来西亚的对华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战略与经贸上的分离，二是对中资增加风险评估，採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两手策略。
首先，马来西亚必须务实地认识到中国带来的商业利益。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地位越益重要，区域内的国家如果把中国置于对立面，并无好处，因此发展与中国的经贸互动才有利于国家利益。
马哈迪宣称，如果被逼选边站，宁可选择富裕的中国，而不是不可预测的美国，就表达了这种认识。但是，这并不表示希盟政府会基于经济利益而靠拢中国，而是会选择经贸和战略上分离的原则。
在经济、投资和技术合作上，马来西亚应扩大与中国的互动，但不放弃在战略、安全和防务课题上，与北京维持平衡甚至是遏制的策略，以维护本身军事安全上的利益，同时避免亲中立场而在国内政治上招致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事实上，马哈迪近期多次宣称南海自由航行的重要性，他反对出现大量军舰加剧紧张，不希望马六甲海峡和南海有任何战舰，若要应付海盗，配备小型船舶航行即可。
马来西亚是南海主权声索国之一，不应漠视北京试图在南海实现“中国版门罗主义”的态势。马哈迪今年三月在马尼拉接受媒体访问时，直接向中国喊话，主张中国应对其在南海“所谓的主权”有所定义，因目前北京只在自己地图上划出了“九段线”，却一直没有对主权范围进行精确划定，是周边国家无法接受的。
可是，要兼顾战略安全与经济互动，两者想做到真正的分离并不容易，不过最重要是不能表现出亲美姿态。小国如果不热切倾向美国，但在战略与安全课题上适度地平衡中国在区域安全上的角色，需要抑赖成熟的外交操作能力。
谨慎监管中国的投资
其次，希盟成员党过去二、三年对中资有不少评议，如今应该要重新建立一个对待中国投资的共识或原则。马来西亚作为开放的经济体，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资金前来投资，事实上中资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有利于各国经济成长，大马没有拒绝中资的理由。
与此同时，也是时候应该对来马的中国投资，採取一定程度的风险评估和监管策略，以保障国家利益。概括而言，即是对有利的商机积极开放，对投资风险要作有效管理。
马来西亚社会过去几年对中资的议论，撇开党派角力成份，一大关键是涌入的力度凶猛，又涉及基建、油电、港口等敏感领域，二是与政客王室的利益交换，甚至外电报导中方协助纳吉解决一马公司丑闻，这些问题都在体制内和精英阶层中引起关注。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首先有责任改善自己的政治清廉，依法行政，以及减少政治掮客从中游走寻租索利。在政党轮替后，民意也期待新政府避免过去的政商权贵利益挂钩。
另一方面，大马亦有必要强化对中资的项目审核和风险管理，并有所选择，宜根据产业政策需要接纳有利于技术升级和创造就业的投资，避免森林城市这类大型土地开发争议重演。在投资规模上，要考虑马来西亚社会经济的承受力，包括对新移民的管控。
近一年来，中美贸易战引爆对中国电信企业的安全顾虑，马来西亚至今仍接受华为的设备，不过未来对特定的中资在国安、环保、劳务、原材料、政治游说等层面的风险监管，相信会越来越受重视。对涉及中资的策略性并购和收购，也应作出更谨慎的风险管理。
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逐步展现出中等强国的自觉意识，对区域课题具有倡议能力，可是在纳吉九年执政期间，大马逐渐失去中等强国的威仪。
马中关系经过一年来的调整期，突显马来西亚试图重建在东南亚的中等强国声望，在面对区域强权时，其实是有条件体现独立自主的对等原则，如何扭转弱势，与周边大国进行战略周旋。
潘永强，政治评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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