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关系在首相阿都拉上台后，一直令人有所期待。因为阿都拉被认为外交手段比较委婉，不同于马哈迪的“喇叭式”对立外交模式。而且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2000年政改运动高潮时亲自到访吉隆坡，就对时任副首相、拥温和回教背景的阿都拉寄予厚望，语多鼓励。国内外媒体普遍认为马哈迪的退位，是改善马新两国的契机。

果然在阿都拉上台后，马新两国就开启高层领袖之间的“高尔夫球”外交。新加坡前首相兼资政吴作栋还任特使，到布城与阿都拉会谈，使人认为过去紧张的马新关系已经有所松驰。

“配套”议题棘手

马新关系僵持不下的所谓“配套”议题，包括柔佛供应新加坡食水价格的重估，马来亚铁道局位于新加坡的地段和丹绒巴葛火车站及税关检查点，新柔长堤的重建，马来西亚工人提取本身在新加坡的公积金，以及新加坡空军欲使用马来西亚领空等。

马来西亚曾经在2003年针对新加坡在地不佬海峡填土一事，把新加坡状告至海牙国际法庭，。不过两国最终在2005年签署协议书化解这项纠纷。目前马新仍等待国际法庭判决，位于柔佛海峡东部的白礁岛主权属谁。

不过，当巫统喉舌《新海峡时报》在1月下旬率先报导，大马政府决定自行在农历新年后，就动工兴建弯桥取代新柔长堤，马新关系似乎又蒙上一层阴霾。

这座弯桥（官方称为美景桥，scenic bridge），在马哈迪临下台前匆忙通过，衔接涉及改变新山的市容的大型地产发展计划，既“南方门户中和发展计划”。对于媒体的报导，新加坡外交部表示疑惑，并在本周一发出“第三方信函”给大马政府，要求解释美景大桥事宜。

不过阿都拉透露，为了避免成本高涨，大马不会再拖延建桥工程。根据阿都拉，新加坡心知肚明大马肯定会建新桥。不过究竟是直桥还是弯桥，则操在新加坡的手中。双方矛盾再次显现。

恰巧的是，马新两国外交部长在上周末与新加坡举行高尔夫球锦标赛，在这个非正式外交活动上，触谈弯桥事宜。高尔夫球赛后，外长赛哈密表示双方虽仍在协商，但是在马来西亚领土内测量水质和地址的前置作业仍将继续进行。

赛哈密也透露，双方已经鉴定兴建大桥谈判中所出现的问题，预料将在正式的会谈上缩小谈判问题的范围，并由官员拟成报告，供两国最高领导参考。

兴建新大桥势在必行

不过，马来西亚战略分析机构首席分析员黄永安（作图）则认为，新大桥的兴建，已经是势在必行。

“兴建大桥的决定，大马已经考虑了很久，并不会因为领袖的会面和谈判而改变。马新双方目前是在进行博弈，主导的想法是高涨的主权意识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并非共同求财发展。”

非正式会面防关系恶化

黄永安不同意两国外交部长之间的非正式会面，还会对美景大桥的兴建，带来任何改变。他认为双方非正式的会面，只能达到防止关系进一步恶化，以及确保两国领导高层之间的沟通管道的顺畅。

“当然不否定，宣布兴建弯桥也是一种增加本身谈判筹码的手段，强化本身在其他课题上的立场。做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姿势给你看，表达我们的决心，也顺便威慑对手。”

他也不否认经济因素在这个课题上的影响，“在后马哈迪时代，强人不再镇住一切，地方诸侯和各利益集团会为了本身的经济利益而试图影响外交政策”。

“不过更重要的是，巫统式的狭隘马来民族主义对1965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心结仍在，而且更不堪新加坡的成就。在关键时刻这种集体的非理性思维，又会蠢蠢欲动。”

阿都拉改变的只是姿态

黄永安也认为首相阿都拉（作图）柔软的外交身段，不代表他已经放弃了马哈迪的外交政策大纲。

“除了与大国政治的关系不由我国主导之外，阿都拉仍旧持续马哈迪22年内所篇重的第三世界、东合与回教国家为重点的外交路线。”

“阿都拉所替换的只是展现出友好的姿态，弥补马哈迪过去比较张扬的外交姿态，重新平衡与过去“交恶”国家的关系，并非在政策内容上有做任何的变动。当然这也反映了马哈迪的影响力犹在。”

阿都拉在90年代初期重返新巫统后，就长期担任外交部长，也曾是马哈迪外交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两国主流媒体须负一定责任

黄永安指出马新关系的变化，与两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导有很大关系，“由于两国的主流媒体都受政府控制，放话的主流媒体亦是政府的喉舌。主流媒体的报导，正反映两国决策圈的想法和心态。”

他分析说马新两国的矛盾之所以突显，与近年来两国在经济结构上的竞争有关，更受到中国和印度崛起的外在因素影响。

“正如逐渐褪色的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过去一直仰赖吸引外资的优势，尤其是拥有庞大的受教育劳动力，和卓越的英语能力已经逐渐流失了。”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近年来一直针对同样的经济项目展开竞争，如柔佛的港口（与新加坡港口竞争），新加坡打算在圣淘沙岛兴建赌场（针对云顶赌场）以及机场和航空业的竞争也明显白热化”。
地缘政治影响力重新浮现

黄永安认为从全球化趋势来看，若要与幅员、人口相对庞大的中国和印度竞争，缺乏经济和资源的新加坡必须重新思考与其“传统腹地”的马来西亚的政经关系联系。

“地缘政治会因素再次浮现。近年来新加坡其实一直参与马来西亚的经济和政治议题的讨论，并默默地参与一些重要的领域的投资。这包括持有官股公司和执政党企业的股份如普腾和《新海峡时报》，还有众多新加坡人也拥有马来西亚地产，试图维持一定影响力。”

“当然无法否定的是，两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上仍有所差距，尤其是种族政治和经济固打制等。从新加坡的角度而言，当然希望假以时日，这些差距会逐渐去除。那么两国才有可能从缔造共同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共同的关税联盟(Common Custom Union)、相同的经济市场(Common Economy Market)去打造双赢的局面，甚至参考欧盟的共同政治联盟(Common Security and Diplomacy Policy)，拥有共同协调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改变两国长期以来阴晴不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