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街到返乡作为抵抗：访农村武装青年主唱阿达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十年前，国光石化公司提出大型石化工业开发案，原本选址台湾云林离岛，后来因环境评估受挫而改为计划在台湾彰化浊水溪河口。台湾环保署展开多年的环境评估，由于此开发案计划在浊水溪的湿地填海造陆，台湾国宝白海豚的栖息地受到威胁，抗争运动持续多年。
2010年6月9日，有名穿着白色T恤的青年背着吉他走进环保署环评审查会场，以公民身份登记发言。发言时间只有3分钟，他打开麦克风后却说自己要唱一首为故乡写的“儿歌”。接着，他就眼睛直盯着国光石化董事长陈宝郎和国光石化总经理曹明，唱起了自己创作的《白海豚之歌》。
“有一天，一只白海豚游过西海岸的海边，找不到妈妈哭不停。孩子啊孩子，快来啊，白海豚在找妈咪。孩子啊孩子，快来啊，找不到妈咪哭不停。” 这名戴着黑色全框眼镜的白衣青年，以台语对着西装笔挺的环保署官员及大财团董事诚恳地唱着。
当时，尽管董事长曹明不耐烦地斥责他“浪费时间”，然后手顶着头闭着眼逃避直视他，他还是坚持“不合事宜”唱完了一首歌。他就是台湾独立乐团“农村武装青年”的团长江育达，大家都称他作“阿达”。
“那时候我跟彰化环保联盟一起参与反国光石化的运动，我们认为环评大会总是让环保团体或学者来讲一讲话，已经变成一种形式了。他就是给你三分钟发言，你讲完，整个形式走过一遍，最后他们还是一样评他们自己的。”
“既然环评大会已经沦为一种形式，而且你跟他说了也都没用，不如就来做好玩一点的事情，或是来些让他们傻眼的事情。反正我们讲话你也没在听，那我不如唱歌给你听。我就以公民的身份去登记发言。而且我的身份很符合，我是在地青年耶！我彰化青年耶！”
时隔9年后，阿达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忆起自己当年“故意来乱”的抗争往事，这种以自身力量直接对抗霸权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虽然带着“好玩”的心态决定要做，但他勇敢地扰乱既有形式的当下，其实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唱完后离开现场独自坐上巴士还泪流不止。
“你感觉自己是个赤裸裸的公民，你什么都没有，你眼前的是财团董事长、总经理、环保署署长，而且环保署是站在财团那一边的。那么庞大的体系，而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我要把我的歌唱给你听。这件事对我来说压力好大好大好大，大到我有点快喘不过气来。”
后来，国光石化真的放弃了在台湾设厂。然而，这当然不是因为阿达，而是因为前朝纳吉政府的主动邀请下，国光石化转而进驻马来西亚柔佛边佳兰。
阿达坦言，当时他非常清楚自己到环评里唱歌其实无法“感化”财团董事或改变结果，甚至只换来他们的“瞧不起”，但他还是对自己在环评大会上扰乱主流秩序的勇气感到骄傲。
“这不就是摇滚精神吗？我听了那么多年的摇滚乐，这不就是它告诉我应该要做的事吗？” 这类稍微扰乱这个主流社会秩序的“次文化”行为，向来是阿达喜欢甚至着迷的事物。透过行为直接试探和动摇既定的形式或社会主流标准，是他自始至终不断在做的事情。
回头玩Acoustic反而更摇滚
阿达生于台湾解严的1980年代，从小在彰化田中的乡村里成长，中学开始接触摇滚乐，在学生乐团担任电吉他手，大学时期在台中东海大学念哲学系，同时也在乐团中担任爵士鼓手。大学时期开始，他经常奔走社会运动抗争现场，看过台湾客家庄美浓的独立乐团“交工乐队”及工人乐队“黑手那卡西” 的演出，见证这些音乐前辈如何透过表演艺术探问社会底层问题。
大学毕业后，阿达曾经在乐器店担任销售员，后来也曾经在台中开设咖啡店，以“公平贸易”的经营理念售卖咖啡。同时，他在创立农村武装青年之前，也加入其他独立乐团成为业余鼓手。
2007年，台湾早期麻风病院“乐生疗养院”面临拆迁时，他当时所属的乐团受邀到抗争活动中表演，惟其他乐手忙于工作无法参与，阿达心想“你们不去，不如我去”。于是，他第一次鼓起勇气自己当起了主唱，找来几个朋友临时组团，发表了当时已累积的几首创作。
“从乐生那次表演唱完回来之后，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自己组个团啊？我当时脑中浮现交工乐队和黑手那卡西的那些印象，我想自己好像可以组个团，用音乐来谈谈些什么，表达些什么。”
同年，透过17次放置爆炸物来抗议台湾政府签署WTO开放进口稻米的 “白米炸弹客”彰化青年杨儒门，获得台湾总统特赦出狱。因为这个恰好的时间点，同样身为彰化青年的阿达正式创团时，决定把乐团取名为“农村武装青年”，以向杨儒门致敬。
“农村武装青年创团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不想要再玩插电的乐器，我不想要再电吉他、电贝司和爵士鼓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我听太多了，而且我以前就是在玩这样的东西。我的个性比较反骨，很多人做的事情我就不要，大家一窝蜂在玩摇滚乐，我就觉得我缩回来玩acoustic（指民谣吉他）其实反而最摇滚。”
农村武装青年创团初期的音乐编制相对简单，以木吉他、弦乐与鼓为主， 3名成员经常在台湾各地奔走声援社会运动，包括其中包括部落拆迁、乐生拆迁、台湾农业及土地议题的抗争运动。第一张专辑《干！政府》集结的作品充满对政府官僚的不满，以直接而粗壮的方式表达狂躁和愤怒。
撕掉“社运”标签离开同温层
农村武装青年2007年成军，至今已经迈入12年。创团初期，阿达以音乐作为凝聚众人的方式奔走社运现场，同时也以音乐作为向当权者表达要求的尖锐武器。“我觉得我并不只是唱给下面的听众听而已，当在舞台上唱歌的当下，如果那个范围放大， 我们是一起在这个场合面对那个政府。另一种角度来看，也是我们一起对着我们以外的社会群众。”
“歌其实比那种在现场的论述拥有更大的传播力，我离开了那个抗争现场之后，我还可以在别的地方唱。当我在别的地方唱的时候，我还可以去聊这个议题。当我有了实体录音发行了专辑，或是放到网路串流之后，又更可以传播更远。这就是音乐好玩的地方。”
然而，示威者走上街头上拉着布条、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诉求，抑或静坐等待权力者出面沟通，这种粗壮而直接的社会运动抗争方式，能够吸引和触及的社会人群终究有限。阿达虽曾经在社运现场的弹唱之中找到感动，但他后来仍然看见了这样的局限，决定“故意”离开了社运现场。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诚实的话，就是我宠坏了这些社运团体，让他们没把戏。就是说，你今天要搞一场运动，然后你每一次每一次就是要请一个乐团来这边唱歌。你没把戏了吗？累不累啊？换点别的好不好？”
“其实不只我啊，其他的团体也反思到这件事。台湾到后来就是每一场运动都会请一些乐团来唱，大家就当作去听演唱会这样子，大家就听得很开心。我觉得超无聊，我后来去都不想去。我也不是说不认同这样的方式，只是我自己有点厌倦。”
当初，阿达的反骨性格促使他以音乐进行文化干扰，尝试突破环保署环评会议的形式主义。后来，他也逐渐厌倦“抗争现场必有乐团”的模式，希望能够戳破这种形式的局限。
“我一直希望我的音乐传达可以更广泛，所以我一直在做修正我的做法。我一开始的东西是最直接的，真的几乎就是唱给抗议的人和我所抗议的政府。那时我没有在管它美学问题，我只有在管它情绪问题。”
“然后，慢慢的，我开始觉得这样的群众好薄弱哦。永远只是在同温层，我就觉得，这些原本就关注议题和愤怒的人，根本就不用再听我的歌了。”
农村武装青年早期曾经被定位成“社运乐团”，惟阿达看见抗争现场弹唱的形式局限后，决定先撕去“社运”的标签，先做好“乐团”应该做好的事，让音乐突破“同温层”。
回乡贴近土地抵抗发展
离开社运抗争现场之后，农村武装青年“做乐团会做的事”，靠着音乐节、县市政府或乡镇公所的活动、社区巡演等等演出收入维持生计。阿达把心思专注于提升自己的音乐美学，回头找寻更多身为“台湾人”的文化基础和底蕴。随着他的转念，农村武装青年从三名团员逐渐扩编，纳入更多不同乐手和声音，音乐组成也变得更为丰富而细腻。
“我把音乐放在最前面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开心，因为我可以很自由地做我要做的音乐。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音乐人要做的事情，后来乐团才慢慢扩编。《根》那一张专辑是六个人去做的，我希望把音乐的层次拉得更大。我其实后来更重视音乐性，我所想的事情除了歌词要表达的事情以外，我完全都在想我要如何去做音乐，怎么它做得更美，或是说自己更爽。”
农村武装青年12年来团员组成经历多次变动，惟不变的是作品题材仍然围绕在关注土地、海洋、河流，也就是人与生命最初开始的地方。不论在哪个国家，所谓“发展”的样貌总是极其相似，不外乎是伴随着铲平式的地景更新，华丽的商业大楼四处拔地而起，新兴住宅房产的广告耸立在马路分叉口。不论是北京、台北，还是吉隆坡，这些“都市计划”都是拥有资本主义基因的孪生兄弟，长相极其相似。
以“发展”和“进步”之名，世界各国都正在经历都市化的过程，都市人口越渐密集，人们也逐渐远离山、河流、海水、土壤。台湾近十年也同样经历着巨大的地景变迁。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生活在台中的阿达，看着四周围的广阔农田不断被政府征地，卖给发展商建造高楼大厦炒房地产，激起他对都市化的极度反感。
反骨的他又开始逆着主流社会的陈规，他在2015年与伴侣兼乐团大提琴手俐君一起搬回家乡彰化居住，以身体和实际生活作为抵抗。都市的急躁生活曾经刺激他的愤怒，使他写出许多充满批判精神的作品，然而，他回到乡下生活后，反倒因为舒适而面对了新的困境。
“生活在很压迫很紧绷的城市时，那些很不舒服的感觉，我写了很多很批评的歌。可是我回到乡村之后，我开始感觉怎么好像都没有办法批判。生活变得很舒服的时候，我甚至有一年的时间我找不到一个创作的身体感。”
“我在城市里面的那个东西就是摇滚乐，因为很急躁，很急躁，很急躁。可是你回到乡村的时候，回到乡村就有点格格不入。摇滚乐从来就不是农村的产物，它的历史起源是工业社会。我回到乡村之后，那个节奏感突然我好陌生。”
告别愤怒再为浊水溪写歌
阿达与俐君两人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彰化定居，除了是以自身生活方式抵抗资本主义对“发展和进步”主流解读方式，亦是阿达实现自己贴近土地与河流，更深入理解和接近自己家乡，以寻找 “台湾”文化底蕴的愿望。
阿达在最新专辑《根》为《浊水溪溪水流》的介绍中写道：“为了抗议国光石化抢水，我曾愤怒地写下《浊水溪出代志》这首歌。回到家乡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也不太了解这条母亲河。看完张素玢老师写的《浊水溪三百年》，我找了各种材料，拿着它们一个一个踏查。”
“我想起许多年幼时期常念的花草鸟兽名字，20年没讲，全陌生了。我决心为浊水溪再写一首歌。世世代代的前辈在这条河流上耕耘，才有我在这里出生，现在我又流回这里。”
虽然两首歌同样在写台湾的浊水溪，但若以《浊水溪出代志》对比《浊水溪溪水流》，后者的编曲层次和旋律编制明显更丰富，听者闭上眼睛仿佛可以看见这条河流，理解阿达说要“回头去理解和寻找”的东西。
阿达回到彰化后，当然不只是每天到河边散步。他给了自己许多“功课”，除了观赏和聆听台湾庙宇的音乐，研究歌仔戏、牵亡歌、民间戏曲，他也到台湾各地学习月琴及三弦等传统乐器，重新回头仔细深入地学习台语发音和古老的用词，捡拾起自己过去遗忘的自身文化。
“这些东西原本就应该在我们身上的，它是我们的母体文化，但是它却是从我们身上被剥夺的。它是不被主流的社会或是主流的教育所在乎的。为什么我小时候音乐课我要唱什么《青藏高原》这种国民党的爱国歌，这干我屁事啊？”
“主流教育应该要教我什么是歌仔戏，什么是台湾的民间戏曲文化，什么是南北管，这才是跟我最贴近的。我会觉得，我身为一个台湾的音乐人，然后我不懂我祖先的音乐，我走到了国际上我会觉得我好逊哦！今天如果一个德国人问我说，你们台湾的音乐是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丢脸，我为什么不知道？”
阿达坦言，乡下长大的他其实本就对歌仔戏、布袋戏和庙宇文化不陌生，但是他也曾经认为这些东西很老土。“直到我接触听到交工乐队，他们把唢呐的东西融进去他们的音乐，我才打开那个脑袋开窍。我才开始意识和反思自己的文化是被剥夺的，而我竟然还跟那些剥夺我的人一起取笑我自己的文化。我开始突然变很生气，我觉得我一定要把我的文化找回来。”
以音乐走向世界介绍台湾
中国与台湾两岸关系是数十年来未解的难题，中国近年来对台湾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这股外在的力量反而刺激着农村武装青年的“台湾认同”更为坚定。农村武装青年今年1月应邀前来马来西亚吉隆坡参与“城市巨响音乐节”，阿达在马来西亚的舞台上自我介绍时，语气和缓而坚定地说：“大家好，我们是农村武装青年，我们来自台湾。台湾不是中国。”
12年来，阿达从粗野呐喊对抗台湾官僚，到以音乐鼓舞抗争现场的同伴，到离开社运前线回归故乡土地，如今他已逐渐将“捡回的自身文化“融入音乐创作，带着它们跨越国界，用音乐表演艺术向世界各地的人介绍什么是“台湾”。
阿达受访时说，撇开文字和语言，音乐本身是无国界的，而他带着农村武装青年的音乐跨越国界，让音乐的美学向世界各地的人表达什么是“台湾”。
“我希望让我走出台湾的时候，大家听到我的东西，听见这样的音乐呈现方式，能感受到我想呈现出来的那个美学。我是想告诉你，这就是台湾，我来自台湾。 ”
无论是以自身的力量抵抗财团，或直接参与社会运动，或身体力行返乡生活作为抵抗，或是在中国的势力下坚持以音乐表达“台湾”，所有的行为或作品只要足够贴近现实，就难免会反映出政治性，因为现实本身就拥有政治性。
阿达走着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但他却自豪地告诉记者：“说实在的，世界上有很大部分的人没办法自由自在，我们有太多大环境的影响，让你没有办法真正地自由自在。但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是自由自在的。”
